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是搞新发展,新常态须是新发展。
新年,我的日本毕业生抱着6个月的孩子来看我,在银座午餐。小伙子在知名日本大企业横滨橡胶工作。问他轮胎生意如何?答:去年主要靠赚美国钱,美国经济发展了。这家横滨橡胶在杭州也有一家大厂。美国从2008年到2015年搞了八年QE,经济缓过来了。
信心比黄金贵重
近些日子,多有大腕大家教导我们“经济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据说是因为正在搞供给侧改革。
必须正名,供给侧改革是搞新发展,新常态须是新发展。第五代领导人任内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是须GDP翻番的,那又是超美建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谓“L型增长”是增长吗?各国都会称之为经济停滞,经济危机。因为经济是动态的,在下行中不会按人的计划长年维持在一个水平线上的,会有跌到底,跌破底的。大腕大家们说的“经济L型阶段”又需要多长时间呢?谁也不给个预期。这个L型阶段,吾国已经历了三年了,十三五计划说是都要搞供给侧改革,这一改革也是以搞新发展为主旨的。而对于新常态的认识,大腕大家们都要照照镜子,不适应的要尽快换脑筋。中国自信不容自我唱衰。
更重要的是,讲信心在经济学上是有道理的,不是权宜之计。中央的经济文件中常说要创出好的经济预期,有好的预期,企业家才会投资,消费者才敢消费,投资和消费活起来了,在竞争中经济质量才会提高,过剩产能也才会解消,经济就会进入良性循环。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因为有过剩才会有竞争,才会有质量飞跃。但是在经济预期灰暗时期,企业家和消费者就都是现金为王的态度,少花钱不花钱,经济就停滞,过剩就愈加过剩,陷入恶性循环了。中国领导曾在国际上强调过“信心比黄金还贵重”,就是这个看重经济预期的意思。
供给侧改革如何成就新发展
供给侧改革首先是制造业领域的改革。要制造出高技术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才是供给侧改革的目的。供给测改革不是消费侧改革,是反对人为地盲目地去追求向服务业的转型,是要做强做大制造业,成就工业升级,做到全面称雄世界市场。做到产品供不应求,怎会有产能过剩呢?制造业,前程远大,任重道远。
供给侧改革当然也包括制成品流通、销售,直至供给到消费者手中的供给过程的新发展。再好的制成品要有自主品牌才好卖,这起码要求广告业、售后服务要有大发展。商品还要有高效的流通业、零售业、支付业的大发展,才能接触到消费者。想象一下,如果每个村里都有便利店、超市等就会增加数亿常时消费人口。这些在发达国家都是村里必有的。
总而言之,供给侧改革就是在供给侧各行业提高全要素生产力。那么怎么能提高呢?显而易见,在研发、制造、流通、广告、销售、支付,即在商品经济全链条上都需要投资。投资简直是供给侧改革的前提条件。钱是经济的血液,投资会有失败,但要回报就必须投资。所以说供给侧改革不是实行需求紧缩,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是须有市场导向的大投资,大竞争,推动大发展。
供给侧改革,靠行政命令、计划性投资是没门儿的,靠的是市场导向的投资来提升供给侧。而要有宽裕的资金供给才可能有市场性投资。现在的高金利是杀人的高利贷,没有市场性。而且就是高金利,中小企业也很难借到钱。这样如何会发生供给侧结构改革,怎么来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
西方舆论大都炒作中国的高额负债,忽悠不可以像他们那样搞金融量化宽松,即搞QE来刺激投资救经济。负债高不高要看资产负债表,这也是西方的常识。中国国家资产可是无数级的。日本国家资产,包括国有土地什么的是5万亿美元,但仅国债就欠了10万亿美元。而中国国家是所有着普天之下960万平方公里地上地下全资产,搞土地财政也比日本有底气。中国的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庞大无比,举世无双。日本的资产负债表是负债达两倍,濒临破产边缘。日本中央政府负债达GDP的240%,而中国的国家负债仅是GDP的40%,相当于日本的零头。就这样安倍也只奔印钱救经济的华山自古一条路。安倍自称是在搞异次元量化宽松,玩着命顶经济,现在终于见了些成果。
再看美国,从2008年到2015年搞了八年QE,经济终于向好了。但就是加了息的现在,金利也才0.5%。日本和欧盟现在还是零利率,以至负利率。
在供给侧改革这个目标上没有分歧,这是世界共通的。问题是手段,是怎么做。美国搞了八年QE,我们先搞一年量化宽松试试,美欧日天天在玩命搞泡沫,却天天忽悠中国不得泡沫。什么是泡沫?中国供给侧如果搞出了高质高量是可称雄国际巿场的,这才是西方的所怕。中国给他们投资、贷款千万亿,他们都不泡沫,不怕来自中国的洋跃进,怎么中国给自国降息投资就成为过度刺激了?就是泡沫了?
