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受邀参加了不少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研讨会。一些智库同行感慨，十八大以来，虽然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国内近年来也新建了许多智库，但整体上看，中国“智”少“库”多的现状仍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反而出现了“智”与“库”断层（即“库”蓬勃发展、“智”止步不前）的失衡趋势。这是目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进程中相当值得警惕的、且需要扭转的现象。

中国的“智”并不少

　　中国历朝历代都不缺乏谋士，也不缺乏治国理政的优秀思想传统，像《战国策》、《孙子兵法》等经典古籍，均出自古代智库人之手。古代许多谋士因此还得到重用，成为辅佐君王、匡时济世之才。从某种程度上看，中国优秀谋士的此起彼伏、代际相传，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抵御外敌入侵，并使文化在本土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成功，也得益于诸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各个行业优秀研究者的建言建策。中央文件常常会出现类似“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表述，实际上就是对大量优秀智库思想者贡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概括。后者对各类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及时纠偏，是决策者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没有犯不可逆的战略错误的保障力量。

　　可见,无论从“智”的数量,还是“智”的质量来看，中国谋士们（或者说“智库学者”）对国家的贡献都是巨大的、值得尊重的。相比之下，美国许多有名的智库学者，看似思考很有深度，也受舆论关注，但他们的结论与判断未必有助于国家的发展。美国过去20多年的对外战略犯了无数错误，危机频发、国力衰退，与美国智库界看似热闹、实则存在谬误的虚假繁荣有很大关系。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不必崇拜美国智库的所谓“智”，而应从历史传统和现实进展两个维度上积极评价和客观看待智库的作用。

为何给人感觉中国的“智”很稀缺？

　　虽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中国都不乏能人、真智慧，但当下的“智”的确不尽人意，显得相当稀缺。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源于新时期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状况。

　　第一，中国前所未有地与世界融合在一起，全球源源不断涌现的“智”稀释了中国“智”的曝光率与影响力。当下，“中国制造”无处不在，大约5000万华人华侨旅居世界各地，每年中国有1亿多人次出国。从来没有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与世界的交融度像现在这么高，也从未有一个时期的中国人像现在这样“眼界大开”。每天中国都有大量的图书进口，受到外界观点的“狂轰乱炸”，被各类海外“高人”指点江山，此时，中国的思想“生产力”明显跟不上世界的产量，质量的差距也很大。据称，目前中国图书出口与进口的比例超过1:10。可见，中国的思想处于严重“逆差”状态，仍没有走出“西强我弱”的学理惯性。中国智慧面对全球的冲击，并没有足够的解释力、防御力和穿透力。

　　第二，中国发展的矛盾多发期，前所未有地需要大量思想的决策支撑。一方面，中国正在对全球产生实实在在的塑造力和推动力，但这种融合度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摩擦。加之全世界处在高度复杂的转型期、变动期和探索期，国内改革也处在高度的敏感期，亟需大量优秀的政策建议。相比决策者日益增多的咨政需求，中国的“智”的确显得供给不足，甚至捉襟见肘。目前中国智库数量达上千家之多，但真正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可为决策者所使用的智力支撑的智库并不多。可以说，要应对全球化的新情况，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解决各种全新的矛盾，仅仅依靠中国积累了3000多年的内向型传统智慧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中国目前对智库的管理机制，使得一些“智”者不容易被舆论发现，一些智库学者的“智”潜力没有被充分地激发出来，有些甚至受到了抑制。在智库圈，有一条“潜规则”是，“知道的，说得少；说得越多的，往往知道得越少”。这恰恰是离决策层近、决策影响力大的学者遇到的“悖论”式困境。许多时候，一种思想一旦进入“内参要报”系统，或被决策者采纳，或受委托做某个重大项目，往往意味着该思想就只能内部消化，无法得到社会传播。换句话说，中国的“智”许多都被人为地“藏”起来了。人们平时从公开舆论和媒体中看到的言论，仅仅只是诸多优质思想的“冰山一角”，大量优质的思想是无法“见光”的。如何让智库思想更加透明化、社会化和外向化，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智库也需要“供给侧改革”

　　中国的“智”看似较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古以来有着士大夫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认为智库的唯一功能，至少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报内参”。笔者遇到过不少学者，他们大谈，“这个观点我已经报内参，不能公开写”，“这个看法我内部说过许多次，但肯定不能在媒体上说”云云。类似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毕竟，“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然而，在当下舆论多元化的时代，中国智库学者不必过于谈“内参”色变，或唯“内参”是从。笔者曾与一些决策圈的人士沟通，后者常抱怨，“内参”往往会被相关审稿人删去棱角，读起来不过瘾。正是这个原因，当下的中国决策者越来越关注舆论中的优质思想，尤其是网络中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好文章。一位离中央决策者很近的人士透露，“我们不想错过任何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

　　在这个背景下，学者需要做到内外兼顾，既需要经过内参渠道服务决策者，也要在相关纪律允许的情况下，把握好受众差异的原则，多到公开的平台上去讲、去说，与更多人分享智慧，也使自己能够无约束地表达思想。

