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十三五”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区域开发和深层次开放继续推进，为了应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应该针对以下几方面的转型要求：第一，坚持创新和效率取向的城市化方式，稳固可持续增长的基础；第二，坚持“利益共同性”取向的秩序规范，缓解经济矛盾及其压力；第三，坚持福利取向的增长方式重构，进行经济和社会的整合。这种要求决定了“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不同于以往的增长方式选择。　

（一）清晰定位“两只手”，把政府职能逐步转到秩序规范和经济社会整合上来

　　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打架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常见矛盾。原因在于，为了实现快速资本积累和经济追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过多参与经济事务，内生性政府因此具有强烈的经济利益导向，其经济社会“秩序规范者”的本质作用逐渐淡化。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政府的这种“亲资本”而非“亲秩序规范”倾向，表现为强制性的政府权力广泛渗透于经济体系，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控制和约束，资源配置和选择的市场决定性作用无法发挥，经济成本无法得到充分反映，效率改进路径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前提，首先应该是政府内生性作用的弱化，关键是强制性权力的退出。

　　根据具体经济条件的变化定位政府作用，是经济学的共识。出于增长促进目的，工业化快速积累阶段政府的“亲资本”特征导致了资源配置方式的偏倚，金融秩序、生产秩序、分配秩序的建立倾向于垄断和资本，结果是经济结构失衡和效率改进路径受阻，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的不稳定性和内生性政府作用的不可持续性。解决这种矛盾的要求，是在“利益共同性”这一古典假设下政府职能的再定位，让政府“亲秩序规范”的作用得到发挥，建立有利于市场机制运作的外部环境，确立“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地位。　

（二）防止规模效率模式向租金抽取模式退化，进行存量改革

　　中国经济结构性加速时期，规模效率模式的发生机制是，通过政府内生性干预和要素市场扭曲，在最大限度动员劳动力的基础上实现快速资本积累，并通过“干中学”提高生产效率；以选择性融资和部门、区域分割为基础建立工业化秩序，实现工业化大推进目的。在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新常态下，这种体制导致的问题是：纵向水平上国有经济依然保持信贷、技术的资源获取优势，市场竞争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深化水平较低；横向水平上科教文卫、社会管理等非生产性部门保持较强的规模扩张和人力资本集聚能力，但是不能给予生产性部门足够的效率补偿。在这种情况下，规模效率模式向抽租效应的退化开始显现，表现为：纵向水平上垄断力量施加于竞争经济部门的租金抽取；横向水平上非生产性部门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张对生产性部门形成的抽取效应。

　　纵向、横向条块分割是经济中“两只手”打架的具体表现，这种情境下的抽租效应与垄断和资源错配有关，相应的调整措施也主要集中于现实的制度存量方面。①改革庞大的行政、事业部门，释放生产性资源，为财政减压。据统计，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应人口数是日本的10倍，分别是美国和德国的5倍多，中国因人设事的行政、事业体制占用了大量生产性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围绕简政问题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但每一次都遭遇了强力反弹，机构越改越大，官员越改越多，权力越改越大。新常态下，机构改革已经不是简单地减人问题了，而是关系到经济增长潜力能否得到释放的问题。②纵向水平上的改革目标，是实现经济主体在资源选择和获取上的机会公平，削弱资本、技术的行政垄断力。需要整合国有经济，明确国有经济部门的技术创新功能，建立国有经济创新-成本评价模式，以国际市场技术竞争力作为评价标准。对于资金在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中的配置方式，要建立基于核心竞争力的信贷支持机制，把资源的可获得性作为奖励，投放给最有能力的部门和企业。　

（三）把握要素再生产的动态变化特征，重视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

　　工业化快速扩张阶段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来源于劳动力禀赋所蕴含的人口红利，物质资本再生产是该阶段的特征。当人口红利耗尽及物质资本再生产速度放缓时，支持经济新常态的要素也相应发生变化，此时，物质资本再生产让位于人力资本再生产。