不能听西方忽悠。当务之急是积极财政,宽松金融,全力支持供给侧改革。
刘戈:农业供给侧改革如何摆脱“粮食依赖症”?
“粮食安全”被中国提到无以复加的重要地步。
对饥饿的恐惧,深入到中国人的基因之中。
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北京的街头,有穿着齐整的姑娘、小伙蹲在路边,前面的瓦楞纸小牌子上写“我饿了”三个字。我立马大脑短路,接着就掏钱,全然忘记想想这种乞讨方式有明显的逻辑漏洞。
所以,“粮食安全”被中国提到无以复加的重要地步。
现在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拿了我钱的姑娘小伙是会买个馒头、一碗米饭、一只烤白薯呢?还是会买一串烤鱿鱼、一罐酸奶、一个羊肉串、一只烤翅、一只香蕉、一瓶啤酒------呢?答案不言自明,只有六十岁以上的乞丐才会去买馒头。
除少数偏远地区的贫困人口,在中国人的整体食物结构中,“主食”和“副食”的概念已经反转。原来的“主食”,已经变为“副食”,而原来的所谓“副食”,已经成为真正的主食。
“粮食安全”概念对我国农业政策产生误导
由于翻译和“饥饿基因”因素的影响,国际上通用的“食物安全”的概念在我国长期被“粮食安全”一词所替代。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联合国粮农组织”,按照字义这个组织应当翻译成“联合国食物与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在中文中“粮食”和“食物”是两个内涵和外延不同的词汇。“粮食”按照中国现行统计口径指谷物、豆类和薯类三大类作物。而食物的外延要大的多,是指所有能为人类食用并提供营养的植物和动物产品,通常分为1、谷物类;2、块根和块茎作物类;3、豆类;4、油籽、油果和油仁作物;5、蔬菜和瓜类;6、糖料作物;7、水果、浆果;8、家畜禽、水产等八大类。
从远古以来,人体能量和营养的来源都是多元的,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蛋白质、脂肪、糖类、维生素、微量元素等可以从各种食物中获得,而依靠粮食作为主要能量和营养来源只存在于部分人群的部分阶段。从世界范围来看,只有东亚地区近2000年来以粮食作为主要食物,粮食从来不是世界上大部分种族最重要的能量和营养来源。畜牧和水产在大部分国家的食物结构里扮演着比粮食更重要的角色。
按照1996年的世界粮食首脑大会对“食物安全”(FOOD SAFETY)的定义,食物安全是指所有的人,在任何时间,都能够买得到和买得起足够、安全和营养的食物,以满足活跃、健康的生活所需的饮食需求和消费偏好。
食物安全指数:充足性和稳定性、营养和健康状况、谷物产量、分派能力、人均GDP、社会冲突、政府效率、极端天气、农作物品质。
而在中国,“食物安全”被翻译成“粮食安全”,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农业政策产生了误导。导致决策部门过度地重视谷物、豆类和薯类等粮食作物的生产,而轻视了粮食之外的更多品类的食物生产。这也和联合国呼吁的保障“食物安全”的理念完全不同。
据统计,中国城市人均口粮已经从1978年的160千克下降到2010年的70千克。高收入人群的粮食消费占比更低,肉食和奶制品已经在他们的营养结构中占据更大的比例。从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经历来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饮食结构也不断变化,肉蛋奶的比例远超粮食消费。
做为一种低水平的保障,“粮食安全”的概念已经远离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将对国家整体的农业政策和土地政策产生误导。在粮食早已不再成为人们能量和营养最主要来源的今天,迫切地需要相关部门能够与时俱进,用国际通行的“食物安全”的概念,取代低水平的“粮食安全”概念。
在强调“粮食安全”而不是“食物安全”的农业政策引导下,在世界耕地面积排在美国、印度之后的中国,粮食产量却排在第一位,几乎相当于排在第二位的美国和排在第三位的印度之和。在单纯的“粮食安全”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对耕地已经近乎掠夺式地使用,作物化肥和农药使用超标,耕地几乎从来没有休耕的机会。
在内蒙古西部的河套平原,黄河水通过清朝修造的渠道,大水漫灌麦田,农民用成袋的化肥催生麦苗茁壮成长、用除草剂消灭杂草、用农药消灭害虫;在内蒙古东部赤峰的阿鲁科尔沁旗,用节水喷灌改造后的荒漠化草原种植优良乳牛饲草紫花苜蓿,蛋白质含量高达15%以上,每亩地提供的产值和营养远高于河套平原的小麦。这两种农业发展模式哪个该补贴、哪个更该被支持呢?
