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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韩关系 美韩峰会总结与未来的同盟
凯瑟琳·文（Katharine Moon），杨昌锡（Yang Chang-Seok），布鲁斯·克林纳（Bruce Klingner），金元庆（Kim Won-Kyong），特洛伊·斯坦格隆（Troy Stangarone），李雷夫（Leif-Eric Easley），朴振虎（Park Jin-Ho），金杜妍（Duyeon Kim），吴公丹（Katy Hassig），乔治·伯科维奇（George Perkovich），华盛顿特区
2015年10月19日 | 美韩峰会的成果、不足及其对政策的影响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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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 中国的“经济再平衡”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华盛顿特区
2015年10月27日 | 虽然中国已着手推进经济再平衡计划，但部分专家认为，中国未能及时采取调整措施，导致债务水平过高，中国只有继续维持信贷的超快速增长才能确保高水平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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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政策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谈美国中东政策的未来
约翰·克里（John Kerry），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华盛顿特区
2015年10月28日 | 为了帮助卡内基推进其中东项目“阿拉伯世界的未来”，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于10月28日在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总部就美国的中东政策发表了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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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亚洲经济前景的展望
李昌庸（Changyong Rhee），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2015年10月28日 | 尽管亚洲仍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其发展速度却在逐步放缓。亚洲各国的政策是否足以应对外部突发事件？是否能够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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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 日美视角看东南亚的发展
川相昌弘（Masahiro Kawai），白石隆（Takashi Shiraishi），莫瑞·希伯特（Murray Hiebert），奎格·史蒂芬森（Craig Steffensen），马克·米利（Marc Mealy），穆提亚·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包道格（Douglas H. Paal），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华盛顿特区
2015年10月30日 | 二战结束距今已有七十年之久，面对多边贸易谈判、经济一体化、风云动荡的政治格局、不断涌现的新开发机构和区域治理框架，东南亚站在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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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 习近平与奥巴马：转变中的美中两强关系
黃育川（Yukon Huang），《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2015年10月15日 | 习近平主席访美后中美两国发布的声明点出了两国间的优先事项及两国关系中的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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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关系 习近平访英开启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
史志钦（Shi Zhiqin），赖雪仪（Lai Suetyi），《外交官》（Diplomat）
2015年10月15日 | 适逢今年是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两国领导人积极推动两国关系“黄金时代”的到来，使中英关系成为其他国家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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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主义 奥巴马对鲍威尔主义的全新解读
戴维·罗斯考夫（David Rothkopf），《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2015年10月15日 | 延迟阿富汗撤军计划是明智之举。但它也预示着奥巴马总统留下了令人遗憾的政治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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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佐科上任一年后的成绩总结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2015年10月27日 | 印尼民众对新总统的评价显然褒贬不一。但凭借独具优势的政治资源，佐科入职后的第二年有望比第一年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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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 中国的列宁主义者
