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 何将

今天是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到，全市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共13106人。此外，针对青年学生感染人数上升的情况，市卫计委将从明年起向市教委每半年通报一次高校艾滋病疫情、感染情况，共同研究下一步对策。

权威发布

超六成为同性传播

北京市卫计委通报称，自1985年报告全国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截止到2015年10月31日，累计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共18399例（其中本市户籍4693例、外省市户籍13353例、外籍人员353例，分别占25.5%、72.6%和1.9%）。

全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经性传播16152例，占87.8%（其中同性传播11692例，占63.5%；异性传播4460例，占24.2%）；注射吸毒传播1192例，占6.5%；其他传播途径共计1055例，占5.8%。

2015年1-10月报告艾滋病病例3181例，较去年同期增长了8.5%，全市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共13106人。

此外，经性传播仍是我市艾滋病传播的首要途径，并呈明显上升态势，2015年达到96%，其中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的比例明显高于异性传播所占的比例。该人群高危行为改变困难，疾病传播因素持续存在。

病例检测

检测周期缩至4天

北京市今年将艾滋病患者检测血样首次采集关口前移至医疗机构，平均检测天数由2014年的30天缩短为4天，为早期治疗奠定了基础。

目前，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及疾控机构全部实现艾滋病初筛检测，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备开展快

速检测的能力。2015年，共检测360万人次，较2010年增加了111万人次，阳性发现率也由2010年的0.57‰增加到0.88‰。

卫生部门通过为海洛因成瘾者提供社区美沙酮药物维持治疗，自2013年起接受治疗人员中未发现艾滋病新发感染；男男性行为人群最近一次肛交使用安全套的比例由2010年的67.3%提高到2015年的74.3%；暗娼人群最近一次商业性性行为时的安全套使用比例维持在80%以上。

特殊人群

学生感染者多为18至22岁

老年人、青年学生感染人数有所上升，疫情特点呈现复杂化。60岁及以上老年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报告数近年呈增多趋势，从2010年同期的22例增至101例，主要经性传播感染（占89.2%）。在学生感染者中，18至22岁的学生感染者占所有学生感染者的50%。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近日透露，近5年我国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35%。截至今年10月底，我国报告现存活15-24岁的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9152例。

将定期通报校园艾滋疫情

目前北京市87所高校已建立的青春红丝带社团，在册青年志愿者达到7万人，经过培训后在学生群体中普及艾滋病防护知识。下一步，针对学生感染病例的增多趋势，市卫计委与市教委建立沟通机制，明年起每半年进行一次艾滋病疫情通报。明确市卫生计生部门向市教委通报，区卫生计生部门向区教委通报，具体细则正在制定当中。

中国艾滋病患者生存现状：就业就学就医难（刘珍妮）

    20年前，河南“艾滋村”的接连曝光，撕开了中国大众了解艾滋病的口子。因有偿献血引发感染疫情的上蔡县文楼村，一时成为“艾滋村”的代名词。
 
文楼村之外，艾滋病通过性传播，感染者不断增多，同时也出现青少年感染比率上升的新趋势。在每年持续更新的感染者人数背后，艾滋病人群就学难、就业难、就医难的现象，也逐渐暴露。
 
今天是第28个世界艾滋病日，通过重访文楼，对话防艾领域的专家，除了呈现文楼的变化，也试图梳理当下中国艾滋病防治出现的新问题，与全社会共同探寻应对之道。
 
告别生活了6年的大连，今年11月，26岁的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小吉（化名）在北京找到了新工作——在一家防艾公益团队负责志愿者管理。
 
小吉与HIV阳性病毒已经共生了2年。2013年，他因肠炎引起肛瘘需要手术，在入院检查时被告知携带HIV病毒。
 
那一年，全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AIDS病人有43.6万余例。而今年10月份，这个数字增加到57.5万。
 
让小吉更痛苦和恐惧的是生活的剧变，“丢了工作后再难找到，做个小手术也没医院敢收。”
 
这并非个案。河南艾滋病感染者马治发曾连丢四份工作，天津艾滋病感染者晓峰（化名）被拒诊后私改病历才得以手术。
 
当艾滋病群体的就医、就业处境尚未得到改善时，这一群体的年轻化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艾滋病的新趋势，已有学生感染者被迫休学。
 
在政府发布多个有关平等对待艾滋病群体的法律和政策下，就业、就学、就医等现实问题，成为这些政策法规的试金石。
 
病死率下降感染率缓升
 
“2010年我国的艾滋病人病死率是10.7%，到2014年已下降到5.6%。”
 
今年是我国首次报告发现艾滋病的30周年。
 
1985年，我国首例艾滋病病例来自于美籍阿根廷人，他在入住北京协和医院三天后便死亡。当时，医学界对艾滋病毒的恐慌来自于未知。
 
1999年，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医生桂希恩听闻“怪病”走进河南文楼村，发现大规模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村民后，向北京汇报。一时，感染者的惨状令国人惊恐。
 
至今，文楼村第一批感染者郭秀（化名）还记得，2003年那年，村里一天死了7个人，“全村都是办丧事的唢呐声。”
 
上世纪90年代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大众眼中艾滋病几乎与死亡画上了绝对等号。
 
直到现在，每年艾滋病的感染率和病死率的变化，都会成为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数据。今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党委书记韩孟杰，在一次访谈时表示，我国艾滋病现存活感染人数已超过57万。“2010年我国的艾滋病人病死率是10.7%，到2014年已下降到5.6%。”
 