在湖南丘陵地带,每家每户在汉朝就存在、被分割成细碎小块的水田里耕种自家承包的几亩稻田,为了高产同样离不开大量的化肥、农药和除草剂。而在深圳郊区盐碱滩涂荒地上,中集集团将报废的集装箱改造成养鱼池,在严格温控、投料、防疫的管理之下,每亩产出的蛋白质高出稻田数倍。这两种农业发展模式哪个该补贴、哪个更该被支持呢?
在大额补贴下形成的粮食连年增产的同时,造成的是其他食物生产的资源被大量挤压。以畜牧行业为例,奶牛饲草土地很少,导致远远供不应求,价格大涨,作为国民最重要蛋白质来源之一的牛奶生产成本不断提升。这是从国内来看的,再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我国市场消费水平和原奶的价格水平已经形成倒挂。2014年国内原奶平均价格为3.79元/公斤,而新西兰等国家进口的原奶价格仅为2.6元/公斤。我国原奶的收购价格已经排名世界第四,远高于美国,更高于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
2014年,中国人均饮奶量为14升,相比十年前增长了近3倍,但即使这样,我国人均乳制品消费量仍然不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2、世界平均水平的1/3、发达国家的1/10。从发展的角度看,即使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需要更多的土地来种植牧草。
农业供给侧改革该怎么突破?
一是国家应该正本清源,从保障“粮食安全”战略提升到保障国家“食物安全”战略,并在“食物安全”的理念下,对土地产出的能量和营养更高效率的科学评估下,制定国家保障“食物安全”的具体政策。从单纯的鼓励粮食生产,到因地制宜根据各地气候、土壤、人口的因素,同时鼓励同样能够提供蛋白质、脂肪、糖类及其他营养要素的高效农业,如牧草种植、油料、糖料、水产养殖等。
二是我们的农业政策和食品生产模式要有全球视野,学习引进国外行业管控经验。可以参考世贸组织的支持农业发展“绿箱”政策。例如为国内乳业、养殖业、水产业等提供高品质营养的产业开展政策性保险,国家通过保费补贴等政策扶持,对遭受市场大起大落的动物、植物疫病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成本保险,同时鼓励保险公司开展商业保险,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收购指导价政策,通过对企业实施补贴、扶持政策,鼓励企业执行“优质优价”的收购策略,从源头树立只有“生产出好产品才能卖出好价钱”的价值取向。
三是鼓励农业生产和食品生产企业走出去。我们企业要更多地走出去,去国外建立生产基地,让国外的农民直接为我们放牧、养牛、养猪。这一方面可以补充国内的消费需求,平抑国内原奶价格波动幅度;另一方面也是在减轻我国畜牧业的资源压力,让国外的空气、水、阳光、草地为我们所用。双汇在美国成功收购美国最大的猪肉生产企业史密斯菲尔德、伊利在新西兰建立乳品生产企业、北京绿田园公司成功收购种植养牛牧草苜蓿的艾斯克兰迪等农场,已经为中国农业和食品企业走出去建立了不少成功案例,相关部门应当总结这些案例的成功经验,进行进一步的推广和扶持。
由于历史原因,在中国农业领域无论是领导者还是业界专家,都形成了顽固的“粮食依赖症”,牧业、养殖、水产、果蔬等领域缺少在农业决策中的发言权,粮食生产主管部门和粮食收储部门的强势存在和思维惯性,在一定程度上过多影响了国家的“食物安全”政策,导致在中国“粮食安全”概念替代了国际通用的“食物安全”理念。
让“食物安全”理念尽快替代“粮食安全”理念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这一理念的改变,也可以被当做在农业领域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