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回家了。北京的山和水跟我没什么感情， 我必须回我老家那个山，这就奇了怪了。回去家乡山里走一走像看老朋友一样，北京的山走过去像路过谁家一样。

县城生活非常有诱惑力，让人有充沛的时间去感受生活的乐趣。 比如说整条街的小店铺小商贩都是你的朋友。修钥匙的，钉鞋的，裁缝，卖菜的卖豆腐的卖书报的，银行里头的职员，对面百货公司里面的售货员你都认识。中午吃晚饭睡个午觉，一直睡到自然醒，三四点骑个自行车去某个朋友那一坐，聊聊聊，然后聊到什么时候大家一起看电影去了，看完电影吃晚饭打麻将，一直到筋疲力尽睡觉。 这种生活是有美感的，人处在热烈的人际关系里面，特别舒服。 但是如果每天都不离开这片土地，还是相当枯燥。早上起来躺在床上，缝隙之间会有一种厌倦感。
 
县城生活是一个围城， 或许我一直有很强烈的离开的冲动，但离开后又有很强烈的回去的冲动。我现在回去的话过一段时间肯定又会想出来，我估计不会超过半个月吧。

我父亲很多次强硬地用父权来帮助我走了正道。 每到升学的时候我就有很多同学流失，他们基本上成了流氓跟小偷。初中时有的同学当武警，当兵，还有的进了工厂。我妈妈觉得银行工作特别好，就想让我去银行，我父亲说不行，他得考大学。我就按他说的考，果然没考上。我父亲其实也知道我考不上，我的数学都没有超过15 分的。最荒谬的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说贾樟柯你来做这道题。不会做。老师非常意料之中地笑笑说请问这是一道立体几何题，还是一道解析几何题？我真的分不清啊！！然后我们老师说，出去，就把我给轰出去了。 我中学数学老师想象我就是邮局门口蹲着的人。 我们学校的小流氓都是蹲在邮局门口的，类似小武那种。这是她们对我的一个判断。
 
我第一次高考的志愿不是我填的，是我爸。填的是南开大学。因为我爸高考报的志愿就是南开大学，然后正好赶上“成分论”，没上成大学。这一直是他很大的一个情结。他不管我是不是倒数第一名反正要填一个南开，就像父子都在做梦一样。落榜之后我爸爸逼我去读补习班，我就说我在创作。我很叛逆的，我高二先是热爱齐秦，后来又跳霹雳舞，头发到胸那么长。现在想起来非常荒谬。 我的张狂已经都耗尽了，之后我能看到长头发下的幼稚，真的开始拍电影时我看了长头发艺术家就有点“哎呀算了”。
 
高考落榜是1989 年，过了那一年我开始想写东西。我觉得70 年前后出生的这些孩子对热情的探讨，对民主自由公平公正这些问题的在意，都和那会儿有关。 那个时间让我明白了一些现代精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个教育是非常重大的。那一年之后我的表达变得自觉。90 年我写了一篇小说投给《山西文学》，当时我们那儿有一个老作家田中赞，他看了我的小说后说，这是个苗子。那年我去太原，是山西省作协搞了一个读书改稿班，全省十几个被认为有前途的年轻作家集中在一起，一些编辑过来启发诱导一下我们，作为山西作家的后备军。那时候有一种安排，就是我们写得再有一点成绩，就会让我们吃这碗饭了，包括可能变成太原户口，变成一个作家。
 
91年，我看了《黄土地》。看完后我真的找到一个想做的事情了，就是拍电影。之前我是风筝，爱干嘛干嘛。后来我跟田中赞说我想考电影学院，我想拍电影，他非常忧伤。

我为电影愿意输。电影学院考了三次，我没有想过放弃。那个时候我有一两个表兄弟开始做煤矿，不是黑煤窑，是真的批下来的，他们想拉着我一起干，我没去。后来是广告业起来了，很多画画的同学开始做广告，也说咱们一起来，我也没去。从落榜到23 岁考上电影学院期间，诱惑其实挺多的，有可能我对电影的爱好一降落就变成开煤窑的了。 我喜欢电影不是为了给生活带来转变。对我来说只有能拍电影和拍不了电影两种区别，是在精神层面上。 拍电影内心的东西可以讲出来，会有很多旅行，世界会变得很宽，会有话语的权力，这些当时都不清楚。当时我觉得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考上，要么考到超龄不能再考。真考不上的话，我再回到原来的生活也能接受，不会太痛苦。我知道自己的底线是什么。
 
