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南交通大学15日举办的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上，西南交大校长徐飞、台湾新竹交大校长张懋中、上海交大校长张杰、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北京交大校长宁滨共同启动“海峡两岸五所交大共同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仪式”。
据了解，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交通大学起源于1896年创办的上海南洋公学与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是中国近现代土木工程、矿冶工程、交通工程等高等教育的发端。
历经多年变迁，交通大学衍生出西南交大、台湾新竹交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京交大五所高校。2016年是交通大学建校120周年，海峡两岸五所交大决定共同举办校庆活动。
“五所交大同宗同源，我们未来将推动海峡两岸交大学分互认、学费互免、教育资源共享，共同培育世界一流人才。”西南交大校长徐飞指出，交大要加速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建设进程，但不能将学校建为“世界名校的中国分校”，而应集中西教育精华为一身，致力培育“懂得现代科技的中国人”。
据上海交大校长张杰介绍，西南交大建校120周年纪念大会是交大校庆活动的第四站，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台湾新竹交大的建校纪念活动已于4月相继举办，9月海峡两岸五所交大代表还将参加北京交大建校纪念活动。
据了解，2016年海峡两岸五所交大将举办12个“共同项目”以纪念交大成立120周年，每所交大分别承办两到三个项目。其中，台湾新竹交通大学主要负责五所交大体育项目和校史文化、书画交流。
中国五所交大共庆同根同源的120岁生日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大学之林中，这都是一个罕见的时刻：2016年，分布在东西南北的5所声誉卓著的中国大学，庆祝它们同根同源的120岁生日。
在民族危亡时刻诞生、萌发较迟的中国高等教育，始终缺乏美国加州大学那样的公立大学系统，然而交通大学是个例外：它几经分合，历经战火和政权更迭，终在上海、西安、成都、北京及台湾新竹发出新枝。5所交大各自独立办学，又分享同一个传统及理想。
作为中国人最早举办的两所公立大学之一，交通大学的根系蔓延脉络，牵扯着整个国家的枯荣。
这条根系扎得很“实”。从“求实学，务实业”，到“知新致远，崇实笃行”，实际上，“实”是今天谈论5所交通大学时无法绕开的特征。
100多年前的上海，当亲手终结了清廷的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四处奔走，为铁路交通建设筹款时，他在这座学府的演说引起强烈的共鸣。他称实业乃救国唯一出路，而实业之母为交通，交通之母则为铁路，这与这所于甲午战败后“应图强需要而生”的学堂，其骨子里的实业报国抱负不谋而合。
就像是一个历史的回声。在孙中山写出《实业计划》的1920年，上海这所学堂和另外3所学校，共同定名为“交通大学”。这是这个享誉已久的校名第一次出现，其血液里流淌的，是始建于1896年的上海南洋公学、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和1909年的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等源头学校的救国基因。
今年，两甲子华诞之际，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北京交大和台湾新竹交大决定携手同庆，这是历史上的首次。
做实在事——务实
理工科出身的人，在一起庆生，也许不浪漫，却来得实在。5所交大同庆，为表重视，在每所学校校庆日当天，另外4校都将派出一位代表到校道贺。
新竹交大已经作了这方面的准备。但在校庆日前的两周，该校校长张懋中又专程去了一趟上海交大，4天后，他又赶到西安交大。他说，作为校长，校庆当天只能顾得了一头，无法出席同庆，那就提前来看看。
在“交通”面前，台湾海峡已不再是鸿沟。今天，上海交大闵行校区里种着两排香樟树，系交通大学111年校庆时台湾校友为纪念“同根同源”而赠。这条源流的重要一脉，即是清朝洋务派代表盛宣怀1896年创办于上海的南洋公学。盛宣怀被视为近代“中国实业之父”，办学堂寄托着他的实业报国志向。
因此，务实的种子从南洋公学时期就已种下。执掌交通大学最久的校长唐文治，明确提出“尚实”的教育思想，与“学而优则仕”的虚功旧制彻底决裂，以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之专才为目标。
后来的交通大学校长，也是新竹交通大学创始人的凌鸿勋这样评价唐文治：“先生之于交大，有如北京大学之有蔡元培先生，和南开大学之有张伯苓先生。”唐文治时期交大校歌里的那句“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也成为后来者的座右铭。
后来，这里培育出一批围绕实业的科学和技术大师：世界科学巨匠钱学森，创立中国航天科技；铁路英才凌鸿勋，主持陇海线巨筑；桥梁泰斗茅以升，建造神州首座现代大桥；水利俊杰张光斗，擘划华夏大型工程水利；电脑大王王安，驰骋世界电子信息领域……
在高铁四通八达、列车驰骋于世界屋脊的今日中国，“交通”实业带来便捷被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在交通大学诞生的年月，中国铁路以及整个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却十分艰辛。
