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德瓦尔（Thomas de Waal），尤金·鲁默尔（Eugene Rumer），安德鲁·韦斯（Andrew S. Weiss），《政治报杂志》（POLITICO Magazine），2015年10月2日

安德鲁·韦斯 |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副院长

“战略大师”是国际社会各界人士对普京的过誉之评。他其实是一位随心所欲的极端机会主义者。在美国势力撤出叙利亚和中东地区之际，普京试图趁虚而入，填补空白。本人猜测，普京很可能早已提前布下棋子。叙利亚战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普京执意要让俄罗斯深涉浑水。本人担心，“圣战”组织早晚会在叙利亚国内，甚至莫斯科街头大肆开展针对俄罗斯的行动。俄罗斯的举措将为阿萨德政权提供支持，也将促使国际圣战组织诉诸武力。

我们对这种套路并不陌生：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侵略战就曾遭遇滑铁卢。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行动具有所有与之类似的悲剧因素，完全暴露了俄政府在制定国家安全政策时缺乏克制力和稳定性的事实。普京在未与美国及其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其他成员国就如何避免冲突展开严肃对话前，就在叙利亚复杂多变的战场上一意孤行地采取激进行动，这一情形同样令本人担心。目前，避免冲突的努力仍处于起步阶段。这或将引发俄军与其他武装部队之间的意外冲突，带来不必要的危险。

托马斯·德瓦尔 | 卡内基欧洲分部资深研究员

奥巴马想要远离叙利亚战争的泥潭，普京却迫不及待地想要介入其中。

本届俄罗斯政府将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利亚视为其在中东最紧密的盟友和忠实的追随者，阿萨德政府凭借一党专政制度打压国内分裂派和逊尼派极端分子。对阿萨德政府的鼎力支持体现了普京常年秉承的两大信条：强势坚持“反恐战争”（普京在乔治·布什上台前就已提出这一理念）和反对以暴力更迭政权。这些都令人联想到普京于1999年车臣战争中临危受命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初的那段历史，也揭示了他当初对于俄政权垮台的担忧。

习惯于通过电视获取信息的俄罗斯民众大都支持普京的独裁统治。虽然俄军入侵乌克兰已令其陷入一个棘手的困境，但俄罗斯电视媒体势必会对本次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大肆美化，将其渲染成俄罗斯再次完胜西方国家、英勇对抗恐怖分子的传说。对普京而言，这更像是一场短暂的政治秀，而非长远的战略。

尤金·鲁默尔 |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俄罗斯与欧亚项目主任
通过针对叙利亚的空袭行动，普京向世界证明，俄罗斯也具备全面打击中东地区的军事能力。除此之外，普京可能还希望达成数个紧密相连的目标：支持阿萨德政府，助其铲除异己（包括“伊斯兰国”及其他各类反对派组织）。据报道，上述组织还包括来自俄罗斯的战士，这反过来也会令普京间接受益。普京成功地将俄罗斯民众的注意力从乌克兰战场转移到叙利亚战场，这也是俄罗斯政府插手叙利亚战争的另一个附带收益。普京自诩为叙利亚战场上的权力掮客，虽然俄罗斯交不出令各方满意的答卷，但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其他国家也不可能找到解决方案。俄罗斯不惜牺牲美国的利益以保全自身利益，美国官员对此怨声载道，但对于俄方空袭受美军支持的反阿萨德自由军的行动，美国政府束手无策。

普京再次证明：有关专家关于石油价格下跌和西方国家的制裁已令其不堪重负的言论纯属无稽之谈。普京的下一步棋将如何布局？可能连他本人都没想好。他的战术将随时顺势而变。他的下一步棋背后究竟隐藏着何种战略，目前尚未可知。借用已故美国哲学家约吉·贝拉（Yogi Berra）的名言：“如果不知道前路将走向何方，那么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

缅甸大选

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华盛顿特区

2015年9月11日 | 缅甸即将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大选。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刚从仰光和内比都归国，他将带来美国对缅政策的第一手资讯。本次访谈活动将由来自卡内基的维克拉姆·尼赫鲁担任主持。

 

缅甸大选

威廉·怀斯（William Wise），雷诺德·埃格勒托（Renaud Egreteau），吴温民（U Win Min），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华盛顿特区

