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笔者写这篇带有公共政策建议成分文章的间接原因，是两个时隔多年、而在核心机制上却密切相关的反差式经验。直接刺激笔者写这篇评论的，是台湾眼下的政权变更，以及随后一定会层出不穷的海峡两岸须严肃对付的老困扰和新麻烦。

它山之石，不可以攻玉？

第一个间接经验来自2006-2008年在北京期间，笔者参与美国和中国有关全球化对双方关系新挑战的合作研究项目，多次听到中方资深研究人员对美国形形色色智库的羡慕，和把这一体制引进中国运作的热切希望。有位中方的小组负责人特别提及他们小组访问加州斯坦福大学及邻近的著名智库胡佛研究所，坐在课堂里听国际关系专业研究生班的讨论。授课教授就是几年前卸任的美国外交和国防系统的高中级官员，他们几十年深度介入美国对外和军事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把这样的切身参与、观察、操作、反思形成的洞见容纳进课堂教学，效果当然不同于一般的纸上谈兵，因为对外关系和安全事务不是抽象思维的玄学，而是实践性极强的应用知识分支。这位中方人士感叹地说：“要是我们中国的名牌大学也能请这样的前资深外交和防务官员当教授，那咱们的政策研究素质和培养出来的学生水平就不是今天这模样了！”

第二个间接经验来自2014-2015年期间，笔者多次参加中国内地新成立的智库和准备成立智库的高校举办的小型座谈会。为什么都是小型座谈会？原因多半是：由于中国党政领导层首肯，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智库系统，为日益增加的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等的新难题作出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筹划方略，供各级决策机构作参考，提升决策水平。可是，所有这类难题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敏感性，不便于举办更大规模的公开研讨会，怕惹麻烦。

笔者几次诚恳地建议中国内地智库的成员：只要与会者不泄露被清楚界定的国家机密，专门就难题本身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就不应该那么限制研讨会的规模尤其是它的开放性。越是开放式的针锋相对的辩论，越是能够刺激大家产生出新主意、新观点、新设想、新方案、新对策；否则，智库会慢慢被搞得“智枯”的（参阅笔者《中国的软实力和周边国家》，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59-63页）。对方基本上同意我的看法，可是他们不愿意冒风险。

笔者读到多篇报道，近来中共高层一再强调“不许非议中央！”“不许妄议大政方针！”这种警示一定要有严格清晰的界定，决不能成为一个“弹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否则，中国内地的智库就更难有效运作了。智库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们的成员能够认真负责地分析、讨论、评价既定的上层决议和政策的缺陷和失误，建议修改乃至放弃它们，推出更好的预备方案或替代对策。如果智库成员天天只能高呼“坚决拥护、完全赞成、全面贯彻”既定的决议和政策，那要花大钱成立智库干吗？所以笔者感到，中国传承数百年的智谚“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应用到企图引入美国智库的经验进中国内地一事上，目前恐怕要在中间加上一个“不”字。

有必要另辟奇径增生智源

按照海内外某些观察家的乐观估计，以上提及的中国内地对“议政”的严格限制，至少要维持到中共十九大之后。可是有些重大问题还是需要及时开启严肃议政的有效渠道，其中自然包括台湾海峡两边关系的大难题。笔者觉得，中国大陆最高层应该开启推陈出新的智库运作奇径——邀请今年5月20日台湾权力交接以后，已经卸任的马英九博士到北京一家合适的教学研究机构作短期的访问教授。“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职称是国际上通用的一种安排，是落实卸任的高官们把经验智慧反馈于社会、服务公共利益的方便体制，花钱不多，灵活机动。

北京众多的教学研究机构里边，哪一家相比起来更合适？以笔者所见，中共中央党校最佳，理由有三条。其一，该校学员都是中共党政系统的高中级官员，他们最有机会把听课的内容融化进决策思考之中。其二，该校管理严谨，省却了北京高层对马英九讲课内容可能引发失控效应的担心，而在常规的大学里面，就难以作这么严谨的管理。其三，该校邀请马英九作访问教授，也符合过往多次两岸高层人士交流的惯例。卸任后的马英九可能会当上国民党内的一个名誉职务，也可能是裸退，但他还是国民党党员。所以，中共中央党校作为一家党的机构，邀请他来对双方都名正言顺。

