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个别学者对中国的经济表示担心，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至少表明他们对中国的经济的深层结构缺乏深刻了解。只有真正了解中国经济“财，税，费”的三重结构有清晰认识，特别是对广泛存在于民间流通领域的“游动的财富帝国”的现状和实力有充分理解，就可能相信造成中国的“藏富于民”的“第三财富”是中国经济不可能“硬着陆”的“硬保证”。

　　一般而言，国家的财富分为两类：一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二是来自各种“税收”。但是，在中国却存在着“第三财富”：即普遍存在于社会和民间的各种“游费”，其规模和品种可以和第一，第二财富相比肩。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经济构成，值得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认真研究。

　　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有一个十分重要和奇特的现象值得关注：就是大量“游费”的存在。这里所说的“游费”特指那些没有被纳入国家监管范围的“游动资金”。这个“游动资金”和我们所说的“流动资金”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一种“游动的财富”，而后者则是资金按照供需要求活填空补缺。我们都知道有“热钱”，有“游资”，却很少有人关注那个“游费”的存在。其实，说它为“游费”，不如说它是“潜资”，“阴钱”更恰当。因为它们始终是人人皆知，又令人讨厌；长期处于半地下，缺少阳光的资金。但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似乎离不开它，而且它们也确实是笔巨大的财富。

　　中国的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费用”，只有通过“私下缴费”才能获得商品和服务。这种私下交易从改革伊始就广泛存在于各色人群和各种经济活动中。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游费”的种类，繁杂和普遍性大约是世界上最为突出的一个国家，也是各种费用脱离监管，脱离于各种审计的“天堂”。

　　在中国谁能抓住“游费”，谁就摸到了中国社会的脉搏。谁能管好“游费”，谁就能掌握到真正的大笔“游动的财富”。

　　1.中国的“游费”种类到底有多少，没有人认真总结过。其中家教，家政的比重较大。其它还有交通费，高速路费，停车费，医院里的“黄牛费”，以及其它各种无名费用。有人说，中国的这些费用种类“多如牛毛”，大多数没有专业监管；

　　2.中国的“游费”金额到底有多少没有准确的基本估计。上没有顶，下没有底。例如，在各个旅游景点的黑车，黑导游，黑票等等费用没有真正的统计。在许多医疗机构的就诊过程中，医生的“天价药”长期处于无人管束的野蛮境地。就是那些无处不在的存车费，实际数字究竟多少，无人知晓。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些杂七杂八的“游费”数字庞大惊人。

　　3.中国“游费”的普遍性也是惊人，几乎存在于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涉及各种人士。从高端的IT精英，到路边烧烤商贩，或是地摊买卖，到处都充斥着“游费”的踪迹。他们随意要价，任意买卖。他们的价格与物价局无关，和税务局更是老死不相往来，纯然是一个悠然自得的“游动市场。”正是由于有“游动市场”的存在，才有“游费”这个“游动的财富”的存在。

　　中国的“游费”有一个重要特点：几乎都是现金交易，所以很难纳入大数据进行有效管理，当然就不存在纳税的问题。有趣的是，这些“游费”最终大多数被存入银行或投入股市等。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银行存款数常年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大量的“游费”被各个交易人用不同的方式存入银行。

　　这种“游费”中存在的不公平是十分明显的，以家政服务为例：在北京的保姆月收入平均应当超过4000元，如果是月嫂的工资收入更是高达万元以上，大大超过多数白领和公务员。

　　如果以三分之一家庭请家政或家教服务员工作计算，这些“游费”会高达十数万亿元之巨。而那些私人家教的机构和个人的收入，更是社会上触目惊心的庞杂，数额也绝不会低于数万亿。由于这些收入既没有纳入国家统计之列，也没有被计算进中国的GDP中。所以没有人关注到它们对经济发展和相关数据的影响究竟有多直接。但是这些被“忽视”的“隐形财富”不仅真实存在，而且一直在推动社会消费和改善部分人群的生活水平起到重要且不可忽略的作用。

　　世界上的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类似的“游费”现象，但是无论在数量，品种和金额规模方面均无法和中国的相比。而这些确是真真实实的财富，是真正做到“藏富于民”的财富。我们应当正面和积极地关注这些“游动的财富”，充分利用和发挥它的社会效应，如何让这些“隐性”财富上升到全国经济发展大盘上发挥出新的动能效果，让这些“游资”进入国家关注的视野之内，并纳入经济大数据之中，有利于国家经济政策的规划制定，特别是在新的寻找“补短板”，挖潜力，找新动能的今天，如何把这些“游动的财富”托出水面，放到阳光之下，这些都是政策制定者和经济领域人士应当关注的大事。

　　中国在强化“财，税”改革的同时，应当重视对“费”的管控，把“费”提到与“财税”同等重要的地位，即“调财，理税，整费”的三驾马车，为顺利实行“十三五”计划提供新的动能。

贾康：“税负只减不增”并不意味着全面减税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表述，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对表述的解读也存在一些误解和模糊的地方。
 
　　“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是在原来已经强调的结构性减税取向下，承前启后的一个表述。我理解，“只减不增”并不意味着齐头并进全面减税。还是要承认，在总体减税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差异。区别和差异的界限在于，具体到一些税种上，可以多降、少降甚至在企业的某些感受上可能不降，但绝对不能增税。这是对“只减不增”未来可能图景的简要勾画。
 
　　对企业经营者来说，一方面要理解，“只减不增”是决策层传达出的一个清晰信号：政府在进一步稳增长和供给侧改革全面发力过程中，特别注重减税，这为税制改革提出了更明确的回应企业和社会关切的工作要求。
 
　　但在另一方面，企业也应该理解自身特点与减税机制相对应的具体情况，注意顺应政策的引导作用。具体到每个企业，减税的幅度高低存在弹性空间。企业在生产经营设计中间，可以从主观角度努力顺应改革来寻求减税效应最大化。比如营改增的内在机理是鼓励专业化细分，一个企业如果在营改增改革时间表全面落实的情况下，及时把自己可以做专业化细分的空间用足，比如，运输车队、售后服务团队等，都可以考虑独立注册，就可以更多地享受到营改增的好处，感受到的减税力度就会比较大。也就是说，营改增之后，企业可以按照自己的具体情况设计、设立更带有专业化细分特征的法人，新设立相对独立的机构，于是在整个运行链条上，既发挥了原有潜力，又避免了营业税重复征收负担。这就是从动态积极角度去理解和顺应政策。减少负担的同时，积极争取把企业做大做强。
 
　　企业要对减税有一个理性认识，“税负只减不增”是给企业加一把力的辅助措施，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决定企业的生死。特别是就企业经营者的认识框架来说，不要认为获得免税待遇，就能克服经营中的全部问题。企业应当更加注重把生产经营战略策略把握好，发挥创新驱动潜力打造相对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才能有望在政府助力下更好地发展。
 
　　据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的《2015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52%的受调查企业反映“税费负担重”，80%的企业希望政府出台“税收减免”政策。我在调研中发现，企业主将税收与税外支出一股脑都算作了税负，比如五险一金、中介收费等，还有那些处政府部门“关系”的隐性负担。因此想要真正给企业减负，需要把税收负担、税外收费负担与各种隐性负担、综合成本加在一起做通盘考虑。为企业降费、综合成本的具体方案设计比减税更复杂。在中央层面，涉及的基金、行政收费项目就有几十种，地方则更多，这要求带有攻坚克难性质的配套改革。包含政府各部门职能如何合理化，如何把其它行政收费以及一些隐性负担降下来，这是配套改革的任务，已不是税制改革任务自身所能涵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