我后来拍《站台》，片头就写献给我的父亲。那时候我父亲还在世。

我的性意识大概二三年级就有了，就是天然的好感。 初中开始谈恋爱，基本是秘密的，老师不允许，也不能让其他男同学知道，他们会觉得谈恋爱的男孩子比较面。那种感情的交流非常微妙，也非常敏感。
 
最美妙的是默契。 比如俩人有好感了，会发现每天变得一起上学一起下学，一前一后，不约的，完全靠默契，骑着车没人的时候并排说两句话。这多感动人。如果中午上完操一打开文具盒，发现里面有块巧克力，那已经是严重程度的恋爱了。 这种感情交流的方法对我后来的电影都有影响。
 
汾阳中学是百年老校，1907 年由英国传教士创建的。汾阳中学几任校长都非常有趣。那时候全国都在追求升学率，可我们下午只上两节课，课后学校所有的东西开放，图书馆、阅览室、美术教室、体育场，爱玩什么玩什么。我们那个图书馆藏书不多，但是它订的报纸跟期刊非常全，像那时很时髦的《新华文摘》都有。那种气氛，要是一个有心人的话，在那个学校跟时代完全不脱节。
 
最近我在汾阳中学的贴吧看到一个学生写的东西，说我们现在那个校长“早上，去了办公室，望着他房间里的奇花异草，陷入沉思；中午，去汾太园消费（我们那儿最好吃的饭馆叫汾太园）；晚上，去罗浮宫泡妞；早上，望着他的奇花异草，想罗浮宫的女人。” 我觉得他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贾樟柯。 现在汾阳中学的孩子也知道汾中出过一个导演叫贾樟柯，有时候也会谈，但基本上都是不屌。
 
我没有经历过巨大的贫富分化之下的贫困， 比如同学家里头有三辆悍马五辆宝马，然后我们家揭不开锅的那种贫困。现在的年轻人受到的压力不是贫困的压力，而是贫富分化的压力。我完全能理解他们。
 
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做生意了，整个八十年代是一个生意的气氛。 小孩子都模仿大人在做生意。我们有一个同学是卖钢材的，还有一个同学卖烟。我是卖酒。我妈妈是烟酒公司的。我就是倒条子，不惊动我妈，跟我妈的同事或者客户来往，每天很忙碌。中学时我手里最多有一万多块钱，所以也造成了我拍电影反而一点钱的概念都没有。 钱这个渴望很早就透支掉了。
 
我们70 年代出生的人还有一种黑社会崇拜，因为都是看那种电影长大的。后来发现其实都是一种经济模式，不光是情义的，还有很多外围。为什么出去那么多人能跟着你，为什么能摆平很多事情，因为你想摆一桌酒得摆得起啊。这些也都被高中时代透支了。我现在从来不去夜店，从来不混。因为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黑咕隆冬的，七八个导演围几个老板在那弄几个女演员吃吃喝喝，称兄道弟感觉很有势力，那个我中学都试过了。我现在过得很素淡。我明白， 只不过那时我有一万块钱，现在他有两个亿而已，感觉是一样的。
 
我对财富从来不排斥，对电影的商业性和商业诉求也从来不排斥，但是不热衷，不认为它是证明某种价值的一个方法。 反正我觉得艺术是无穷无尽的，你不知道你会拍出什么电影，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东西会出现在荧幕上。 拍电影就像一个看自己到底能怎么样的历险。
 
人的性格千差万别， 我有个同学最大的兴趣就是养兔子，然后养猫养狗，根本不爱看书，那就是他的性格，你不能强迫他去图书馆里面看书。我还有个同学今年刚买车，周末带着太太孩子去山里转一转，他觉得生活很好啊，他的人生也很有意义。 我越来越不在乎所谓小人物这个说法，胸中装着天下你就不是小人物。
 
我觉得《渴望生活》 这本书拯救了很多人也毒害了很多人。 那是一个伟大艺术家最糟糕的生存状态，但是遮蔽不了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做电影以来最困惑我的可能就是文化环境。我特别钦佩我们这个政治体制，因为它一直在产生它的文化。我从80 年代一直在反抗它，到现在我发现一代一代的年轻人都被它吸引了，我们基本完全失去抵抗力。它把真正的自由市场逼到了一个非常边缘的地位。它越来越强。 你会失望吗？一定会的。
 
我越来越理解我的工作，它很原始，我记录的是我自己，我留给世界的是我的一个看法，它有参考价值。我们为什么需要费穆，需要安东尼奥尼，我们为什么要看沈从文，要看张爱玲， 我不需要答案我都知道我工作的价值。没有过去就没法认定现在的自己。 我从来不会怀疑它。
 
人生有意义，我不是虚无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当人生结束之后，我有痕迹留在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