2015年9月22日 | 本次大选是缅甸军政府的直接统治结束以来的首次大选，竞选活动业已全面铺开。但最近的数起事件凸显了军政府在选举筹备阶段的影响力，也令民主过渡阶段缅甸国内军民关系的问题暴露无遗。

 

核能问题

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托比·道尔顿（Toby Dalton）

2015年10月6日 | 日本的核材料产量将很快超过需求量，其核材料库存或将带来潜在的安全风险。

 

核战略

潘振强（Zhenqiang Pan），樊吉社（Jishe Fan），李彬（Bin Li），华盛顿特区

2015年10月6日 | 中国政府如何看待核武器问题？

 

日韩问题

大岛正太郎（Shotaro Oshima），申珏秀（Kak-soo Shin），木村干（Kan Kimura），金泰孝（Tae-hyo Kim），托马斯·卡罗瑟斯（Thomas Carothers），维克多·查（Victor Cha），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金杜妍（Duyeon Kim），华盛顿特区

2015年10月14日 | 日韩关系在过去50年内的发展速度已远远超出了过去1600年的发展，然而历史遗留的伤痕却对两国人民更深层次的和解与合作构成了挑战。

 

缅甸大选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日经亚洲评论》（Nikkei Asian Review Magazine）

2015年9月10日 | 缅甸此前的选举曾倍受批评，但由军方主导的联邦选举委员看起来在努力确保即将到来的选举更加透明和有序。

 

美印关系

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2015年9月22日 |  中美印之间的三角关系非常复杂。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美国领导人应该谨记一点：改善中美关系可能会造成美印两国的疏远。

 

一带一路

顾德明（François Godement），《环球亚洲杂志》（Global Asia）

2015年9月26日 |  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会成为一个中欧双赢的合作机会。

 

中国经济

黃育川（Yukon Huang），《财新》（Caixin）

2015年9月29日 | 依靠消费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均不可行，应通过减少经济体中扭曲实现生产率提升。

 

利比亚

弗雷德里克·韦雷（Frederic Wehrey），《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2015年10月1日 | 利比亚最强势的分裂组织领袖哈里发·哈夫塔尔（Khalifa Haftar）将军的势力日盛，这使得国际社会对利比亚未来的民主进程充满疑虑。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American and Chinese Views of the Other

江忆恩（Alastair Lain Johnston），沈明明（Mingming Shen）编著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5年9月22日 | 考虑到中美两国人民对彼此的理解很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两国关系和外交政策，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和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China Strategic Culture Promotion Association）于2012年联合发起了针对中美民众相互理解的研究项目。此研究报告共有四个章节，作者依据在中美进行的大规模民意调查所得结果，深入解析了民意对外交关系可能产生的潜在影响，以为中美决策者提供参考。

在第一章，莱恩·拉斯本（Brian C. Rathbun）指出，中美民众对对方的认知有较大差距，即自己看待自己和对方看待自己的观点非常不同。拉斯本比较乐观，他认为，中国的爱国者并未倾向于民族主义，他们虽然对本国感到骄傲，但也宽容地接受外来信息。因此美国需分清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不必视中国的爱国者为有损美国利益的群体。

许多受访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霸主地位正在衰落，中国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至少会出现多样化的世界秩序。然而在第二章中，沈明明等学者指出，一大部分中国民众认为中国不应该主导世界，或者应和美国一起承担起世界领导人的角色。这种看法主要来自受教育程度较高或年纪较大的受访群众，多为30到50岁之间。作者还指出，尚未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的年轻一代可能更容易接受美国持续在国际政治中起主导作用。

第三章中，葛小伟（Peter Gries）和马修·桑德斯（Matthew Sanders）持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民众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主要来源于教育社会化和媒体报道。因此，美国为改变中国民众对美态度而做出的努力，很可能由于中国教育和新闻宣传体制受政府控制而不起作用。

最后，江忆恩在第四章中重点分析了美国“茶党”成员对中国的态度。他指出，“茶党”在近几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都发挥了很大影响力，因此，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影响需要得到重视。目前的数据表明，“茶党”对中国的信任水平较低，他们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过于温和，建议实施更为强硬的经济和军事政策，但他们对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太感兴趣。因此，作者得出结论，如果 “茶党”在下一届总统竞选中获胜，中美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冲突将会增多，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则不会得到太多支持。