　　智库学者除了要有更多的公众服务意识之外，决策者也需要有更多的社会平等意识，既要鼓励学者多向社会表达有助于政策推进和国家建设的观点，进而构建决策层与社会的沟通桥梁，也要充分尊重学者的智力劳动，进而让学者将更好的思想奉献给决策者。

　　由此可见，决策者必须发自内心地认识到智库在现代国力竞争中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必要时学会捧举一些智库学者，让智库学者真正成为决策者的座上宾、对外影响力上的放大镜。国力的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方面，还应在媒体、文化和思想层面一较高下。决策者务必把智库纳入到整个国力的范畴之中，并将智库视为国家影响力的一部分，这对于国力提升意义重大。

　　早有评估说，基辛格、福山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吨量不亚于美国国务院整个公共外交系统的工作业绩。但基辛格、福山不是一日形成的，与美国决策者和智库生成体系的长期培养密不可分。中国软实力要提升，需要有“中国的基辛格”、“中国的福山”。这得靠中国决策层、智库本身以及学者本人三方面共同、长期的努力。

　　总之，目前中国智库呈现出来的迅猛发展的趋势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抓住目前的热潮，真正将智库力量的潜能发挥出来，将当下传统智库“存量”进一步盘活，在对内社会服务与对外话语表达上进行一系列改革和结构调整，对新增智库的“增量”进行正确引导，加强他们的外向功能，通过制度创新吸引更多的人才到智库工作，体现出行业包容力。换句时髦的话说，智库也需要“供给侧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智”少“库”多的失衡趋势，真正构建更好的智库生态。

郑永年：做智库的第一要务是说真话

做智库的第一要务就是说真话。说真话也许有影响，也许没有影响；说真话有人喜欢，有人可能恨你。但是做政策研究的人，第一要务不是追求影响，而是说真话。

　　实际上我做中国政策研究已经很多年了，但是现在中国很多政策现象我不是那么能看得懂。举几个例子，我们的政策，国有企业老总工资成功减下去了，但是有些国有企业老总不干活了。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可以生二胎，但是很多人不想生了。还有现在因为老龄化，要延长退休年龄了，在东亚的环境里面，新加坡、日本大家都经历这些，都非常开心，因为人的寿命长了，多干几年是好事，但是中国一提出来，反弹比较大。

　　我总觉得我们的政策研究可能不能产生有效的政策支持。当然每个国家的智库扮演不同的作用，我们国家是知行合一，但知和行之间存在一定脱节。好多政策很难转化为现实，原因很多。我们都是研究政策的，得自我反思，做政策研究为什么不能产生很有效的政策支持？当然也有很多的条件，比如需要很多财务上的条件。我们研究政策自我反思还是需要一点的，我们从自己本身怎么样能做的更好。

　　我一直关注中国的政策，研究政策变化。我们经常犯的几个毛病，或者我们经常使用的几个廉价的方法论，阻碍了我们生产出有效的知识。我就把这几个东西列举一下，供大家讨论。

　　第一个，我们知识的道德化非常严重。我们做政策，要考虑它的可行性。我们老是抢占道德制高点，认为我做的是道德的，为人民服务的，但实际是不是这样，不去考虑。

　　第二，知识权力化或者权力崇拜。有权力的人更多，有权力好像就有知识，我们所作的都是论证有权力人说的话，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知识的金钱化或者金钱崇拜。我们现在很多衡量智库，就是看能不能弄来钱，能弄来钱的就是好的，弄不来钱的，他就怀疑了，到底有没有价值。

　　第四，是知识的名誉化，追求名誉。各个地方做智库，最希望领导能批示一下，那荣誉就有了，领导不批示，好像你的政策就没有价值。

　　第五，我把它称为知识的神秘化，这一点我很头疼。现在我们讲金融改革，人民币国际化，很多解释不通的东西，我们总认为外面如美国或者西方国家有个阴谋在对付我们，解释不通了就说阴谋，这个就很麻烦。其实知识领域是没有阴谋的，什么东西都是阳谋。

　　第六，是社会问题的政治化。我们所说的社会问题，一套制度也好，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是作为社会物体，但是我们总是把它政治化。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一个两个国有企业倒闭了，共产党不会倒，中国社会主义不会倒。很多人总把国有企业的东西跟所有的东西都绑架在一起，这个太政治化。

　　第七，就是我们的知识娱乐化。现在的社交媒体，大家都喜欢把自己这些东西娱乐化，大家传来传去。社交媒体给我们带来很方便的工具，但是我觉得社交媒体对我们知识创造是非常有害的打击，越来越不能理性的思考。

　　加起来，最后导致了我们知识的虚假化。我们很多知识都是虚假的，并不是真正要解决实际的中国存在的问题。我研究政治很多年，总认为社会科学是没有理论的，实践观察通了以后，再把它概念化、理论化，是这样一个过程。我总觉得智库要产生影响，我永远相信追求影响力，但不应当是我们的第一要务。我们做智库的第一要务就是说真话，说真话也许有影响，也许没有影响，说真话有人喜欢，有人可能恨你。但是我觉得做政策研究的人，他第一要务不是追求影响，而是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