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企业，需要不断增加研发能力和了解市场的能力

　　大数据有一个最大的悖论是什么？大数据的分析是基于相关性的，但是相关性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不靠谱的，你不知道相关性是对的还是错的，比如今天我就不太想讲这个题目。大家知道，最近谷歌的AIphaGO战胜了李世石，它就没有依赖相关性，做的是两套神经原网络，一套做决策，一套做不断纠正决策。利用大数据做相关性分析的，不能单单依赖相关性，还要做人工智能。做这个事很重要的一点是，避免到了一定的阶段再去做“供给侧改革”。
 
　　工业4.0是德国人发明出来的，当时德国人发明工业4.0的时候，更多的是针对整个国家所面临的世界竞争的状况，提出了一个兴国战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数字化。把所有的设计过程，包括上下游全部放进里面去，这个过程在机械制造行业非常长，可以长到六个月。这样一来，从有开发设想，到最后产品进入市场，这个开发过程就可以缩短，这是制造业非常重要的竞争力。
 
　　第二，全面网络化。
 
　　第三，全面自动化。通过自动化，可以把一个产品的生产周期缩短。生产周期短了，库存就少了。库存少了，风险就少了。这对很多行业很重要，比如说服装行业，服装行业三分之一的成本都在库存，如果可以把生产周期压缩到像ZARA那么短，你的库存就少了。
 
　　最后，全面智能化。智能化的目的是为了让一个产品，现在可能是硬件花功夫，但是使它的软件越来越多，五到十年以后你可以看到，你买一辆汽车升级的时候，不需要换一辆新车，只需要下载一个软件就可以了，全面智能化使得产品的更新换代时间更短，更可以满足个体用户的需求，包括个性定制的需求。
 
　　无非是用这样几个策略达到一定的效果。但是这几个方面，当我们搬到中国来的时候，我们都面临着水土不服的问题。马桶盖的问题现在会发生，我们都要做反省，每个经管学院的学生上课的时候，老师经常说企业最基本的一定要客户导向、市场导向。只要市场导向、客户导向，马桶盖的问题是不会发生的，知道客户的需求和市场的需求，怎么可能有二十万的国民跑到日本买马桶盖，这个事情不会发生。但是这个事情通过工业4.0解决不了。
 
　　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企业运行本身的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三十年，绝大部分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还是过去十几年发展起来的。在十六年前加入WTO，我们国家的经济大规模快速发展，我们的企业都在忙于建厂，并没有花很多的精力很多的财力去研发或者科技方面的投入。到了2008年，经济发展到顶端，那个时候可以进行调整，后来进一步建厂，建厂以后，获利的都是国外的高端生产设备的制造业。我记得2007年和2008年的时候，全世界LED生产的最关键设备，就是MOCVD设备，全世界的产量80%是卖给中国市场的，我们花了很多钱，建了很多过剩的产能。
 
　　到现在为止，大家认识到产能过剩，所以国家推出供给侧改革，但市场还是有很多干扰的因素，使得大家不会花主要的精力面对这个问题。例如怎么解决马桶盖的问题，作为一个企业，需要不断增加你的研发能力，你的设计能力，你了解市场的能力。
 
　　互联网一来，有它很好的一面，但是也创造了一个捷径，使得很多创业者通过互联网海淘解决中国市场的短期结构性失调，但是到最后当我们用互联网把国外先进的产品，直接进口到中国来，十年以后我们会发现马桶盖的问题照样在中国发生，因为我们自己的企业还是没有相关的设计研发意识与能力。所以工业4.0解决不了马桶盖的问题。
 
人才问题是工业4.0时代面临的最大问题
 
　　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四大精密制造国家，德国、日本、瑞士、新加坡。新加坡的精密制造，新加坡政府整整花了四十年培养时间，进入世界四强，最关键就是人才培养。
 