本报告表明，中美两国民众对彼此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正面或负面，结论和意料之中的一样复杂，但此项研究仍非常有意义。作者认为，公众意见能引起媒体关注，因此能对决策者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另外，公众意见能反映精英阶层所持态度，并且展现整个社会互动的质和量。因此，加强对中美民众意见的理解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s Forays in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Explaining the Different Receptions

邬宏远（Friedrich Wu），安德烈亚斯·巴克（Andreas BakkeFrøystadvåg）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5年9月14日 | 中国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即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oration）由于其国有属性，常被外国政府怀疑存在政治目的，而非纯粹的商业投资。近年来，随着其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投公司在国外常面临比其他投资机构更为严格的审查。一些对国家安全并未造成威胁的投资仍受到政治干扰，严重违反了经济自由和公平竞争原则。本文主要分析2007年至2013年期间，美国、英国和法国对中投公司相关投资的不同反应，并尝试解释导致这些差异的成因。本文详细评估了三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环境，主要关注立法灵活性、舆论态度和不断变化的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三国的投资审查过程是否受到政治操控。

首先，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官方外汇储备情况，并说明了国家外汇管理局为应对“美元陷阱”和美元贬值所采取的措施。另外，作者对中投公司的创立和发展历程进行了论述。作者指出，中投公司最早的投资重心集中在金融行业和较为发达的市场，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其对能源、商品、私募资金、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等长期资产的投资增多，并对新兴市场加以关注，对美投资也逐渐转移到对欧投资。

接着，作者对美国的投资环境和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的运作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2007年至2012年间中国投资所受审查不成比例地急剧增多。美国法律缺少对国家安全的清晰定义，模棱两可的立法标准导致投资审查过程极易受到政治操控。另外，作者针对中投公司对美国爱依斯电力公司（AES）的投资案例进行了分析。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普遍持消极态度。

随后，作者分析了英国和法国不尽相同的投资环境以及中投公司在两国的主要投资。作者指出，英国政府拥有临时扩大公共安全定义的能力，立法灵活，而立法灵活易造成政治操控，因此对中国投资不利，但对中国投资的舆论态度较为积极；相反，法国对国家安全相关行业有清晰定义，立法严格，但舆论态度较为消极。由于英法两国在立法灵活性和舆论态度这两项因素中都只占一项，相比之下，英法两国投资环境相对友好，针对中国投资的审查过程较少受到政治操控。

最后，作者详述了对美国及欧盟投资环境的分析结果。除了上文提及的立法灵活性和舆论态度两大因素，三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差异也导致其投资环境不同。近年来美国经济形势的改善使其政治操控空间较大，投资审查过程更容易政治化。而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形势有所恶化，尤其是欧债危机的爆发促使各国政府和公司不断采取行动吸引外资。作者还认为，主权财富基金需要建立透明的投资制度以证明其非政治性。另外，各国应该建立透明且无歧视的监管制度，减少主权财富基金所面临的政治压力。只有这样，主权财富基金才能真正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China’s Evolving Policy towards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under Xi Jinping

温大瑗（Ohn Daewon），梅森·里奇（Mason Richey）

《亚洲研究评论》（Asian Studies Review），第39卷第3期，第483-502页 | 针对朝鲜核问题，相比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强硬态度，中国领导人一直采取较为温和的应对政策，并以稳定朝鲜政权为首要考虑。中国一直担忧对朝强行施压会导致东北亚不稳定的局势恶化，对中国的安全环境造成威胁。然而，朝鲜在2012年12月发射火箭（被怀疑为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并在2013年2月进行第三次核试验后，中国一向温和的对朝政策发生了极大转变。本文针对朝鲜核问题、中美大国博弈以及近日朝鲜高官遭到处决等进行分析，试图解读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朝政策是否出现了实质性的变化。

首先，作者详述了中国建国以来对朝政策的演变。作者指出，二战结束后，中朝关系一直受到中国与其他大国政治关系的影响。另外，朝鲜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进行多次核试验等事件，使中国确保朝鲜政权稳定变得愈发困难。因此，胡锦涛时期开始通过与朝鲜高层领导人的秘密联系来加强对朝鲜政权的暗中控制。然而作者指出，2013年金正恩处决朝鲜对华外交及经贸总管张成泽一案，使习近平政府在维持以往的对朝政策上面临极大挑战。

