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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大国崛起的真正内忧 & 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
郑永年:大国崛起的真正内忧 & 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
2015/12/1 5:45:04 | 浏览:1790 | 评论:0

郑永年:大国崛起的真正内忧 & 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谈到,大国一般是从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总量、技术水平等方面去衡量。我认为物质意义上的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经济规模等要素确实重要,但是这些不足以构成一个大国的衡量标准,因此,我一直提倡:制度崛起才称得上大国。

制度创新比物质意义上的创新更重要

  《大国崛起》是一部以世界性大国的强国历史为题材摄制的大型电视纪录片,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九个世界级大国相继崛起的过程,并总结大国崛起的规律。片中讲述欧洲的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新的Modern State(现代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近代历史,基本上是西欧创造了Modern Nation State(现代民族国家),并把它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形式。无论是国家大小、经济强弱,这种制度形式战胜了其他一切因素。比如,1840年清王朝的人口规模大、国土面积大,英国仅是西欧的一部分,却将地大物博的大清帝国打败了。同样,尽管印度的国土面积不小,但也成为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人口不多的英国统治了人口大国印度。由此看出,制度创新确实远远比那些物质意义上的创新要重要的多。

  从中国历史本身也可以看出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创新出现在秦汉时期,秦汉帝国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它将战国时期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周朝分散的制度转为大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这就是制度创新,是一种中央集权制度的创新。政治学家福山曾将中国的秦汉帝国称为Modern State(现代国家),这一点我是赞同的。

  中国的唐宋时期,同样也属于制度创新的崛起时期。这里所说的制度不仅仅是对秦汉时期制度的改进,它更加包含概念的创新:唐朝的开放就是一种体制创新,其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唐朝时期,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作了进一步完善,人才备受重视,唯才是用。

拥有创新精神的制度才有生命力

  从正面来看,制度决定了一切;而从负面来看,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会慢慢衰落。如果不能更新、不能改革,再强大的国家也会走下坡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各个朝代都是如此,由最初的制度创新慢慢爬升,然后逐渐僵化、保守,最后江河日下,走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如何挽救也无济于事。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一样,西方国家就是在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以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稳定。以前,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力量很大,各个政党之间能达成共识;现在中产阶级规模逐渐变小,共识政治逐渐消失, Democracy(民主)就变成政治学家福山所说的“互相否决”制度了。

  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拥有创新精神的制度才有生命力。这也是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易经》中的总体含义,即什么东西都在变,只有变是不变的。制度就是要在与时俱进和创新中强大起来。

  通过新制度的产生让国家崛起,是从内部来说的。相比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等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后来居上的美国,英国的殖民地制度,也是相当成功的。不管怎样,英国的崛起首先是源于国内制度的崛起,外部崛起只是内部制度崛起的延伸和外延。如果内部制度没有建立好,就是失败的。比如,前苏联早期发展是很好的,不过到后来,无论是人口、疆域等都堪称大国的苏联,由于制度不调整、模式僵化,一下子遭受了解体的命运。美苏冷战时期的对抗,大部分人认为是美国的实力强大战胜了苏联。但深究为什么美国能够扳倒当时苏联这个超级大国,我觉得,要归因于苏联内部制度的瓦解。从很多方面来讲,“内忧外患”是非常有道理的,什么样的内忧才是最大的内忧?那就是制度缺乏创新、停滞不前,不能与时俱进,不能适合时代需要,这才是大国真正的内忧。

  中国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全面推进以法治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制度建设,再逐步走向富强民主。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就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背后又需要一种新的文化。政治策略的突破创新必然能够体现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发展的轨迹。中国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时做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有助于中国全球大国战略的稳步迈进。

中国有责任让西方了解中国政治制度

  现在有很多人说国外不了解中国,其实让西方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们理解中国。现在有点悲观的看法是,中国一些人和媒体对于西方的东西照搬照抄,原创的东西不多,他们对其他国家原创性的东西无法解释,对于自己的文化不能自圆其说,也就不能让他人接受。

  中国一定要将自己的社会研究透彻,包括执政党、社会、体制,等等,从而建立一套新的知识体系,而制度背后本身就有一套知识体系;创造一种既能解释自己,又能让其他人知道并理解的知识体系,这就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像西方国家,从最初的传教士,到后来文化帝国主义,即使花了很多精力,但也不能让旁人彻底了解西方国家。同样的,要想让西方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就要解释好、解读好中国,不能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