中国出现铁路在1876年，较西方晚了半个世纪，彼时欧洲早已建成铁路网，铁路使世界经济连成一体，火车汽笛宣告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
以交通为名的这所大学，走在了中国搭桥建路的最前面。用作家余秋雨的话说，交通大学之“交通”，实乃中国通向现代化的一座桥梁。
在这座桥梁的背后，不乏一代又一代交大人的务实努力。正如西南交大校长徐飞所说，中国和世界轨道交通发展的关系，经历了望尘莫及、望其项背、并肩而行、一马当先4个阶段，交通大学在其中，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不会做人”——求实
细究历史，无论是兴办实业教育，还是开设工科专业，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均并非国内最早，但不同之处在于，一旦办起来就一发不可收，且办出了当时中国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蔡元培就留下话说，交通大学为全国造就“建设人才”最高学府。
上世纪30年代，交通大学一度被称为“东方MIT（麻省理工学院）”。钱学森1934年于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毕业，次年到麻省理工学院读硕士，就有一个“惊人”发现：交大的课程安排与该校同出一辙，连实验课的内容也是一样的，“交大是把MIT搬到中国来了”。
之所以有这样的成绩，除了交通大学从麻省理工学院引进教材和课程外，与交通大学近乎严苛的求实气质不无关系。
还是发生在钱学森身上。1933年，机械工程学院“水力学”考试中，钱学森答题全部正确，只是在最后一题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将“Ns”写成了“N”，被任课教师扣去4分，没得到100分。
至今，这则故事一直在交大校园里流传，成为交大人用来传承“求实”精神的最佳注脚。
比如，交大招生秉持公正，坚决杜绝后门：只要成绩合格，“虽家徒四壁，亦大加欢迎”，若是考分不够，“虽豪门巨绅，亦拒诸门外”。老校长孙科之子孙治平，曾经报考交大，因为国文一科成绩不及格，未能被录取。后传为佳话：孙中山的孙子，也只得作为一名选课生来交大旁听。
这种公正的做法已经在师生中约定俗成，谁要违反，哪怕是校长，都会遭到全校一致的反对。1923年校长卢炳田私自免试收取数名学生，遭致师生一致抗议，最后发动“驱卢运动”，将他赶出校门。
这所学校的可爱之处，恰在于此：她谋着高大上的事业，却从不自负。有时，甚至会自我调侃，这一心扑到实务上去，难免有所顾忌不到一些所谓的“人情世故”的地方。
41岁的陈雪峰是西安交大目前最年轻的院长。谈及交大精神他说了一个词——“严谨”，很快他又补充了一句，“严谨，严谨到让人感到有些死板”。
他所在的学院就有一位这样的老教授。老教授所带的博士中，5个人里有3人不能按时毕业，有的甚至要熬上六七年才能毕业，原因就是这位老先生的“严格”：做出来的实验不过关，产品性能太差……
渐渐地，这位老教授被扣上了“不会做人”的帽子。再到后来，他所带的博士生数量越来越少——没人敢报，也不愿报他的博士。
老教授的脾气却依旧如故。
告状信写到了陈雪峰的邮箱。陈雪峰的态度是，要像珍惜大熊猫一样珍惜这样的老教授：“他们是交通大学的脊梁，他们身上这种所谓‘不会做人’的气质，正是交大‘求实’精神的延续。”
不惧万难——人先
说起交通大学的气质，上海交大校长张杰想到一个词：“敢为人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自信和勇气。以改革为例，解放生产力，释放积极性，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关键词，高校改革也不例外，上海交大早在1981年就实行定编定员，人员流动。此后，教职员工积极性空前高涨。
1984年2月16日，上海交大原党委书记王宗光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当时正赶上正月十五，邓小平接见了上海交大主要领导干部和教授、学生代表，会面主题就是对交大的改革成效表示支持。
那一年，上海交大的探索经验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近年来在教育、科研战线已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试验。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改革管理制度，层层扩大自主权，实行定编定员，人员流动，挖掘学校科研潜力，承担经济建设研究课题，制定教师工作规范，明确干部岗位责任，试发岗位津贴和职务工资，提高了教学质量，出现了科研新局面。”
一所高等学校的工作经验写入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至今，这样的现象也十分罕见。
“为什么是交大？”王宗光说，交大人理工科出身居多，想法没那么复杂，只要对国家有益，对教育有益的，就去尝试。“这说到底，还是因为骨子里流淌的那些滚烫的‘实干’血液，让我们事事想着为人先。”
时隔30年，这样的故事在2014年的上海交大校园里继续上演着。这一年，国际学术刊物《自然》罕见邀约中国高校校长来撰写高校改革文章，这位校长即是张杰，他的想法也并不复杂，简单来说即是推动以制度激励为核心的师资队伍改革。这听上去，和20年前释放教职员工积极性的做法并无太大区别——时过境迁，敢为人先背后，所秉承的“实干”理念，并未改变。
