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企业家需要关注一下身边发生的公共事务，关心一下这个国家身边发展了什么。

　　我最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企业家，如何把自己做好，如何适应新常态？中国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这个高速增长应该是“非常态”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那么高速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没有过的，整个人类历史上也不太多，仅几个地区在一些特定的阶段有过。在非常态的时期，产生了很多非常态的企业家，也出现了非常态学者。从某个意义上来讲，非常态的学者与企业家相比成绩较差。在非常态时期，学术没有获得非常态的发展，至少目前中国还没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当然学术和经济有差异，得诺贝尔奖需要几十年时间的积累。

　　所以，我们所说的新常态，和过去的老常态、非常态有很大的关系。从经济上来说，所谓的新常态，就是说高速增长时期过去了，应该会逐步进入一个缓速增长时期——如果不是低速增长时期的话。在这个增长时期里，企业家应该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理解一下过去老常态和非常态时期企业家的遭遇。我个人从治理秩序的角度来探讨一下。

不同的理想，构建了不同的治理秩序

　　根据现实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秩序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

　　在传统的“小康社会”秩序中，企业家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在中国，企业家最早的记载是商朝之后开始的。传说商朝被西周灭亡了以后，商朝的人在国家灭亡以后失去了土地，只好到处流浪为生。流浪的结果是他们发现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这个机会是商朝的人发现的，所以就叫做商机，一直沿用至今。做生意的人，也就成了商人，做生意也就成了经商。现代社会的印章等，都是商人发明的。中国古代的商人，由于兵和官僚秩序的压制，一直局限于有限的产品市场，没有什么现代意义上的企业，更不用说平台性的市场，如“互联网＋”。而西方却不同，不仅有产品可以买卖，而且企业家本身就是中心。企业家成为市场秩序的中心，他们就不仅仅局限于产品市场，而且还慢慢开发了人力资源市场，企业产权市场，以及投融资为核心的金融市场，还有一些企业家则开发了市场平台。这让西方的企业家而不是武士和官员成为秩序的核心，而帝国的秩序和官僚的秩序，反而成为辅助性的秩序。同时，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亲市场的政府，保护性政府等理念，也开始在西方发展起来，并落实为市场秩序的辅助性制度，从而让西方成了现代世界文明的中心。

　　当然，在西方的古代，也是国家的力量起主导作用的。市场的力量，也就是企业家的力量，真正发挥重要作用，并让国家退居其次，起到服务于市场的作用，让国家的分配成为次于市场的二次分配，是近代开始的。自那时开始，一大批学者研究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在各个方面提供理论支持。亚当·斯密是奠定市场秩序理论的始作俑者，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家在20世纪系统地奠定了市场秩序理论的价值，而安·兰德，更通过通俗小说和专栏论文的形式，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强有力的道德基础。这说明，西方国家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核心区域，具有内在的秩序的原因。

企业家分类和他们与秩序结构的关联程度有关

　　中国人本身有一种投资的天性，这种天性是植根于中国人的文化特性的，是与中国古代小康社会秩序结构相关的。与这一秩序结构的关联程度，让中国的企业家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类：

　　中国目前最多的企业家，可能本身就是拥有权力和身份的人，他们大多在国企里，还有一些在地方的国企里。他们可以说是官员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的优势是，可以用尽政策的便利，甚至利用国家的信用。他们成功在这儿，问题也出在这儿，核心问题是挣钱少了，是失败，挣钱多了，但钱不是自己的，一旦弄了点放在自己的兜里，就是腐败。他们成也权力，输也权力。

　　第二种企业家是依靠权力的保护伞，利用种种公共资源发展起来。我们看到很多传统的企业，如煤炭、石油、钢材等，最近几年都走下坡路，这些是依靠国家权力比较容易赚钱的行业。第三种企业家是市场大海中的企业家。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尤其是新近发展起来的阿里，还有滴滴，都是典型。他们纯粹从市场中成长起来，没有掌握权力，也不依靠权力，是纯粹的市场经济的企业家。

