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在由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与长江商学院联合主办的“儒商论域2015”上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在中国目前来说有三套价值体系，或者说三套思想观念经常混在一起吵架。

　　现在比较显性的是商业价值伦理，就是跟挣钱相关的。比如说企业家的地位曾经有一段不是很高，总书记在财经会议上也讲发挥企业家的作用，这都属于跟商业相关的价值伦理，包括金钱怎么看待，包括是不是唯利是图，包括赚钱以后应该捐还是不捐等等。凡是跟商业文明、商业活动相关的价值体系，目前属于多数人当中的显性价值体系。

　　第二套是开放以前强势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不是简单的价值观，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跟政党、政治有关的，这个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以前涵概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就是泛意识形态化，把一个正当的意识形态变成一个社会的思考方式、行为准则。这是一种特殊的时代留下来的意识形态的惯性，到目前为止仍然是我们在公众社会政治生活当中的话语体系，这是一套我们现在的观念文化，不是简单的价值观的问题，是价值文化。在公务员体系里面、在政府体系里面、几大班子体系里面，这是公开的社会生活当中必须学会的一套语言体系。

　　第三套是我们无论做生意的、还是不做生意的，社会各阶层人在心底里传统文化延续和沉淀下来的习俗观念。海外的孔子学院、国内国学的兴起、汉服等等，这套是藏在汉文化底层的心理结构的是非判断、习俗、价值观的东西。

　　传统文化、商业伦理、意识形态这三个概念，在当今中国任何人都不能回避，每天都冲突着，但每天也共存着。汉民族本身是一个戏剧化的民族，经常会给礼、给面子，这都是戏剧化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是一个戏剧化的民族，总是在给面子，按照我们过去五千年流传下来传统的君臣父子观念，庙堂、江湖都有一套规则，按照这个来演，大家内心不至于太痛苦。事实上我们每天是有冲突的，比如我们作为一个生意人，开会的时候、算市值的时候、业绩考核的时候，确实都是冷冰冰的，没有办法。但是过公司日的时候，比如说今天公司成立多少年，或者到了逢年过节、春节、元旦的时候，又展现出中国文化家庭式的员工关怀，这套东西大家也很习惯。我们每天这几套价值体系、语言方法是不断转换的。

　　我们早期做生意的时候，我们讲中国生意人不仅要五场皆通，还要有四套语言体系，才能做成中国的好生意人。“五场”是胡雪岩讲的，是中国传统的所谓成功商人讲的“五场皆通”，商场、官场，和外国人做生意有个洋场，在中国的生意人难免要进入赌场，最后还有酒场。我们做生意有四套语言体系，一套是商业语言，我们在商学院训练的是把语言体系都统一到商业上，比如说一个模型来了怎么分析，这些都是商业语言。第二套语言体系是官场的语言，我们见到政府领导会叫书记，写文件怎么写，跟他们谈话的时候让他们感觉到就跟体制内的一样，这个是官场语言体系，否则见到领导时候，用错语言体系后果很严重。第三套是见到洋人、跟老外做生意又是一套语言体系，有西方一整套的商业逻辑和商业规则。第四套是中国传统江湖的语言体系，这套语言体系非常简单。比如说在中国有个行业非常大，医疗健康行业，民营的有一万家，其中八千家来自于莆田，莆田的四大家族有一个大哥，这个大哥我们见到时，完全是第四种语言，大家一见面就是“大哥在上”，为什么？按江湖就很简单——资深，所谓的江湖资历，按照梁山泊一样你就是大哥，兄弟有什么事情说清楚，剩下的OK，是这套语言体系，如果到这个时候按照政府的语言体系打交道，大家就没法在一起坐下来吃饭。

　　所以我简单地说，在中国当下我们的话语体系有三套：传统文化的体系、商业伦理的体系、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这三套体系在我们当中每天都混合着，但是其实没有太大的冲突，尤其商人，根据需要适应得非常快。

　　在经济成长、现代化的过程中，据我观察，价值重建包括华人社会一些其他的发展经历，大体上是两个方面：一是民间的重建，二是官方的重建。

　　从民间的重建来说，基本上是两个系统来走：一个是中产阶层，一个是底层的老百姓。北大乾元国学办了多少期了，一期的收费跟MBA差不多，都是有钱了以后，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精神重建的一个路径。

　　官方的重建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退”，一个方面是“进”。所谓退的方面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传统意识形态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出现了我们所讲的庸俗化的现象，现在意识形态的确有这种演进的过程。还有一种就是碎片化，意识形态不像以前，我们每个人都能完整的表述清楚，而是每个人都知道点。所以随着退，传统意识形态的空洞化、庸俗化、碎片化之后，实际上兴起的是以法治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以及在这个制度安排当中贯彻着我们现在讲的包括民主、法治、自由和对人权的保护，这些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一些重要内容。这些东西的达成，不是通过简单的方法，而是通过法制体系的完善，而这个法制涵概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你的财产集成，包括你开公司，包括你民事纠纷，包括夫妻离婚，实际上都是通过法制体系的完备来重建我们的一些价值体系。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基础的工作是在价值重建当中政府应该做的，就是教育。从教育、教科书这个体系，实际上要把现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民主、法治这样一些内容，通过一代人、两代人的教育，塑造出一个新的公民的面貌。我跟台北市的财政局长谈规划、谈房子，就问他你们的钱是怎么花的？他说得很有意思，他说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一直是第一大支出，大概是40%以上，而城市建设不到15%，所以我们今天到台北看到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因为在人上花的钱最多。而到北京最美丽的风景是长安街，因为我们财政预算的一半都用在了马路和大厦上。所以钱用在哪，出来的结果不一样。今后如果我们的预算在国民教育体系当中，围绕着人的支出不断地增加，而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几个字落到教育当中，我相信一代人以后，再过20年、30年，不管是00后还是10后，不管有多少人，最终我们会看到在中国最美丽的风景是人，是人的精神以及整个现代人的面貌来支撑着中国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