郑永年: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

郑永年:大国崛起的真正内忧 & 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

 
改革试错与腐败之间的界定要弄清楚


反腐败要讲公平性,改革中的试错不是腐败


  反寡头政治,就必须表现出政治性,任何国家都是这样。政治就是要有斗争有妥协,任何国家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但如果政治上基本整治得差不多了,反腐败回归常态,那就是要讲公平性,发现一个抓一个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反腐败运动出现了一些需要纠正的问题。比如到基层去看,现在出现了互相举报。互相举报很廉价,你举报我,我举报你,但法治就建立不起来,搞得人人自危。因为没有一个“底线”,就非常麻烦。另外,腐败的定义不清楚。反腐败并不意味着要让官僚机构不作为,但现在很多官僚都不愿作为了。官员执行政策过程中犯的错误不一定是腐败,改革中的试错也不叫腐败,这一定要区分开来

  另外,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实现主要领导干部终身责任制,这在理念上都是对的,但如果不在细节上规定好,就很麻烦。我和一些地方官员交流,他们说这意味着,理论上即使退休了也可能被抓回去,对此很担忧。所以,互相举报现象,不清晰的终身责任制,改革试错与腐败之间的界定不清,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现在老百姓给反腐败打上一个问号。反腐败已经三年了,现在应该总结一下经验,取得了哪些成绩,哪些地方有需要纠正的问题。

  现在的反腐败是政策层面的。而制度层面,要从治标走向治本。但是,现在制度层面的反腐,中国也在做。很多人说没做,老是说中国没有制度建设,这是不对的。比如,建立以中纪委为核心的反腐败体系,就很有必要。中国反腐败机构是世界上最多的:党口、政府口、人大、政协等等,但还是有很多腐败。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单一的反腐败机构:廉政公署和反贪局。为什么那么清廉?因为高效集中。现在中纪委将反腐败权力集中起来,这是对的。但这些还是不够。如何建立一个更有效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仍是需要努力的。政策层面的问题要看,制度层面新的体系的产生也非常重要,不要让人说反腐败只是一场“运动”。


如何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到平衡?


  中国到了改革这一步,集权是需要的,不仅是为了推动改革。我觉得现在所有现代国家都是集权的,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都是集权的,只是如何在集权和分权之间达到平衡。

  中国首先需要回答,是制度集权还是个人集权。如果是制度集权,那我觉得在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制度集权是永恒的事情。集权不见得没有分权,不是所有权力都在中央。我的判断是,无论反腐败、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集权都是需要的,但权力还是要向制度倾斜,而不是向个人倾斜。现在中国建立的几个领导小组都是制度化的、公开的,以前的领导小组是不公开的。桌子底下的领导小组很容易成为个别领导人操纵权力的工具。如果摆在台面上,制度化了,就没问题了。所以,制度集权是需要支持的,个人集权是需要预防的

  不过,任何改革在发动的时候都需要集权,但在政策执行的时候又肯定要分权。现在为什么很多东西落实不下去。我觉得集权已经到位了,下一步就要分权。分权集权不一定是矛盾的,要选择性地集权和选择性地分权,该集权的地方集,该分权的地方分。现在的状态是,该集权的地方已经集中起来了,是对的,但该分权的地方还没分权。比如行政审批权的下放,现在还做的不到位。官僚体制不作为,又没有把权力分到社会、企业,自己把权力放到手里也不用,形成一种“权力挟制”状态。下一步要分权,该分的权力要分下去,否则就可能出现广泛的惰政。所以不要把集权和分权对立起来,所有的近代国家都有集权的方面,也有分权的方面,就看你的体制如何设计。


未来30年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中国要真正变成一个强国,要成为制度强国。从政策层面看,现在变得很好,以后的任务是上升到制度层面,法律、宪法层面。毛泽东的30年,主要任务是国家的整合。邓小平的30年,基本是在搞经济建设,把人均GDP提高,把一个穷国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下一步,就是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也需要30多年的时间。到本世纪中叶,如果把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把法治建设好,中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很多学者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

  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 of 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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