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马旸（Damien Ma），《外交》（Foreign Affairs）
2015年10月14日 | 习近平认为充满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才是引领中国走上强国之路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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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砖国家还重要吗》
Do the BRICS Still Matter
马科斯·德格特（Marcos Degaut），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5年10月21日 | 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成立的金砖国家，象征着发展中国家扭转与发达国家之间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力量和地位对比关系的愿望。与美国主导的七国集团近年来缓慢增长的经济水平相比，金砖五国经济呈迅速发展态势。然而，目前看来，金砖国家仍未成功建立集体身份和共同的战略目标,从而未能对成员国外交利益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本报告探讨了金砖成员国的共性与差异，对各国相对弱点与优势、战略文化以及外交政策进行了分析，旨在检验金砖国家的多边合作是否会对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权力格局带来巨大改变。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点明了金砖国家的共同点与不同点。金砖国家成员国都拥有强大的发展潜能并在所在地区处主导地位，但同时也享有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负面特性如腐败、高文盲率、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另外，作者指出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水平、发展速度与模式不尽相同，并且难以避免在国际市场上互为竞争者。
接着，作者对金砖五国在主要国际论坛上的合作与分歧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为了证明其不断增强的全球经济话语权，金砖国家在共同推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改革、维护全球贸易系统的公平公正等方面做了许多尝试。然而，作者认为，金砖国家的合作未产生任何实质性成果，并且在气候变化、安全、贸易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成员国国内环境的差异，双边关系上的矛盾和地缘政治的考虑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合作的有效性。
作者在第三部分中主要分析了金砖国家的战略文化。作者认为，五个成员国战略文化的不同可以充分解释其政治思想和外交行为上的差异，同时也能说明他们加入金砖集团的不同动机。作者指明，中国最主要的战略目标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因此中国主要采取强调和平发展和国际参与的外交政策，提倡多边主义，而对建立国际新秩序或挑战美国的权威并无兴趣。巴西认为自己是和平并且强大的国家，为了在国际上获得更大影响力，巴西采取主动的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多边组织，同时也试图改革全球治理规则。俄罗斯战略文化相对独特，战斗力、竞争力和政治自信是主要因素。俄罗斯对西方推崇民主思想、建立军事同盟等行为极为敏感，并试图通过建立多极世界格局以制衡美 国。而印度则视自身为拥有悠久历史的独特文明，强调其在国际上的独特声音。相较其他成员国，印度的军事、经济实力较弱，并缺少战略规划，领导人往往采取短期投机政策而不考虑长远影响。
最后，本报告得出结论，金砖五国社会、外交、经济和政治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其无法建立统一有效的战略同盟，而仅停留在共享部分观念与目标的阶段。作者指出，金砖国家的发展前景乐观与否取决于四大因素：重视多边合作的政治意愿，调解成员国不同利益的能力，承担抗衡美国的政治经济代价的能力，以及深化战略合作关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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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下滑:神话背后的事实》
China’s Economic Downturn：The Facts Behind the Myth
顾德明（Francois Godement）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15年10 月20 日 | 随着中国近日股市动荡，货币贬值，国际上涌现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正在衰退的言论。本报告中，作者分析了中国各经济领域分化情况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作者认为，中国经济的下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被过分夸大了，其应当被看成是中国向以消费为主导的服务型经济的转型，而非深层次的经济衰退。
首先，作者分析了中国经济下滑的程度以及不同经济领域的差异，尤其是对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服务业的不断壮大进行了重点分析。2015年中国钢铁和房产市场有所下滑，但是鉴于产能过剩和环境影响方面的原因，这种下滑其实未尝不是件好事。相比之下，在2015年前三个季度，线上零售销售增长了36%。作者认为这样的增减对比反映了中国长期进行的经济结构改革。
其次，作者指出虽然现阶段的下滑多为转型困境而非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股市动荡造成的不稳定以及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导致国内国际的消费者与投资者消极情绪不断上涨。另外，习近平政府缺乏对其经济政策意图的清晰解释，决策者在政策上存在分歧，这些因素都将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接着，作者针对中国经济下滑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进行了讨论。作者认为，由于某些“心理作用”作祟，比如把中国的高速增长当成理所当然，以及对中国股市缺乏了解，中国经济下滑的影响被过分夸大了。虽然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波及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仍十分有限。作者指出，原始资料价格的下降可能会对依赖向中国出口商品的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像大宗商品出口国巴西和委内瑞拉可能受到的打击最大。但同时也会让所有进口国受益，享受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本国生活水平的提高。
