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五年前，我们就提出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五年过去了，这已经成为事实了。

　　我们现在研究中国问题有一个很大的理论框架需要认真考虑。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所重点研究的是经济起飞的问题，但是经济起飞以后持续多长时间，到一定程度以后怎么来降落，落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再持续增长，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研究。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经济学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可以有所突破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或者中高速增长，底在何方。现在经济还是一个下行的态势，目前下行的压力比较大，最近的数据也表明这一点。

　　我用的概念叫做转型再平衡，是一种供求平衡的状况，将来会落到一个中高速，那是另外一个平衡点，也会达到另外一个供求的平衡。我们现在是要实现一个平衡的转换或者一个再平衡的过程，我认为要过三关：

第一关，高投资要触底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从需求的角度，高投资过去一些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大概占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计可以解释中国投资的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所以形象地说，高投资要触底，是三只靴子要触底。

　　第一只是基础设施的投资要触底。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峰值在2000年左右，最近一些年基础设施投资速度也比较高，主要是政府手里稳增长的工具。出口现在已经触底了，但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出口对GDP增量的贡献实际上很小，关键问题是它带动了国内的投资，这是对国内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房地产，最近两年时间争议比较大。我们判断房地产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因为构成中国房地产70%以上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到1300万套住房，这个数值去年已经达到了，达到以后这个总量走平，然后逐步下降。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20%到30%，去年是11%，今年上半年实际上已经低于5%了，达到4%左右。最近一两个月，房地产环比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我个人估计可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房地产投资的同比增长速度也会出现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长再次由负转正的时候，可以认为房地产基本上触底了。

　　房地产触底以后，基本上高投资也就触底了。高投资触底以后，中国经济这一轮的底的问题，从需求角度来讲，基本上也就探着了。现在顾虑的一点，就是这个速度会不会下降得过快。所以还在稳增加，增加一些投资，找一些新的投资增长点。我觉得我们的眼光要转一下，转向已有的增长领域。我们已经搞了很多年的投资，很多地方效率是很低的，那些低效率的洼地能不能打开，打开后投资潜力还很大。

　　我最近一直强调两个领域，一个是行政性垄断的行业，比如说电讯。能不能准许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运营商进入，以利于竞争？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讯市场，理应成为电讯资费最低的市场，要达到低点，还是要放开准入。另一个是石油，自贸区要搞石油的期货市场、现货市场，市场建立起来以后，关键是把国内和国际市场打通，打通国内引入竞争以后，未来大家对两桶油抱怨的现象和原因可能就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第二个领域，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要素的双向流动优化配置。我觉得这个潜力很大。我们一定要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在内，在确权的基础上，通过流动、交易，它真正的价值才能得到显示，才能得到提升。最终城乡之间要素的分配或者优化配置是要服从这个大道理的。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认识上的、法律上的、体制上的、政策上的障碍，如果能打通，投资的潜力还相当大。

　　其实现在相当多的城里人愿意到城市带里面的中小城镇去居住，房子价格便宜一点，质量好一点，生活费用低一点，房前屋后种花种草种菜。据调查，北京有5%到10%的居民是有这个意愿的。另外大量制造业的企业包括部分服务业的企业要转到中小城镇，这样才会有竞争力。

　　我们过去的城市体系基本上是一个孤岛式的城市，现在要把它变成一个网络型的城市，城市之间是要发生联系的。这种情况下，互联互通、人员的居住、产业的重新分布，会产生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所以我特别强调一点，稳增长和放开准入要挂钩，这样的话潜力还有，不至于增长速度跌得那么快。

第二关，严重过剩的产能退出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过去五年需求一直在往下走，主要是基础设施、房地产，与之相对应的供给方面主要是重化工业也在调整，但是调整速度相对比较慢，所以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据我们对一些重要行业的调研和计算，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过剩幅度一般在30%左右，这样就出现了长达40多个月的PPI的负增长，目前负的幅度已经超过5%。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式通缩的问题。

　　说到通缩，我本人一直认为中国的通缩跟西方国家的通缩不是一回事，因为企业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因为货币不足而引起的通缩，它是由于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大量产能，没有随着需求的收缩而迅速地收缩而形成的。PPI的下降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业企业盈利水平超过一年的连续负增长，才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做了个分析，在工业企业PPI负增长这个过程中，我们称之为严重过剩的产能的行业是五大行业：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这五大行业的PPI大概是负增长20%左右，对于整个工业PPI的下降贡献是在70%以上。目前工业利润下降中，这五大也利润下降的贡献率也在70%左右。所以如果这五大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得到纠正，其实中国工业企业目前的状况还是可以的，和去年没有太大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格局。