　　如果说，过去的非常态，更多的是需要掌握权力和依靠权力，那么在新常态条件下，大家会发现快钱已经越来越少了，企业家一心想赚钱，但非常态时期赚钱机会越来越少了。在新常态条件下，现在很多企业家觉得自己很不安全，不知道未来应该干什么。这种心态，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因为感觉国内不靠谱，有些企业家选择出国发展，但出去以后又发现国外生意很难做，很难挤进国外市场，在国外买个房子可以，住在那儿很爽，但住几天就烦了，外国语言不懂，过去的朋友失去了，心里头很难受，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掌握的资产在缩水。

　　因此退出市场可能是一些企业家的好选择，甚至退出这个国家也是一些企业家的理性选择，有些企业家的确转型去到处演讲，发微博做公众号，做慈善而不是去做原来的自己。别人要找他的时候，他说要多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但他们无可选择的是，只要他们退出了市场，大笔的资产很容易缩水。

　　所以，中国有三种企业家。拥有权力和依靠权力的企业家，在非常态时期获得了非常态的发展，但也面临着非常态的风险，因为他们成也权力，败也权力。在新常态时期，依靠互联网新技术获得纯粹市场支持的企业家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同样面临着法律和政策的风险。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新的领域获得新的发展机会，纯粹是因为老常态时期产生阻碍作用的治理结构，在新常态时期的新市场领域里没有发挥窒息的作用。企业家选择退出，可以逃避种种风险，但一旦离开市场，他们的资产就如同鱼儿离开了水，面临着缩水的风险。

　　我觉得，企业家不仅仅需要关注权力的好处，也需要关注一下的权力的风险，不仅要关注市场的风险，而且还要关注市场自身的秩序结构，以及和其他国家结构、官员体制之间的关系。也就谁说，中国的企业家需要关注一下身边发生的公共事务，关心一下这个国家身边发展了什么。企业家自己面临的风险，可能来自于国家的结构、法律和政策，也可能来自其经营自身。经营自身的风险，企业家自己处理。来自国家的结构、法律和政策的风险，仅仅依靠权力的运作，是非常态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就显得很重要。用我刚开始提出的分析框架来说，就是如何让扩展秩序能够相互兼容，能够让市场的秩序免受国家治理和官员秩序的损害，让国家和官员秩序，变成以权利为基础的公共治理秩序。在这个公共的秩序，也就是公天下的秩序里，每个人的公共的问题，可以在公共的层次通过讨论得到解决。

新常态下，企业家如何选择

　　在新常态之下如何选择，需要考虑到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过去的不发展的老常态是我们不想要的。过去高速发展的非常态，发展是我们需要的，但高度的风险却是我们不需要的。现在新常态，一切都需要转入正轨，让市场回归市场，让国家和官僚秩序回归公共治理秩序。所以，现在的新常态，反而是一个常态的世界。非常态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新常态实际上有更多的机会，只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可能我们要花更多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企业家面临的风险可能相应也要降低，而要降低这个风险，企业家就不仅要把握市场风险，更多的还是要把握治理和政策的风险，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推进公共治理秩序的进步，来降低治理意义上的风险。

　　也就是说，让我们努力去思考公共的问题，处理公共的事物，来解决新的公共治理所面临发展的问题，这是我们学者、官员、企业家都需要共同努力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新常态这个时期。

　　总结起来，今天我们探讨的新常态，是比较而言的：过去很长时间的发展缓慢是老常态，最近30多年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现在正常增长是新常态。新常态需要建立一个公共治理的权利秩序，来支撑扩展的市场秩序的常态化发展。在不同的时期，企业家有不同的机会。在老常态时期，企业家没有机会。在非常态时期，企业家有非常态的机会，也有非常态的治理风险。在新常态时期，关键是要依靠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所有人，关注公共治理秩序的增长，推动权力治理秩序的转型，从而让企业家避免治理层次的风险，只需考虑经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