最后，作者点明了中国经济转型对欧洲的影响，并对欧洲应对政策提出建议。作者指出，中国经济转型对从中国进口大于出口的东欧而言影响较为积极，而对依赖向中国出口能源的德国，以及因人民币贬值负债加重的南欧国家和法国来说，则多为消极影响。作者认为，中国转型成为以消费为主导的服务型经济模式有助于促进中国和欧盟间的投资和自由贸易的协商。欧洲国家政府需采取一致行动，抓住机会开拓中国市场，并争取更多中国大规模项目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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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国”的革命：新瓶装旧酒》
ISIS as Revolutionary State：New Twist on an Old Story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
《外交》（Foreign Affairs），第94卷第6期 | “伊斯兰国”的宗教极端主义和近日一系列的残暴行为，使其显得异常捉摸不定和危险。然而，“伊斯兰国”并不是第一个拥有暴力倾向和宏大野心，并试图控制领土的极端主义组织。本文作者分析认为，“伊斯兰国”仍是一次资源稀缺的小面积革命运动，并不能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另外，本土国家应在遏制“伊斯兰国”中起到重要作用，而美国则不应过度干涉。
当极端分子夺权
和所有革命运动一样，“伊斯兰国”通过引诱、胁迫和教化等方式让人民服从并自愿牺牲。不同革命推崇的思想各异，但具有共性。其一，革命组织常将反对者描绘成邪恶且无力变革。在“伊斯兰国”眼中，西方世界充满与生俱来的敌意，当今的阿拉伯与穆斯林政府也被视为违反伊斯兰教本质的异端邪说。其二，革命组织宣称他们的胜利是必然的，这能保证其支持者保持服从和忠诚，“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的多次演讲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其三，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往往坚信其革命模式是普遍适用的，这也是“伊斯兰国”试图运用社交网络将其革命扩大到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原因。
革命与战争
革命往往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革命政权和其他国家往往因错误估算和盲目自信而导致冲突激化，最终爆发战争。另外，革命多造成大批难民逃离，迫使其他国家进行外交干涉。“伊斯兰国”和以往革命运动的性质及影响都极为相似，反对国相互冲突的首要利益也仍是无力击败“伊斯兰国”的主要原因。
革命不易输出
强国可以通过夺取战争胜利输出革命，而弱国则没有这种能力。“伊斯兰国”人口稀少，领土多为沙漠，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国力难以强大。其次，“伊斯兰国”传播其革命思想的行为在邻国遇到越来越多的阻力。另外，其意识形态过于狭隘，很难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的国家扩张势力范围。“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更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而非服从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的命令。
伺机而动
当然，虽说“伊斯兰国”长期的目标注定失败，但击溃它仍十分困难。外部力量试图推翻革命国家做出的努力往往适得其反，增大其输出革命的可能。相比军事干预，耐心的遏制政策是最好的选择。中东地区国家毫无疑问会依靠美国以遏制“伊斯兰国”，然而美国干涉的越多，越容易加强“伊斯兰国”关于西方十字军和所谓异端穆斯林盟友的言论。因此，本土国家应主要负责遏制“伊斯兰国”的扩张，积极采取反恐行动，而美国则应退至二线，通过提供技术、武器以及军事训练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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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对污染负责？对中国企业所有权类型与环境绩效的分析》
Who Pollutes? Ownership Type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Chinese Firms
李晓隽（Xiaojun Li），陈家慧（Christina Gai-Wai Chan）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5年10月27日 | 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工业政策以加快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在节能减排和清洁技术创新上也有着显著提高，然而，不同类型的企业对环境技术的投资以及达到国家环境标准的表现仍参差不齐。本报告中，作者对中国企业所有权类型和环境绩效之间所存联系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 首先，作者点明了相关文献中三对互斥的假设，其分别假设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及外资企业相较彼此，更愿意/更不愿对环境技术进行投资并达到国家环境标准。另外，作者还假设与中小型国有企业相比，大型国有企业拥有更良好的环境绩效。
随后，作者利用2006年对中国12个城市1268家工业企业所做的调研对以上假设进行了检验。作者采用了多项经济变量对企业进行评估，包括雇员规模、固定资本、销售量、出口、利润率以及劳动力生产力等。另外，也分别检验了企业的清洁能源技术投资量、ISO14000认证情况以及废气、废水、废渣排放达标情况等。