首选的课题之一：认同的跨代之争

邀请马英九来讲课，首选的课题有两门，都属于中国大陆眼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的重大关切点，而且马对这两门课题也有扎实的根底讲授。

第一要请他讲一讲“政治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未来中国”这个课题。这方面的讨论繁荣于20世纪中后期大陆之外的几大中国人社群，首推台湾，蔓延至海外多地，在北美特别热烈，尤其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中。马英九那些在台湾成长、同时真诚认同中华价值的青年学子，长期深浸于这场大讨论里的理性和感性潮流之中，获得了真切丰厚的体会。20世纪中后期，大陆之外的几千万中国人群体里，出于历史的或现实的原因，有些人在政治上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些人在政治上认同“中华民国”，有些人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对这两个政治体系都认同，还有些人出于价值观的原因对这两者都不认同，但几乎所有的人大体上都认同中国文化，尽管对这个庞杂的文明传统有不尽相同的解释（参阅洪泉湖主编：《百年来两岸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反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2年版）。

这种源于对政治中国的认同之尖锐分歧，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名称符号之争，它更使得无数大陆之外的中国人，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个人和家庭安身立命的冲突和危机。笔者虽然是这场大讨论的后进入者，也曾经在北美、台湾、东南亚、欧洲的中国人群体里，一次又一次地目睹因为这样的认同而有种种哀伤乃至惨痛遭遇的男女老少，动情讲述个人阅历和家族史。

以上的政治认同之分歧，大半是基于历史的根源。那么，即便所有生活于不同政治体系下的中国人，对历史的中国无法达成一致看法，对于未来的中国呢？哲人黑格尔有句名言：“我们之所以是我们，是因为我们有历史。”可是不要忘了，我们是为了未来而活着的，我们更是为了我们后代的未来而辛勤劳作的。那么，特别是生活在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对未来的中国，是不是可以而且应该努力达成最大的认同公约数，以摆脱“一个中国”最终分裂的混战前景呢？在这样的最大公约数之下，缓慢和坚定不移地以合理合情的方式，消减政治认同上的分歧冲突。我们接触的大陆之外的中国人，越是年轻，就越是对“历史的中国”不再纠缠，越是对“未来的中国”多有期待，这是跨代的认同之争。

对于这些问题，马英九一定能够给中共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带来富有启迪意义的讲课，因为他那一类人出于家庭和教育背景，一辈子都在这些问题里面思考、挣扎、尝试、实践着。尤其是他主政八年期间，力图把这跨代的认同之争通过具体政策来化解，其中的得失甘苦，恐怕目前两岸三地的政界，无人有比他更深沉的感悟。

首选的课题之二：海域和岛屿争端的法律问题

马英九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于1981年完成的学位论文，主题就是东海这类争端的法律方面（Dissertation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Trouble over oily waters：legal problems of seabed boundaries and foreign investments in the East

China Sea.”）。他在任八年期间，这类争端变得越来越火爆，他每次发表讲话或接受采访，都能以相当专业的知识作出解释。与此同时，他也提出过和平开发有争议的海域资源的建议，颇受国际社会重视。就在今年1月28日他任期的最后阶段，还顶着多方压力和误解，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视察南海争议中的太平岛，以证明它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条件，而非“岩礁”——这恰恰是眼下菲律宾在国际法庭就此打官司的一个要点。与此对照，胜选后的民进党出于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考虑，拒绝派该党高官与马英九同行（参阅民进党网站1月27日公告）。

东海和南海争端及其法律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作为战胜方的中华民国政府着力应对的要务之一，积累的文献和经验非常厚实。随着菲律宾积极把此争端递交到国际法庭求裁决，越南等国也会仿效（这也是刚召开的美国和东盟庄园峰会的主题之一）。中国大陆过去在国际法领域的人才和经验都欠缺，现在恶补也不可能马上到位。像马英九这样具有专门知识和操作经验的政治家，大可帮助北京决策层对付这一连串难题。

马英九的讲课肯定不会百分之百符合中共中央党校学员的尺寸，不过，若是能够有百分之三十的内容被接受，那也大增了北京决策机构的智源。让他这匹马先行一步作访问教授，更多合格者便可陆续造访该党校了。越是开启新的智源，智库就越是不至于智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