病死率的下降和感染率上升缓慢，与国家对重点区域的防控部署密不可分。
 
2004年，国家“四免一关怀”的政策实施，对艾滋病筛查、抗病毒治疗、母婴阻断、艾滋病遗孤的义务教育实现免费，艾滋病家庭纳入社会救济。2005年-2007年，中央政府直接用于艾滋病防治的经费达26亿元。
 
感染者的“三就”难题
 
“没有哪个医院或单位会承认他恐惧或歧视这个群体，但拒绝就是那么实际地横在生活里。”
 
从数据上看，中国已将艾滋病疫情控制在低流行水平。但将57万个病例具象为艾滋病群体乃至细化到每一个个体时，他们所面临的就医、就业、就学的权利保障令人担忧。
 
2013年1月，小吉在大连医治肛瘘过程中获知他感染HIV病毒，大连和沈阳的4家医院，均以“没有消毒设备”、“不具备手术条件”等各种理由将其拒之门外，“有的医生直接说‘没有理由，你赶紧走吧’。”
 
最终，小吉借助公益团体的帮助，在以感染、传染病为重点学科的北京佑安医院完成手术。但半年后，因公司在例行体检中发现其感染者身份，小吉丢了工作。
 
接连的遭遇，让小吉感受到HIV感染者就医、就业难以保障的现实，“没有哪个医院或单位会承认他恐惧或歧视这个群体，但拒绝就是那么实际地横在生活里。”
 
北京佑安医院副主任医师、艾滋病防治专家张可认为“拒诊”就是歧视的表现，同时他也指出，这与医疗体制有关，“中国特有的传染病医院模式，让很多综合性医院接收艾滋病人后，自然地推给这里（传染病专科医院）。”
 
近几年，艾滋病感染者就医、就业遭拒的个案频繁出现在媒体上。
 
早在2009年，联合国艾滋病计划署曾在中国对2000多名艾滋病感染者开展调查，因为艾滋病，其中超12%的感染者曾被拒诊，14.8%的感染者被拒绝雇佣或失业。
 
而事实上，对艾滋病患者就业、就医、就学权利的保障并非无法可依，2006年3月1日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有律师指出，细化侵权行为和提供法律援助渠道，或许是保障艾滋病患者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
 
感染群体面临“污名化”
 
艾滋病的传播不在于高危人群，而在于高危行为。
 
近10年中，随着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由血液传播转变为性传播后，防艾针对的感染人群从静脉注射的吸毒者转化为高危性行为群体。
 
对于卫生部门，分析感染人群和传播行为是制定防控规划的必要手段。但有时，一些“断章取义”的发布，也致使大众形成对“某类人群是艾滋病主要传播群体”的刻板印象。
 
陈子煌是中国同志网络社区淡蓝网公益团队的负责人，曾带领团队进社区宣传防艾，“不少人一提到艾滋病，等号的另一端就指向了同性恋，问及一些群众同性恋和艾滋病的关系时，很多人回答我艾滋病就是同性恋带来的，但对于同性恋为何会感染艾滋病，没人能说清楚。”
 
陈子煌拿出今年的数据：在艾滋病感染的新增病例中，94%以上是通过性传播感染的。
 
“有的专家特意强调，这些通过性传播而新增病例中的24%是同性传播造成的，可这也说明剩下的76%的感染仍是由异性性行为造成。”陈子煌强调，艾滋病的传播不在于高危人群，而在于高危行为，“不管何种性取向，只要存在不安全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就会增加。”
 
作为公益团队负责人，陈子煌也配合北京疾控中心，组织志愿者在淡蓝网设于北京的4个检测点，为男同性恋群体免费进行快速艾滋病检测。
 
陈子煌担心，过度强调同性恋与艾滋病的联系，对两个群体“污名化”，可能会导致中国原本就处于“隐形”状态的同性恋群体，因担心暴露双重身份，从而抗拒筛查HIV，“这反而不利于防控。”
 
前述联合国艾滋病计划署的调查显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最大的恐惧是其感染身份被暴露。3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感染情况曾被他人未经其允许透露出去。
 
“年轻化”下的防治困境
 
“主动监测感染人群的生活，造成隐私泄露，甚至精神恐惧，都不利于防治。”
 
从去年开始，艾滋病感染群体年轻化的趋势成为大众关注的新焦点。
 
11月25日，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给出一组数据。
 
今年1月到10月，全国15至24岁，有1.4万多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感染的青少年人数比去年增长了10%左右。
 
吴尊友分析，“十一五”期间，中国的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病毒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净增长率为20%。而18岁-22岁在大学期间的感染率高达65%。
 
与吴尊友同样关注青少年艾滋病感染疫情的，还有如今已79岁的桂希恩。
 
“我的两名艾滋病学生患者已经去世，一名死于淋巴瘤，一名死于直肠癌，都是只有二三十岁的年龄，这绝不是正常死亡。还有几人面临肿瘤转移”。今年11月，在接受长江日报采访时，桂希恩不无惋惜。
 
在大众认识中，青少年学生知识来源丰富，操作网络熟练，相比其他年龄层的人更易获得防艾信息，为何“艾滋病中招率”还会如此高？
 
桂希恩认为，大学生不缺少知识，而是“知行分离”。
 
一份来自广州的调查显示印证了桂希恩的说法，大学男生购买性服务的情况在近些年有所增加，有的男生在购买性服务过程中，并未采取安全措施。另有专家分析，高校学生感染的原因与大学生性观念开放有关，除此之外，高校性教育滞后，防艾资源还没有形成整合进入高校。
 
今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要求各地建立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并在46所高校启动了高校艾滋病防控综合试点工作，在11所高校重点开展专项强化干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