接着，作者通过多元计量经济学分析得出实证结果，并以上海宝山为案例进行了分析。作者指出，与私营及外资企业相比，中小型国有企业在污染治理技术上投资较少，并难以达到国家排放标准。而大型国有企业受益于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支持，拥有丰富的资源进行环境投资，因此其环境绩效足以与私营及外资企业平齐。作者指出， 外资企业的ISO14000标准认证情况以及对环境技术的投资量与私营企业水平相当，但却在达到国家排放标准上表现更好，这充分说明中国和其它工业发达国家间仍存在一定的技术差距。 另外，作者从上海宝山案例中得出，由于有当地官员在背后支持，许多中小企业逃避环保部门的监管，导致造成污染严重无法达标。 作者认为，目前中央政策制定和地方政策实施间存在落差。若中国想要进一步节能减排，实现绿色经济的目标， 决策者需要进一步提高中小型国有企业的环境标准，在地方建设独立的监管机构并扩大其行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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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甸改革的政治经济研究：大米政策改革需要耐心》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Myanmar：The Case of Rice and the Need for Patience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美国笹川和平基金会（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USA），2015年10月21日 | 为了降低贫困率，加速经济增长，缅甸这三年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然而，其改革进程缓慢并且尚未取得显著成效。本文分析了缅甸近几年的大米政策改革并提出了政策建议。作者指出，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经验来看，缅甸不仅需要考虑清楚应该“做什么”，还需明白“如何做”。务实而非理想、缓慢但稳定的改革更容易取得成功，领导人需要平衡国内的利益竞争，并承担政策变化带来的后果。
首先，作者对缅甸改革之前的大米政策做了回顾。过去六十多年中，缅甸一直以控制大米价格作为保证粮食安全的战略重点。为了避免大米供应短缺及粮价飙升问题，缅甸禁止大米出口，限制外国对大米加工业的投资，同时设立生产定额，减少税收以应对农民日益降低的生产积极性。作者指出，缅甸过去的大米政策导致其国内大米生产停滞，储备不足，粮价动荡，粮食无保障等一系列不良后果，进行战略改革刻不容缓。
随后，作者对缅甸近两年大米政策的改革进行了说明。作者指出，虽然农民不再被迫进行生产，出口禁令也一定程度得到放开，许多方面仍未充分改革，进展缓慢。作者指出，柬埔寨近年来实现了农业市场和贸易自由化，并鼓励外国对大米加工业投资，农业生产加速发展，贫困率大大降低，其成功经验非常值得缅甸借鉴。除此之外，作者提出，缅甸还能开展以工代赈项目，取消出口禁令，放宽对外资的限制，并在长期上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市场信息透明化等以保证粮食安全。
接着，作者分析指出，缅甸进行政策改革将面临一系列政治经济挑战。其一，国家领导人缺少市场经验，需克服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其二，改革将面临大米加工业利益团体施加的多重压力。其三，缅甸需重新调整大米委员会以改变其垄断局面。最后，缅甸在改革上不能急于求成，并需带动其他领域一同进行改革才能取得成效。
最后，作者总结得出，缅甸需继续改革以发展大米产业，保证粮食安全。经济改革是复杂且困难重重的过程，国际社会需要对缅甸保持耐心并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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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否推行反介入战略？》
Is China Pursuing Counter-Intervention?
艾立信（Andrew S. Erickson）, 蒂莫西·希思（Timothy Heath）,
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第38卷第3期 | 2008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不断加强对东海及南海争议海域的控制，加大对军事实力建设的投资，并试图建立新的安全机制以改变美国联盟主导的安全秩序。虽然国际上针对中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动因已有大量讨论，对中国官方文献的研究仍十分有限。本报告主要针对代表中国当局立场的2015年《中国的军事战略》专题型国防白皮书，以及代表军方态度的2013年版《战略学》进行了分析。本报告提出了 “地区重构”和“反介入”两个战略概念，分别说明了中国为抗衡美国在国家战略层面以及军事部署层面所采取的行动。
作者指出，官方文献中始终强调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但同时也指出随着战争形态及安全形势的演变，中国将增强军事实力，扩大军事范围，积极加强军事及安全合作以维护战略利益，保证国家的和平发展。在安全新形势下，中国将积极应对太空安全威胁与挑战，并加快网络空间力量建设以保障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
随后，作者引入“地区重构”战略概念以分析中国为改变美国主导的地区格局所做的尝试。作者指出，美国联盟体系给中国带来了三大挑战。其一，中国与美国盟国的领土争端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其二，美国盟国仗着美国联盟体系采取过分自信的行动。其三，美国建立反中国联盟以争夺亚洲领导权，导致中国与地区内国家关系恶化。因此，中国领导人试图在现有的如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合作组织等中国主导的多边组织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安全机制以重构地区安全秩序，制衡美国。
接着，作者指出，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推崇的思想方针与“反介入” 战略相似。中国正在通过开发、部署先进武器，组织军事训练及演习抵抗美国的军事干预。中国领导人一直致力于建设全面高科技系统和非对称武器以防止无力抵抗外国的军事干预行动。中国已经在各种平台部署先进的导弹包括隐蔽性极高的陆基移动发射器和静音潜艇等，最主要的反介入武器反舰弹道导弹也得到高速发展。作者认为，中国积极实施反介入战略导致美国在干涉中国岛屿和领海上承担巨大的潜在风险，这将迫使美国调整政策，减少与亚洲同盟的合作。
最后，作者点明，虽然“地区重构”和“反介入”是西方为分析中国行为而创的战略用语，但都是基于中国官方文献及政策总结得出的，值得加以重视。另外，西方决策者需要分清“地区重构”、“反干预”这两项战略以辨别美国面临的挑战并有效应对。作者认为，中国“地区重构”战略给美国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机遇，增大了中美合作的可能性。而反介入战略则直接挑战美国的权威，削弱其联盟力量，威胁地区的安全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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