反观美国，经济则开始反转，消费者信心在增强，失业率在下降，至少在经济领域，美国大有王者归来的气势——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预测，2015年下半年美国GDP增幅将达到3%，世界经济未来有望迎来双发动机，一个是中国，另一个则是摆脱了危机的美国。

　　美国为什么能？不外乎以下几点因素。

　　第一，“页岩气革命”和“再工业化”。之所以要突出这一点，是因为这或许是美国21世纪最重大的创新，并将深刻改变世界能源格局。正是受益于“页岩气革命”，美国本土油气开发成本大幅下降。很多人或许难以想象，在发达国家的美国，油气价格竟然要大大低于我们中国。低成本，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强大竞争力。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在金融危机后痛定思痛的奥巴马政府，开始努力推动美国“再工业化”。在过去几年，在 “再工业化”大旗号召或政府施压下，谷歌、通用电气、卡特比勒、英特尔等大公司公布了将部分高端制造业务回迁至美国的计划。这里面不乏政治表态的因素，但对美国经济显然也有提振效用，并有助于美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第二，“再苦不能苦创新”的体制。“页岩气革命”之所以能发生在美国，固然与美国对油气的渴望有关，但更与创新机制不可分。《华尔街日报》曾公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即使在金融危机最为猛烈的2008年第四季度，在除汽车和医药企业外的美国28家大企业中，其当季度收入虽较前一年同期下降了7.7%，但研发费用只微幅下降了0.7%。其中，微软、IBM、波音、杜邦、卡特彼勒等许多巨无霸企业研发开支还出现了明显增长。

　　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灵魂，对一些大企业来说，创新就意味着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这没有太多的捷径。从美国大公司研发费用的强劲表现可以看出，金融危机既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也是各个产业可能重新洗牌的机会。一些美国大公司早已未雨绸缪，为经济复苏后的竞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 “橄榄型”社会结构。作为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社会，美国大部分民众属于中产阶级，穷人和富人都是相对少数。尽管在金融危机中，富人变得更富，穷人无力度日，一度激起民愤，并引发“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但总体看，美国“橄榄型”社会结构并未改变，这显然有助于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橄榄型”社会有较强的消费能力，这正是驱使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在危机之前，美国是消费过多，赤字高悬；但经过危机调整，美国人消费渐趋理性，政府也努力削减赤字。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如果能够实现，美国经济否极泰来不是一句空话。

　　另外，不能忽视的还有美国所独有的“美元红利”。在金融危机时期，美联储开动印刷机，通过量化宽松将滚滚美元推向市场，从某种程度上，美国是借助美元的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让其他国家承担了美国的负债。这种美元的“铸币税”让美国受益颇丰，却让其他国家面临剥削。量化宽松时，它们向美国交付红利；终结量宽时，它们则面临外资出逃和经济失血。

　　所有这些因素，使美国经济有着较好的弹性，并相对较快地走出了危机。而在上述四个方面，其他国家尚很难与美国相提并论。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为例，在创新问题上，坦率地说，我们还无法望美国之项背，有多少重大的发明发现，发生在中国而不是美国？在消费问题上，普通中国人也没有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倒是去美国购物的中国人不少。在“铸币税”问题上，人民币还不是可兑换货币，而中国反倒拥有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的国家，美国则根本不需要!

　　当然，美国有美国的优势，中国也有中国的长处。中国的后发优势，人口和改革的红利，勤俭持家的传统，有远见的改革举措……正是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中国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成为新兴国家中的亮点，也取得了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惊叹的成就。创造了“金砖四国”概念的前高盛资产管理部主席吉姆·奥尼尔也曾说，如果他还能更改概念，那么除中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应该列入金砖之列。

　　但没有永远的成功者，在世界经济的全面竞争中，稍一不慎，则可能满盘皆输。巴西俄罗斯等国的目前的困境，有美联储退出量宽的原因，也有自身改革不力的缘故——在经济繁荣时期时，这些国家丧失了改革的紧迫感和动力，等到新危机到来，则困难重重。而且，全球竞争并不都是和平公正进行的，其中也不乏陷阱和算计，美国退出战略的时机，市场准入的种种限制，未必就没有针对新兴国家的意图。

　　反观美国，反思中国。取长补短，居安思危，我们方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再上一层楼。

　　（作者：刘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