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开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设了面向中国官员的课程，主要讲授公共管理、城市规划等，学费每人每年10万元（人民币，下同）左右，至今受训的已有8000多人，级别最高的有市委书记。新加坡教授称，中国学生很勤奋，但缺少对权力分离重要性的认识。

　　基于发展的需要，中国官员的确需要到海外“充电”，一方面通过培训让官员掌握城市规划、环境管理等技术性措施；另一方面是开阔官员眼界，了解世界。尤其是让官员学习如何依法执政，如何建立现代民主决策机制，如何提升政府公信力等。

　　除了新加坡，美国、瑞士、韩国、法国等也有中国官员培训项目。有官员2004年曾透露，每年仅外专局审批出去的受训名额就达4万名，中央财政拨给外专局用于干部出国培训的专项拨款每年达到1亿元——这应该只是学费，如果再加上官员生活方面的花费（费用回国报销），官员海外培训每年实际总投入显然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时至今日，受训名额数量和花费呈现何种速度的增长，那就另有一种想象空间了。此外，还要算入那些由旅行社运作的培训人数，以及以培训名义出国旅游的人数。

　　有报道称，世界各国和企业培训中国官员多以公益性质为主，即有人“埋单”。中国已经为官员海外培训花费不少，如果是纯商业培训，中国纳税人的负担还会更重。

　　投入这么多资金，派出这么多官员出国培训之后，大陆是否获得相应的收益回报？公众不指望每年财政投入1亿元就得到价值相当的回报，但公众想知道官员究竟在海外学到了多少先进经验，又有多少海外经验和知识真正运用于中国实践并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不可否认，派官员出国培训并不是要照搬外国的模式，投资回报也不能只算经济账。但是，针对海外培训过的官员应该建立一套科学的考核机制，以科学合理的综合指标来检验每一个官员在海外的学习效果；同时，要跟踪调查海外培训项目的课程设置、选修方向等是否符合中国实际，这样，哪些培训项目该坚持，哪些该放弃，心里就有数了。但公众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考核机制和监测机制。

　　官员海外培训的投资回报账相当糊涂，公众既不知官员培训后取得多少实效，也不知培训课程是否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既然不少官员在新加坡学习了公共管理、城市规划等课程，让人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中国不少城市的公共管理还是那么不如意，城市规划还是那么短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