　　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与“世界工厂”地位相配匹，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半熟练”工人，中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主导的规模效率模式，是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但是，这种人力资本状况不能为技术创新提供土壤，作为新知识生产和运用的创新机制，是与高级人力资本和熟练工人的广泛存在分不开的。因为，只有当高层次人力资本储备达到必要的厚度时，才有切实的转型基础。这种经验被转型成功的国家——典型的如韩国——的经济实践所印证。

　　根据人力资本培育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即使从眼下着手，中国也需要至少10~20年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时期，而后才能谈及切实的效率改进问题。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中国人口众多，短时期内不能实现像韩国、日本那样第三级人力资本的深化和广化。可行的路径在于对关键环节的把握，即R&D精英绝对数量的扩大、熟练技术工人规模的扩张，以及熟练工人职级晋升激励系统的建立。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纠正日益凸显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这种错配现象表现为第三级人力资本向非生产性部门的过度集中，在决定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流向上，政府垄断力量似乎比市场力量更强大。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第三级人力资本即使有较大规模的提高，也会因为错配而限制其生产效率和外部性，即所谓的人力资本的无效使用。为此，加快政府和事业单位用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打破人力资本市场分割和垄断，成为制度存量调整的关键。

（四）规范投融资秩序，建立效率改进的长效机制

　　工业化规模扩张时期，投融资秩序是围绕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目标建立起来的。这个阶段投融资秩序的特征是：国有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目的是方便政府通过选择性融资方式，把资金配置于战略性产业以实现规模效率；相应的，为了发挥选择性融资的大推进作用，利率通常被置于管制之下。同时，受管制的汇率也被置于增长目标之下，都是为了保证低成本工业化的顺利开展。

　　从物质资本来看，中国过多的资本进入政府主导的原料和重工业部门以及房地产和物质基础设施部门，造成突出的资本无效配置现象。这种依赖投资驱动的规模效率具有外生性和不可持续性，是导致新常态下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结构性减速时期，基于内生动力的宏观经济稳定性成为重要议题。以投融资体系自身改革为基础，推动市场激励和创新长效机制建立，是内生性效率产生的重要路径。核心是加速推进金融体系转型，规范金融秩序，让微观主体在公平竞争环境中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激发创新活力；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改革，鼓励企业在全球获取创新资源和高收益的“硬资产”，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力。具体措施为：①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包括股权和固定收益市场，同时配合监管转型，促进资本市场效率提升；②加快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让风险与收益相匹配，提供人民币国际化投资的便利性，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投资效率并保证投资方式的多样性；③推动国内软预算部门的改革，特别是推动地方政府、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以及国企改革，让管制权力退出市场，拓展国内发展空间，即打掉“纵向”计划或行政分割的体制，转向依据市场配置资源的“横向”体制，以投融资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确立“看不见的手”的地位。

（五）运用空间整合发掘报酬递增机会

　　首先，就国内空间整合而言，新常态下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和内生增长机制的建立，不仅要求打破条块分割体制，进行经济秩序的规范和重建，而且要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匹配，“制度改革+市场机会+空间集聚”是报酬递增的重要前提。从经济追赶国家的经验看，当工业化大规模扩张的动力消失时，新的报酬机会的挖掘需要借助城市化——包括城市人口集聚所引致的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的提升、城市人口集聚所引致的需求多样性及其对供给面质量的促进、城市人口集聚所引致的知识扩散速度的加快及其创造能力的激发等。现阶段全国性空间开发和区域开发规划，在区域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定位上应当围绕报酬递增机会的发掘，借助空间整合打造创新机制。

　　其次，就开放而言，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快速工业化阶段结束后，通过实施积极的对外合作谋求国内产业链延伸、发现新机会和参与国际竞争，是大多数追赶成功的国家倾向采取的策略。现阶段，中国工业化正处于国际能源合作、转移低端产业链的关键阶段，对外合作的进行，一方面为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腾出空间，另一方面为国内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争取时间，以便为更具创新能力的对外投资和国际竞争培育潜力。