随后，作者对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态度转变进行了解读。作者指出，2013年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习近平政府的应对政策和前任相比发生极大转变。首先，政府十分罕见地放宽了公众及专家对朝鲜核问题的言论尺度。其次，中国立即加入了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并停止了多项中朝经济合作项目。再次，中国加大了与美国及韩国的沟通，尽可能地减少朝鲜行为对中国外交关系的负面影响。最后，在朝鲜扬言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作为新上任领导人，习近平计划在访问朝鲜之前先访问韩国。作者分析指出，对朝强硬是因为习近平政府开始意识到金正恩政权并不会像中国希望的那样进行改革。同时，当今朝鲜在研发核武器上的政治意愿和科技实力都大大超出其前任政府。

接着，作者针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如何影响中国对朝政策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美国是否会继续其对朝“战略耐心”政策，以及东亚乃至全球权力转移大框架下的中美博弈，都会对中朝关系产生影响。作者指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美国但军事实力仍较落后。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关注点会放在稳定安全局势上，以为军事实力的增长争取时间。另外，增强朝鲜对华经济依赖也对中国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格局起到关键作用。

最后，作者做出总结，习近平政府会在对朝政策上做出少许调整，通过加强经济和政治影响来解决朝鲜问题。然而，习近平政府不会放弃朝鲜，中朝同盟关系破裂的可能性不大。另外，作者还指出，中国需要加强多边合作以加强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的稳定。

 

Unifying the Ancestral Land：The CCP's “Taiwan”

安娜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第223期，第787-806页 |  为了引导国际国内有关台湾问题的公众舆论并构建全球话语权,中国共产党政府制定了台湾政策框架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控制信息。这与“中华民国”不断演变的“台湾身份”有着直接冲突，同时大大限制了“中华民国”在全球范围的政治和商业空间。本文作者分析认为，由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变化, 尽管中共付诸了很大努力，要保证其台湾政策框架和信息控制取得预期的效果可能愈来愈难。

首先，作者对中国的涉台宣传组织进行了总体介绍。作者指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负责台湾政策框架的构建，并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及解放军政治系统合作监督中国涉台的宣传活动和机构。作者还表明，虽然国台办的权利有限，但其有许多强大的国家机关在背后支持，如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总局，公安部等等。另外，中国驻外大使馆的官员也有义务向海外中国和外国精英传播亲华思想，并反对一切“台独”机构和运动。

其次，作者运用框架理论对中国大陆的台湾政策框架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中共设定框架最主要的途径有两条，其一为加强审查制度，其二为针对争议性话题规范政治用语。然而，随着科技和新媒体的发展，共产党开始意识到无法通过用于控制主流媒体的传统方式来控制新媒体的传播。因此，为增强公众对其台湾政策框架的认识，中共不再封闭信息，在2002年公开发布了《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并在网上广泛传播。另外，中共建立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以更好地控制中国的互联网活动。

再次，作者分析了中共为对抗台湾民主化带来的意识形态挑战所做出的其它努力，比如严格控制学者交流、台湾影视引进、访问台湾网站、台湾记者来往大陆、台湾非政府组织在大陆发展等等。此外，作者还指出，中共不断在国际上强调“中国性”概念不仅是为了对抗“台独”势力，也是为了对抗法轮功运动、西藏独立活动和中国民主运动团组等。

最后，作者肯定了中共在科技、政治和经济形势变化下，使其台湾政策框架被普遍接受并得到应用所做出的努力。另外，作者认为，从战略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中共不会满足于仅仅限制台湾的外交空间，他们还会努力加速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统一将促进东北亚再平衡，这将大大增强中国的国际实力并巩固政权。

 

Reform Agenda in Turmoil：Can Policy-makers Regain the Initiative?