　　三年多以前，江苏省有一个企业家朋友，一定要到德国收购一家做机床传动很关键的配件企业，后来找到我，我给他介绍了一家企业，他收购了这家企业以后，这位朋友的姿态很好，这个企业只有五十多个人，做的非常好，工厂在乡下，这位朋友到了企业总部，见了镇长，和镇长说“我一定把企业搞好，再搞一所学校”，就把企业卖给他了。卖给他之后他就想把工厂弄到中国来，弄到中国以后不良品率在5%以上，在德国生产不良品率0.01%，做了几年以后不得不把工厂关掉，这就是人才的问题。
 
　　企业一定要解决人才问题，我们不能把工业4.0和互联网的概念看成一个风口，大家扑上去，却完全没搞清楚我们要做什么。

　　我在厦门、广州、深圳等地和开发区政府沟通的时候，发现地方政府的做法面临同样的问题，当一个企业说要做工业4.0，或者中国制造2025，比如准备投资三千万的时候，地方政府给你配套三千万，像当时我们做LED的时候，你买一台设备五百万美金，政府给你补贴五百万。如果再继续这么干下去，再过五到十年，我们又是不良资产一大堆。当工业4.0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思考用这些技术本质性把企业的存量改变，以获得增量，不应该把这个技术实现本身作为目的。
 
落实中国制造2025，还得让市场来决定 
 
　　中国制造2025能不能PK德国工业4.0？在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环境下，当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像阶级斗争。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目的不是做工业4.0，我们的目的是做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2025我们集中了很大一批非常优秀的人马，方案做的非常好。但是最关键的还是在于落实，当我们做工业4.0、中国制造2025，我们绝对不能像做开发区软件，由政府主导做，而是要针对企业的实情，由市场来决定。
 
　　今天谈到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在历史上，做的最好最成功的就是八十年代，当时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所做的改革。那个时候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做什么呢？首先政府放松管制。为什么美国把里根奉为四大总统之一，因为他改革政府，政府放手，企业创新力增强。就像现在我们国家号召的一样，政府少管，企业创新能力就强，企业创新能力一强，就可以找到客户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加上工业4.0，我们的企业就是如虎添翼。

 

薛兆丰：互联网平台治理的三条规律

 

 规则更主要地是被决定的（determined）

　　在很多人看来，规则是起决定作用的（determining）。

　　就是说，规则是由有权力的人制定的，比如家规由家长制定，法规由政府制定等等。而只要用心良苦地制定了规则，就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于是，社会一旦出现了不良现象，就只要严防死守地制定相应的法规，事情就能画上句号。

　　然而，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深受进化论影响的经济学家——却认为，规则更主要地是被决定的（determined）。诚然，有权力的人可以制定规则，但规则的实施和效果，却不顺从权力。毕竟，每个人对规则都有其对策。

　　一套规则能否被大多数人遵守，能否活下来，能否大致达到目标，必须看它能否顺应客观的社会规律和经济规律。

　　换言之，制定了规则，事情只不过是画上了冒号。

　　今天，线下生活陆续搬到了线上，网络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网络平台治理和政府监管也随之而来。

　　平台究竟应该怎么管？网规应该如何制定？我以近年一些网络平台治理的实例为据，谈谈网络平台治理所应该遵循的规律。

平台治理多中心化

　　规律一，平台治理应该是多中心的。大约五年前，阿里巴巴集团（下称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平台时任阿里巴巴法务部的主管介绍，他们当时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就是要把不同类目下不仅纷繁复杂、而且层出不穷的平台交易规则，进行全面梳理和整顿，最终使这些规则达到完备、清晰和自洽的标准。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除非把所有业务停下来，否则平台的规则不可能变得那么美观；相反，动态的、多中心的、因地制宜的、采纳局部信息的、而且是多方共同参与的平台规则体系，才是正常、有效、值得追求的目标。建议重视欧洲条文法系与英美判例法系之间的效率比较，因为英美判例法系是多边、多变以及多目标的电子商务平台治理所应该参考的模范。