（六）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搭建经济社会整合平台

　　政府“亲资本”倾向为工业化提供了迅速的物质资本积累，在经济加速和快速追赶阶段无可厚非。但是，当长期增长过程发生了投资与消费的过度失衡，消费不足成为持续增长的阻碍时，经济社会整合就理应纳入发展议题，原因是实际消费不足与劳动市场压抑、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不健全有关。城市化的目的是经济增长的福利分享，促使农民工进城的目的是让年轻劳动力接受更好的职业技术教育，增强就业能力。在这种趋势下，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是培育增长潜力、缓解经济社会矛盾的主要路径。①规范和健全劳动力利益保护机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劳动力权益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及其利益保护意识的增强，民营企业部门劳资矛盾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家应当根据变化的经济环境，在资本-劳动力的博弈规则方面进行完善。②完善税收体系，探索合理的收入、财产、遗产等税收计征方法，加大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力度。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落实城乡保障一体化，实现社会保障的公平、可持续。

李稻葵：中国将借“十三五”消灭贫困

　　《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即将登台亮相。对于“十三五”，我最关注的还是整体的经济走势，具体说来，就是在“十三五”期间能不能够基本上完成国家和政府自己提出来的，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讲，就是能否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人均GDP能不能够超过1.2万美元。

　　很多人提到小康社会就觉得，好像离我们还很遥远。其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官方的提法已经用了很久了，但是据我所知，并没有明确的量化指标，所以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全国的人均GDP应该能够超过1.2万美元，甚至于更多一点，这是世界银行当前所制定的中等收入的一个界限。第二，贫困人口，按照目前国家的计算是7千万人口，应该还要基本降低到1千万左右，要降低到基本上很低的水平，就是占整个的14亿人口的0.7%这个水平，如果1个亿的话，就是7%，1千万就是0.1%，应该降到这个水平。第三个就是，基本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制度要基本的成熟化、定型化，成熟和定型，在我看来这就是最基本的指标。

　　总体来讲，我对“十三五”还是相对比较乐观的，为什么相对比较乐观呢？就是说，如果能够抓紧这一两年时间，能够对中国经济最关键的几个部门实施有针对性的改革，那么未来1、2年能够实现中国经济增速的U型调整。先往下、然后往上，这样的话在“十三五”主要的时期，就是后三年，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回到7%或者更高一点，这就能够实现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了。

　　是哪些部门的改革必须要抓紧呢？我觉得至少有这三个方面：

　　第一，城镇化，与城镇化相关的改革必须得加快。具体说来，土地政策、土地流转必须要切实的建立起来，要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上解放出来，要给进城的农民建立切切实实的不依赖于土地的社会保障网。目前给农民的保障主要是靠土地，就是你没工作你可以回家当农民，这个是和现代化进程相违背的，应该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假如说你进城当城市居民，国家会给你一定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保障。万一你出现了问题，万一你市场竞争力不足，国家一定要给你提供一个最基础的，跟土地无关的利益保障，这是必须的，否则农民怎么进城呢，他进不了城，这是城镇化方面的改变。

　　第二，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现在到了一个结骨眼，目前表面上看利润还是往挺进高度走的，但是利润效率还有巨大的提高空间，所以大量的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的转型，需要变成现代化的企业，国家就不要管这些企业具体的经营，国家只管资本，以后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府都直接管控若干个国有基金，相当于当前的中投一样，而不是管国有企业，这是第二个改革。这个改革如果一旦能够推出的话，将能够带来我们资本市场的新的春天，上市的股票会搞活，也能够带来我们制造业和负责业的一片新的春天。

　　第三，就是我们政府自身的管理体系也要改革。现在政府官员要不然是纪律松懈，容易出现腐败的问题，要不然就不作为，这个是不行的，因此正常的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经济需要什么呢？需要一支严格按照纪律形势既廉洁又能够积极有作为的政府官员队伍、公务员队伍。目前政府自身的管理体系如果不改革到底的话，那中国经济很难走出U型的底部。