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

《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第48期 |  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经济政策一直由国务院总理负责，然而习近平上任以来一直强调其个人在经济决策中的直接掌控权。本文作者通过对股市动荡和国有企业改革两个案例进行分析，试图对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进行解读。作者认为，股市动荡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国自上而下的决策系统存在限制，政策企业家会开始掌握推动下一步改革议程的主动权。

首先，作者对今年中国股市大动荡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中国民众普遍认为，由于习近平会尽一切办法以最快速度实现“中国梦”，中国股市一定会持续繁荣下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救市干预中担起了重任，然而政府担忧与法律相悖的干预措施可能会引起民众恐慌。

随后，作者对混乱的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解读。作者指出，财政部、国资委和人社部分别负责国企改革提议起草的不同阶段。三个部门的提议存在冲突，需要一个整合、妥协和裁决的过程。然而，由于和习近平倡导的反腐运动相一致，人社部先发制人地对国企改革进行了定义。人社部大力开展国有企业薪酬改革，国企主要负责人的工资削减了30%，金融机构如国有银行、投资基金等的负责人薪酬也遭到了大幅削减。

接着，作者得出结论，虽然中国的决策系统仍然是至上而下，但从以上两个案例就可看出中央集权存在限制，权力需要下放以保证高效机动的政策制定和实施。

最后，作者对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做出展望。作者指出，在股市动荡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影响之后，政策企业家们可能会积极应对，甚至率先重建中国的改革议程。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ward FDI：Opposition to Chines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达斯汀·廷利（Dustin Tingley），克里斯托弗·徐（Christopher Xu），亚当·奇尔顿（Adam Chilton），海伦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米尔纳（Helen V. Milner）

《中国国际政治期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第8卷第1期 |  十五年来，中国企业在美国展开的兼并和收购活动大幅增加。2005年，联想集团成功以17.5亿美元价格收购了美国IBM公司的个人电脑部门。虽然此次收购没有违反任何美国法律，却因其对国家安全可能造成影响而招致国会和五角大楼强烈抵制。作者指出，兼并和收购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然而此方面的研究却常被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忽视。事实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往往对外资流入并不欢迎。因此在本文中，作者试图找出并解释导致美国政治家对外资并购持反对态度的主要因素。作者认为，理解外资并购这一经济融合方式导致政治紧张的原因，对预测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十分关键。

首先，作者回顾了有关外资流入的政治经济及法律方面的现有文献。作者指出，一部分文献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权力和依存关系进行探讨，另一部分则关注外资对发展、稳定的影响等经济问题。和主要关注供给方的文献不同，此篇文章主要关注决定需求的因素。作者假设导致美国政治家反对外资并购的因素主要有三：国家安全敏感度、经济低迷程度以及互惠关系。另外，作者还假设当外商为国有企业或被并购公司拥有较高品牌认可度时，并购行为更容易遭到反对。

其次，作者详述了美国为管理外资并购而设立的法律框架。作者指出，美国法律规定，政府只有在外资并购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情况下，才能限制外商对美国企业的并购。另外，作者也对中国对外投资政策的历史和制度背景做了总体介绍。

再次，作者指明了其研究设计和基础数据的来源。作者利用汤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的ThomsonOne银行家数据库的数据，研究了从1999年至2014年的569项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展开的并购项目。另外，作者通过对行政部门新闻稿、国会记录和当地报纸报道等来源的调查，确定了美国国内对这些并购项目的政治反对程度。作者将国家安全敏感度、经济低迷程度和互惠关系设为自变量，并购者的所有权类型和并购目标的企业大小为控制变量，政治反对程度为因变量。

最后，作者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作者指出，实证表明，当被并购的美国公司所处行业安全性敏感、经济低迷或在中国并购市场中受到制约时，美国政治家更容易对中国外资持反对态度。作者认为该研究成果能帮助预测未来哪项中国企业并购易引起政治反对。针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作者表示可以继续关注中国其他的对外直接投资，如绿地投资、中外合资等。另外，美国政治家对外资并购的反对是特别针对中国还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态度，也值得继续探讨。

 

Xi Jinping on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The Governance of China and Chinese Commentary

史文（Michael D. Swaine）

《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第48期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收录了习近平主席2012年11月15日至2014年6月13日间的讲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79篇，内容涵盖从国内发展到国际事务等方方面面。本文重点针对此书中有关中国外交的章节及相关书评进行了分析。

