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到底靠什么？对此经济学家可以罗列出一长串清单，但是显而易见经济增长关键在于人，在于企业家的精神，在于企业家的投资欲望，对投资预期的信心，而不是扩大消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果企业家不动，那么再推再拉，也无济于事。而要让企业家动，就要让他们感到投资是有利可图的，要用利润去引诱他们。同时，要让企业家感到投资是安全的，是有保障的。否则谁会去投资呢？而没有投资，经济又如何会增长呢？所以，问题在于尽管我们身子已经在市场经济之中，但是我们的脑子却还停留在过去计划经济的时代。与此相对，在西方尽管他们的脑子是市场经济的，但是他们的身子却已经陷在福利经济中，且无力自拔，所以他们的经济问题更是无解的。

　　经济危机是危机吗？一般认为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也是现代社会的制度危机，但是这是一个错误。不错，从表面或者短期来看经济危机是危机，因为生产过剩导致投资无法盈利，企业倒闭，失业巨增，经济陷入萧条与衰退。但是，从长期来看经济危机实际上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是经济进步的动力，它说明原有产业结构已经过时，人们的需求已经满足。它提供一个信号，告诉企业应该转型升级，应该采用新的方法或者生产新的产品去满足人们新的需求，由此结果是人类经济，产业结构与需求的不断进化，发展与繁荣。

　　事实上，经济的繁荣，萧条，衰退与复苏正是人类经济不断发展的一个过程，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周期性的不断螺旋上升的过程。所以，经济危机不是危机，而是发展的动力，它是黎明前的黑暗，不是世界末日。而如果认为经济危机是危机，并由此对危机采取所谓的反周期政策，无疑是打乱了这一进程，延误了经济结构的调整，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方向的迷失与长期停滞的经济后果，对此我们不妨可以看一下目前西方社会的状况，就可以清楚这一点。

　　古典经济学家至少从亚当•斯密到密尔他们很少注意经济危机，生产过剩等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经济还是一个处于短缺的时代，另一方面更因为是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生产过剩是好事，过剩了说明人们需求满足了，那么就可以生产其它的东西，这不是一种进步吗？经济发展不就是这样一个永无止境，不断满足人类需求的过程吗？在他们看来需求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而人类的需求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类总是先满足最基本的需求，当一种需求满足了，人类就会有新的需求，而且永无止境，就像渔夫的老婆那样贪婪。

　　第一，因为人类的需求决定了人类的经济活动，所以经济总是不平衡的。人们总是先生产最需要的东西，因为这样生产才能够有利可图，没有需求哪里来利润？而利润的下降说明一种需求的满足，于是又有新的需求，新的生产。而且从需求角度来看，世界各国也是不一样的，这样也就有了贸易，大家互通有无。

　　第二，人类经济活动是永无止境的，因为人类需求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类总是追求没有的东西，总是会想出新花样，总是不满足。所以，密尔曾经讲到，经济不发展要么是人们欲望不够，要么就是科技不发达。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讲，经济活动就是这样一个永无止境与不断进化的过程，哪有什么生产过剩，哪有什么经济危机。

　　但是，拿破仑战争后特别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经济危机，并且认为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制度问题，生产过剩是因为消费不足，消费不足是因为分配不均，分配不均是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所以，要解决生产过剩，解决经济危机就要从外部改变所有制问题，或者从内部通过改良的方式和实行累进税再分配的方法来缓解分配不均，提升有效需求，化解经济危机。而全然没有注意到经济危机发出的信号，要求如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生产力，调整经济结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的进步，其结果是经济发展偏离了经济自然进化的正常轨道。

　　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国家和社会主导的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即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闪亮登场的NHS）。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

　　可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下行推动了西方政治与经济的再次转型，标志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其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应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那么，向前又是什么呢？显然，对于经济危机的不同认识，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解决方案，而不同的解决方案自然导致不同的经济后果。

　　如果认为经济危机不是危机，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并且实际上是经济最有创新与活力的时期，是经济结构改朝换代的驱动力，那么由此势必推动经济的进化。当然问题是要做到如何在生产过剩时，有序撤退，有序前进，对此如经济学家熊彼特讲的，虽然试图无限期地维持过时的行业没有必要，不过不让它们一下子崩毁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认为经济危机是危机，解决的方法是采用反经济周期政策，这样无疑是打乱了经济进化的自然进程，失去了经济结构改朝换代的机会，最终势必导致经济的长期低迷与停滞。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哈耶克或者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经济后果，后者可以称之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