　　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我们完全能够找到平衡点。刚刚我说那三件事，这是三项改革，国有企业、城镇化以及相关的土地问题，还有政府官员的行为准则、这三个方面是稳增长的措施，如果这三个措施推出的话，能够带来新的一批投资，新的企业进入和企业激励效率提高的激发，所以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关键的关键是我们这三项改革到家了、到位了，没有矛盾。

　　很多人说我们这些经济学家身上有一种盲目乐观的状态，但其实我们也是有担忧的，产能过剩、债台高筑，很多的传统企业、传统行业甚至于是负增长，这些都是我们的担忧。但是中国经济毕竟还是一个增长型的经济、贫穷的经济，所以要看到新的增长点，要看到那些新兴的产业正在兴起，包括互联网、服务业、消费相关的旅游行业，所以各行各业从学者到官员、企业家的任务，是要针对那些传统的行业找出解决的办法，该重组的债务要重组，该退出的行业要坚决退出，这是关键，办法总是比困难多，关键是要能不拘泥于传统行业的困境而举步不前。　

从“计划”到“规划”

　　之前我们经历过十几轮的“五年计划”，“十三五”是第三个“五年规划”了。“五年计划”主要是倚重于工业、制造业这方面，“五年规划”可能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方面，从目前两轮的“五年规划”来看的话，好像效果并不太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十三五”的“五年规划”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包括中国发展历程当中起到的作用不大。

　　从“计划”到“规划”，就是一字之差，实际上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一个重大差别，“计划”是主要计划各种经济活动，包括增长速度、包括投资，而“规划”规划的不是经济活动，规划的是政府的政策和改革的措施，所以“十三五规划”的重点是要推出什么样的改革，要推出什么样的政策调整。只要你的改革到位了，政策调整到位了，经济的活动，包括经济增长，会自然的有所反映。

　　举个例子，我们以前计划是计划汽车的运行速度，就是我要走50公里/小时或者80公里/小时，规划主要是规划你的油门和档位的配合，你准备的这个时间，你加多少油门、用几档，你换档期间什么时候踩离合、什么时候松离合，谈的是政策和改革，所以着力点不一样。所以某种意义上讲，现在规划可能更重要，他谈的是更根本的问题，而不是谈的表面的经济现象。

　　改革不同于革命，改革并不是说使群众被发动起来，推翻一个政权和一个政府，改革是政府要对自己下刀，所以这就是规划的重要性了，规划就是要政府或者上级政府站在这个顶层设计的高度，要为未来的发展、未来的改革描一个宏图，要给全社会一个期望，要给各级政府的改革指明一个方向，所以规划在今天仍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和发挥市场的作用一点都不矛盾，它是一个推动改革的过程，如何能够通过改革让市场更好的发挥作用这么一个过程。

　　在经济数据层面，我想未来“五年规划”可能是前低后高，前低指的是处在目前应对经济下滑的过程中，可能是低于7%，后高可能是高于7%，平均可能在7%左右，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目前所碰到的困难是改革中的困难，是一个新增长点如何营造出来的困难，所以不要把今天中国经济的困难延伸到或者放大到我们整个“十三五规划”期间。　

改革要下大决心

　　另外，很多人认为渐进式改革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比如说在国有企业改革上需要的还是一刀切的改革。我倒是觉得，中国经济改革到了今天，是到了一个需要下决心大力推动改革的一步，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确实要特别小心，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一开始信心很大，但是真正要去落实的时候可能不适合于一刀切，这就是今天改革为什么这么难的一个基本的道理。

　　尤其是在农村土地问题上，千万不能一刀切，现在为什么裹足不前，为什么中国争论来争论去都下不了刀、解不了急、没有切入点，就是大家在认识上可能还有一种误区。

　　农村土地改革问题应该给一个方案，应该统一走，我不同意，农村土地问题应该因地制宜。咱们以前采访中也谈过，比如江浙一带、沿海一带，可以适当的快一点，可以搞完全的土地流转，而内地中部地区可能稍微慢一点，西部更要慢一点，因为各个地方农民的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农民市场经济的智商不同，所以你要采取不同的办法。