首先，作者梳理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与中国外交相关的重点内容，并将其归纳为传统和创新两个部分。作者指出，习近平继承了前任领导人所提倡的外交思想，同时注入了许多新元素，比如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梦、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设立、一带一路倡议、新型大国关系等。作者认为，这些外交政策的创新都反映了习近平政府为了让中国在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扮演更积极自信角色而不断做出的尝试。

随后，作者对书中五个章节“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做好周边外交工作”、“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以及“积极参与多边事务”一一进行了详尽分析。作者指出，习近平强调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同时决不牺牲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这种将维护核心利益和保证和平发展相结合的思想与前任政府有所区别。另外，习近平还表示不能要求其他国家都采用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也是前任领导人未曾强调的。

接着，作者对中国官方、准官方以及非官方来源的书评进行了分析。作者点明，大部分评论都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版的主要目的在于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的发展，并相信中国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旨在维护世界和平，推进共同繁荣。作者指出，针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评论十分有限，而且主要来自非官方来源，其中大部分仅对书中的关键点进行了总结，并主要强调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最后，作者指出，尽管习近平表明了其促进合作和发展的愿望，但仍未充分解释中国将如何解决其不断增强的实力和影响所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动荡和紧张局势。

 

Wagging the Plutonium Dog：Japanes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詹姆斯·阿克顿（James M. Acton）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5年9月29日 | 全世界有六个国家拥有民用核废料再处理设施，通过从核废料中提取钚进行再加工以制造更多燃料，日本是其中唯一的非核武器国家。由于钚能直接用来生产核武器，日本向国际做出承诺，将严格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针对钚管理的指导方针，并保证其钚产量不会超出燃料需求。然而，本文作者分析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带来的压力，日本的钚储备在不断增多，日本是否能维持其承诺正面临严峻挑战。作者指出，任何钚储备都会加剧核恐怖主义威胁，日本的行为已引起邻国对其军事意图的怀疑。另外，日本钚储备的增多也预示着限制国家裂变材料储备量将越来越难，核扩散的风险在不断增大。这些对国际安全造成的潜在威胁都迫使日本需尽快做出行动，保证钚的供需平衡。

本文分为两大部分，作者在第一部分回顾了日本被核废料再处理工业套牢的原因，并在第二部分展望了日本确保分离钚供需平衡所存在的重重困难。作者指出，国内政治的压力迫使日本继续生产分离钚，同时无法开放足够的核反应堆消耗分离钚以确保供需平衡。核废料再处理工业在促进地方就业和带动当地经济增长上起着重大作用。因此，日本地方政府官员对国家核政策改革一直持强烈反对态度。2012年，一直试图减少核能开发的首相野田佳彦在国内压力下被迫继续支持再处理工业的发展。六所村核废料再处理工厂已计划于明年3月重新启动，并将每年生产8吨分离钚。另外，在福岛核泄漏事件之前，日本已面临核反应堆容量不足以消耗所生产的分离钚的风险。核泄漏事件导致 国内对重新开放核反应堆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大，愿意建设核反应堆的县市越来越少。作者指出，十年内日本重新开放一半以上的核反应堆以消耗钚的可能性非常小，这将导致核反应堆容量难以消耗数量巨大且可能持续增加的钚库存，导致分离钚供需严重失衡，日本曾宣称的“无剩余钚”政策将成为空谈。

最后，作者分析了日本钚困境对于日本以及国际核废料再处理的意义。作者指明，日本需要制定计划以尽快确保钚的供需平衡。短期而言，日本可以尝试减少钚产量，如终止或延后六所村核废料再处理工厂的运作，以及减少对欧洲产钚的进口。同时，日本也可以开发其他消耗分离钚的方法。长期而言，日本可以探索从核废料再处理转向快堆闭式核燃料循环的可能性。另外，日本需要通过提供经济支持以鼓励更多的县增设临时的乏燃料储存设施。作者指出，光靠负责钚生产的日本原燃公司不可能解决问题，日本政府需要担起责任，尽快制定钚管理策略。作者也对其他国家及地区如韩国、台湾提出警告，认为当局需要保证足够空间用于储存乏燃料，以避免被迫发展再处理工业。 另外，政府不应依靠核废料再处理工业来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以确保经济不发达地区不会因过分依赖再处理工业而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