　　所谓法系的效率，或规则的效率，包含两重含义。“法规效率”的第一重含义，是指执行既有法规的效率，指裁决部门要花费多少成本才能决出是非的衡量，指人们要费多少工夫才知道孰是孰非的衡量，也就是“有令即行、有禁即止”的速度；“法规效率”的第二重含义，是指法规能否使得社会收益最大化、或社会成本最小化的衡量，也就是“摒弃恶法、探索良法”的速度。追求前者，更多地倚靠单方的权力；追求后者，主要倚靠多方的智力。

　　以淘宝平台上的交易纠纷为例。随着交易量的加速膨胀，纠纷就越发不可能由“自上而下”的大一统的机构来解决。更何况，这种解决办法也缺乏公信力。

　　不同类目的交易，涉及不同的交易规则、不同的信息细节、不同的利益诉求。合理的解决办法，是遵循“自下而上”的思路，招募来自不同阶层和角色的陪审员，对纠纷进行多中心的分布式处理。

　　根据这个思路，淘宝开始着手推出“市场判定项目”，其核心是请网上的志愿者组成陪审团，对网上的纠纷进行判定。这个项目的规则日臻完善，变成了今天的淘宝判定中心（pan.taobao.com）。

　　这个判定中心每天处理的纠纷数量，是传统仲裁机构所无法胜任的。诚然，没有任何判定是完美的，但让纠纷以合理的成本得到了断，是解决问题的方向。

　　凡是复杂群体，多是通过多中心进行治理。

　　今天的网络平台，也呈现了多中心的治理生态：有以商品交易为核心的阿里和京东；有以社交为核心的微信和微博；有以版权处理为核心的乐视和爱奇艺；有以撮合为核心的滴滴和优步。这些网络平台之上，又还有诸多的聚合点，协调着参与者们的局部信息和利益诉求，它们在动态的条件下不断发展，而这就是平台治理的多中心特征。

有效监管应分层

　　规律二，政府应该管平台，平台应该管个体，平台应该是政府和个体之间必要的缓冲媒介。

　　哈耶克（F.A.Hayek）在其名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指出，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从来就是以分散的方式，由社会不同的角色所掌握。所谓知识，不仅指科学知识，而更主要的是指关于“何人、何时、何地、愿意付出何种代价、换取何种数量、何种质量的服务”的信息。这些知识永远不可能集中起来。

　　要运用好这些知识，就必须依靠价格体系，由有效的组织来完成局部知识的协调。

　　从知识协调的角度看，政府直接管理个体，是一种笨拙的、低效的，且容易产生冲突的网络治理模式。

　　其中一例，是2015年秋天交通部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这个征求意见稿，网约车司机必须取得由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发放的《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

　　然而，全国网约车司机的规模，已经在百万人以上的数量级，试问那些工资固定、人数不变的政府机关，如何可能应付申请、考试、核准和监督网约车司机资质的重任呢？

　　很显然，承担着巨额私人投资的滴滴和优步等网络约车平台，具有比政府强烈得多的积极性、比政府详细得多的局部知识、比政府有效得多的管理手段，来确保司机的服务质量，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再有一例，是网络电商的工商登记问题。今年初相关部门通过媒体“吹风”，认为“既然商事制度改革已经放宽了对经营场所的要求，注册资本也不用实缴了，注册企业特别是个体工商户程序非常便利，所以应该要求自然人网店进行工商登记，从而有效地遏制电商平台的假货现象”。

　　然而，自然人网店是否登记，并不由登记的便利性决定，而是首先应当考虑其合理性与合法性。打个比方，不能因为婚姻登记的便利性，就要求人们先进行婚姻登记才能谈恋爱。从现实的角度看，如果要求集市的商贩进行工商登记，显然是很荒谬的事情。

　　互联网上，大量的自然人网店实际上就是线下这类商贩的另一种形态。从市场培育的角度来看，创业也一定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不可能一开始就是一个标准化的商业状态。

　　同时，以为进行了工商登记，就可以遏制假货的想法，这过于天真。互联网上的假货、侵权、刷单以及犯罪问题的症结，在于找不到干坏事的人，而其根源是因为不能建立身份关系的唯一对应。身份证与手机卡号的大量买卖表明，只要身份证与本人不能建立这种唯一对应关系，只要源头无法把关，后面进行再严格的登记与监管都无济于事。