　　国有企业更是如此，不同的国有企业所处的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一样，在行业中的相对地位也不一样，所以咱们很难用一个办法去把所有国有企业的改革都能够罩住，我们只能给一个国家管资本，不管经营的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指导和引导下，让各个地区的国有企业去试点和探索。

　　刚刚提到农村土地改革这一块，其实我们注意到，比如说一些中部包括一些西部地区，出现了一种所谓的状况，宅基地在转让之后可能因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还没有成熟，或者说还没有健全，这个时候农民是需要土地，到头来是两手空。

　　正是因为这个问题他让很多的政策制定者和关心改革的人裹足不前，完全应该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方案，比如说在农民土地流转的过程当中，要求农民把一部分流转的一次性收入变成基金的投资，这个基金完全由省一级政府提供担保，担保回报率，我保证你这个回报率比通货膨胀高3%，这个基金你是不能变现的，你可以每一年提出利息，但是我不允许你变现，除非家里出现了小孩受教育、上大学缺钱或者出现了重大的疾病，你可以拿来用。通过这个方式，让农民在土地转让的过程中不会完全挥霍掉他的土地转让所得，这个办法完全可以试点。

　　我再把这个事情细化一下，今天你我到商业银行买理财产品，咱们只能够买到5%回报率的理财产品，今天这个5%就是比通货膨胀高3个百分点，既然你我可以这么做，为什么不能地方政府把农民土地转让的钱集中起来给他提供一个担保的基金呢。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改革只要有决心，办法总是比困难多，总是能够不断推进的。

　　在“十三五”当中农民问题还是很重要的，除了土地流转之外，还应该针对农村的发展搞一些针对农村的金融服务，让农业进一步大规模的生产产业化，让农业从一家一户的经营转变成一个大企业式的规模运营。如果金融的扶持能够到家的话，农民将会出现比较快的产业化，农民也就从以前的一家一户的农户变成了拿工资的产业工人，这样的话农业的发展，农民的民生能力都得到保证。

哪些行业会得到发展？

　　从大的经济发展规律看的话，在“十三五”的“五年规划”当中我比较看中这几个行业：

　　一个是与消费相关的一些产业，尤其是一些消费升级的产业，其中不光是制造业，更重要的是服务业，比如说健康服务、养老服务、旅游服务。

　　第二个我比较看好的是与金融服务相关的，比如说专业理财，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经济到了一个发展阶段，大概两三亿的城市居民，他的温饱已经完全解决了，他们关心的问题是未来自己的生活，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保值增值的投资。那么这部分人，严格意义上讲，他们不具备专业投资的能力，这一轮股市的波动他们是最受其苦，所以需要出一批专业的金融公司，对这几亿人口进行专业的理财，

　　第三个行业，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引导出来。我还比较看好的是新型的制造业。为什么呢？虽然制造业产能过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制造业面临升级的一个需求。比如以钢铁行业为例，我们的钢铁行业的确是产能过剩的，但是我们的钢铁行业效率低下、污染严重，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能够主动把一部分落后的钢铁产业砸掉，给一些补贴，我们钢的产量会下降，价格会上去，我们新一代的先进钢铁厂就会自动有人去投资，比如说沿海一带。通过这个方式就把整个中国的钢铁及重化行业带动起来了，这能够拉升GDP，也能够大规模的改善我们污染的问题。

　　我觉得最重要的，“十三五”末期的重点，应该是中国真正的跨入了初步发达国家的行列，初步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在1.2万以上，国内的贫困问题基本上解决，贫困人口基本上被消灭，我们的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能力大幅度提升。“十三五”末期，我们对于股市，对于金融机构银行，对于社会福利，对于房地产调控的手段，将会更加的合理、成熟和有效，这是我对“十三五”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