　　按照逻辑上来讲，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减产能。比如减20%、30%以后，供求平衡了，PPI就会回升，企业盈利就会好转，至少是好的企业能够盈利，这个行业就可以持续发展下去。减产能并不是在优胜劣汰下关停企业，我们做过调研，现在减产能比较难的原因有几条：

　　第一，很多地方，特别是重化工业比较集中、产能严重过剩比较严重的地方，稳增加的压力更大。因为减产能才能稳效益，但是在这种场合，稳增长和稳效益是有矛盾的。第二，各个地方都是想让别人减，自己不减。因为这些行业供求平衡以后还有赚钱的机会。最后如果要减产能，对企业来讲难题也很多，比如说职工安置问题、社保问题，特别是一些大国有企业的问题相当突出，还有银行坏账的问题。

　　有人提议让僵尸企业退出，问题是怎么退出呢？我最近调研了一个煤炭企业，生产一吨煤的成本将近400块钱，卖200块钱，生产一吨煤大概赔100多块钱，但是停产以后问题更多。企业坚持下去，靠的就是银行贷款，所以银行支持实体经济非常关键。但是实体经济靠这种方式支持的话，也非长久之计。

　　所以我感到减产能的问题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效益持续下滑，接下来就是金融风险加大的问题。但是各个方面对这个问题缺少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有效的办法。最近我们调研之后提出了一个配套的想法。从全国提出一个减产能的配额，各个省等比例发放下去，但是允许配额之间进行交易。同时给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可以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对银行坏账，坏账指标还是要用起来，要给一套解决问题比较有效管用的办法，使减产能有一个有效的推进。

第三关，新的增长动力要能够形成，部分有效地对冲原有动力的下降

　　新的增长动力大概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所谓新的产业。但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以后像房地产、钢铁、汽车这类能把经济带上去一两个大台阶的所谓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没有了。所以新的动力可以形成，但是它对原有动力的对冲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能够完全对冲，那中国经济不存在增速下滑的问题。第二，转型升级，比如机器换人工以及绿色发展。第三就是创新，目前最活跃的就是互联网+。

　　但是这类新的动力有几个特点需要关注，首先是对冲率是比较有限的，不能有太高的估计。其次，它是一个新的要素组合，原有的要素很多不管用了，需要一系列新的要素。投资需要风险投资，要素的组合是不一样的。最后一点，这种新的增长点，大部分属于替代性的增长。什么意思呢？传统的商业企业正在遇到困难，有些著名企业已经关门了，比如出现Uber、滴滴打车这些企业很好，但是出租车司机有意见了。

　　另外现在机器人替代人工也很快，但是机器人出来以后，人怎么办？所以替代性增长的一个特点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在提高效率，但是它会引发相当严重的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甚至是严重冲突。这对各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更重要的一点，我们预期的增长动力，现行面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超过以前。十个人创新，七八个是要失败的，最后成功的是少数。

　　另外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去那种指定技术路线、搞产业规划的方式，成功的机会几乎很少了。所以现在特别强调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我个人理解，市场就是让更多的人去试错。市场里大部分人都是错的，给那个正确的人创造了条件，最后产生出正确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如果这个问题不落实，中国下一步创新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三关，总结一下：第一，稳需求要进一步放开准入；第二，稳效益关键是要减产能；第三，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这个能带来多少量的新的增长空间，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关键是在转换增长方式，在提高效率，这是下一步真正经济具有可持续性和后劲的关键所在。

　　所以我们有一个估计，从需求来讲，高投资见底很可能是在明年的某个时候，比如年中或者左右。但是如果减产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速度下来了，最后效益可能相当差。如果增长动力上不去，最后增长的模式和质量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所以下一步中国经济是会有一个底的，这个底有了以后，将来会有两种情况：第一，不一定稳得住，即使有底，增长速度低了，但是效益很差，甚至风险加大。这种情况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所以我们希望速度有所降低，将来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地增长。

　　如果我们把转型这三关过好了，中国发展的前景仍然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即使我们的增长速度将来6.5%甚至6%，它每年的新增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最大的，特别是当我们具有了创新能力以后，中国人的信心就会有很大的改变。

　　但是关键问题是这几关能不能过得好，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地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