　　试图用工商登记来解决假货等问题，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会把创业创新都给扼杀了。事实上，尽管电商平台也不能肃清假冒伪劣商品，但它对假货等问题的综合治理，肯定要比简单的工商登记有效得多。

　　在中国，许多法规由主管部门草拟，这种做法的弊端，是主管部门有靠条例来揽权的冲动，而揽权的直接结果就是增加官员的腐败机会、挤压企业的治理优势和创新空间。因此有必要强调：有效的监管应该是分层的。政府直接管个体，不仅抛弃了网络平台这一最有效的知识协调机制，而且还让政府直接面对无数的麻烦和冲突，这不仅会极大地增加财政的负担，而且还会由于不停的监管挫折而损害政府的管治威望。

各方合理分摊责

　　规律三，平台各参与方的责任，应该按汉德公式（Hand Formula）来界定。

　　刚才已经解释过，由政府直接管个体，创新的空间会被挤压掉；但如果平台挺身而出，承担无限责任，那平台也会因为不堪重负而被迫退出市场。平台究竟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汉德公式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指南。

　　汉德公式是美国著名法官汉德（Learned Hand）在1947年判决一宗拖船意外碰撞事故的诉讼案（美利坚合众国诉卡洛尔拖船公司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中所创立的，今天仍被广泛参照的责任分摊原则，即涉及事故的各方应该承担的责任，与其避免事故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成反比。也就是说，谁越容易避免事故，谁承担的责任就越大；反之，谁避免意外所要付的成本越高，谁的责任就越小。这样来分摊责任，将使得全社会避免意外的总成本是最低的。

　　例如，酒驾司机和路上行人，都可以通过小心翼翼来避免交通事故，但让酒驾司机自觉不开车的成本，就比让路上行人识别酒驾车辆的成本低得多，所以酒驾司机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于是便有了各国通行的禁止酒驾的法律。

　　又例如，一家电视台播放了某P2P融资公司的商业广告，后来这家融资公司由于诈骗行为倒闭了，那电视台是否应该负有责任呢？根据汉德公式，由于电视台广告部门的工作人员，去调查、跟踪、监管和检举广告客户的商业模式和经营业绩的成本实在是高不可攀，所以电视台的连带责任就很小，甚至可以免责。

　　值得指出的是，汉德公式的思路，与不少人认为的“谁赚的钱多，谁的责任就大；电视台的广告费高，所以就有责任”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同理，一家专门提供侵权视频节目的网站，如果它很容易检测到这种侵权行为，那它就应该负有很大的责任。与此相对照，一家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络平台，如果它事前识别不良信息的成本极为高昂，那它的责任就很小。当然，汉德公式的计算是动态的。如果不良信息已经被人发现并举报，那么网络平台删除不良信息的成本就大幅下降了，它应该负有的责任也就随之上升。

　　还有，如果顾客以20元购买了一块劳力士金表，那责任应该在顾客而不在平台，因为顾客比平台更清楚自己要什么；如果炒栗子的牌子叫“最好吃”、或洗面奶的牌子叫“最美丽”，那卖家就不应该被控广告欺诈罪，因为根据习俗而非字面来理解“最好吃”的责任在顾客而不在卖家或广告商。不管怎样，成本和责任的分摊将根据具体的场景来度量。

　　汉德公式的理念应该得到重视，它为解决平台治理中的“合理担责”难题投入了一束曙光，它能广泛运用于版权纠纷、假货纠纷、隐私泄露纠纷、虚假广告纠纷，以及金融和投资纠纷等领域，它是法律经济学的一项简单、有效而远未被普及的思维工具。

　　今天，网络平台普遍面临迫切的内部治理和政府监管的难题，这些网络平台涵盖网络出版、电商工商登记、网络约车、跨境商品商标、网购食品安全、金融服务等领域。

　　我的推测是，只有那些按“多中心、分层级、合理担责”的原则设计的、由“政府指导、平台主办、多方参与”的平台治理方案，才能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环境中存活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