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例子，当属“交通大学西迁”。那是交通大学上一个甲子故事的开头——1956年，老一辈交大人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坐上从上海开往大西北的列车，所到之地，则是与中国东部最发达城市完全迥异的景象——校园里到处是荒草，还有一处打靶场和一个豆腐房。次年秋季，学校在草棚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
这一迁，才有了后来的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
77岁的老院士陶文铨赶上了这一变化。当年他报考交通大学时，尚无上海、西安之分，只听说那是一个“毕了业能去做火车站站长”的学校，家人里极力推荐，1957年考入时通知书写的是“交通大学”，1962年本科毕业时，领到的毕业证已是“西安交通大学”。
“从迁校到分设两地到两地独立建校，不仅体现了交大人‘工业救国’的使命担当，也彰显了交大师生爱国爱校、顾全大局，明大理、识大体，一心为国，不计得失的家国情怀。”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说。
如今，交大人已互称彼此的学校为上海母校、西安母校、成都母校、北京母校、新竹母校。后人为了纪念当时的西迁，特在西安交大的设立了“西迁馆”，西迁精神也成为这所百年老校，扎根西部、担纲新时期国家脊梁的一个象征。
西安交大校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档案馆馆长贾箭鸣说，60年来，西安交大累计培养逾23万名毕业生，每3个人中，就有1人选择在西部建功立业。
饮水思源——报国
在张杰专门接待张懋中的会客室，有一面照片墙，墙上挂满了这所百年老校成立至今39任校长的照片。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照片下面的数字，并非这些校长的生卒年月，而是他们担任校长的起止时间。这些印刻在墙上的时间，无意中透露了历史的秘密——一旦国事动荡，则校长更换频繁，学校发展也是举步维艰。
比如，上世纪20年代，正值“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多事之秋，政坛地震频发，变化之速超乎预料。短短两年间，领校长印者竟有5人之多。而在老校长凌鸿勋离任，新校长蔡元培到职之前，曾有过3位任职很短，乃至任命后根本就没有出现的校长或代理校长。
几乎每一次接待外宾，张杰都会选在这里，外宾看到这些，对这百年间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肃然起敬。而在张杰心里，则更多地涌上一种“家国担当”，交通大学为图强救国而生，今天，也只有再行创举才能对得起祖先。
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上海，提出上海要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后，张杰拿出了学校六成的师资力量，投入到这件事。
一些国际知名大学的发家史，也多与所在国家，乃至全球命运起伏息息相关。包括斯坦福、麻省理工等在内大学，正是借助于二战的契机实现跨越式发展，卡内基梅隆则借助于城市衰落急需新的科技增长点，而使其计算机学科异军突起。
“回过头来看我们的高校，为何有一些社会地位逐渐弱化？原因很简单，有些时候我们总是在自娱自乐，孤芳自赏。”这是西安交大校长王树国去年年底在学校一次工作会议上所说的。
当时，一个由该校主导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设想，已经由教育部和陕西省同意批复，王树国准备将其打造为丝绸之路的创新港湾。这种选择，在他看来是西安交大探索21世纪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模式。
这是5所交大的共同取向。
3年前，北京交大和西南交大以“轨道交通安全协同创新中心”入选首批“2011计划”。北京交大校长宁滨认为，选准国家需求方向是其成功入选的主要原因。
“如何保证这样一个现代化复杂系统的安全，是国家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尤其在7·23动车事故和9·28地铁事故后，于国于民至关重要。”宁滨说。
在台湾，新竹交通大学的毕业生，也瞄准当地乃至亚洲电子产业的发展，撑起半壁江山，包括联电、台积电、联发科、宏碁、华硕、纬创等知名企业皆是其孕育的结晶。
今天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带着数百亿英镑大单去英国访问，主打的高铁和核电两个项目，离不开几所交大的智慧，前者离不开西南交大、北京交大的贡献，而后者则有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参与攻关的身影。交通大学的实业报国在这双甲子的轮回中有了新的注脚——包括高铁技术在内的“中国制造”，卖到了昔日帝国的家门口，而当初，西方列强船坚炮利，让中国在鲜血和死亡中认清了交通的重要，交通大学也因此在那样的局面下诞生了。
这是交通大学的进步，也是中国的进步。（邱晨辉）
五所交大，辈分关系怎么算？
这几天，“120岁交大老照片”让不少网友愈发关注交大的历史与故事。目前全国具有共同历史渊源关系的“交通大学”共有五所，即上海交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北京交大和台湾新竹交大。五所交大还成立了“交通大学校友总会”（Jiao To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今年交大120周年校庆，五所大学将同时举行庆祝活动。
不过，还是有不少人对五所交大的渊源非常好奇。“有人说五所交大都从上海徐家汇‘花开五枝’，这其实是不确切，或者说不够符合历史事实的。”3月16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再一次走进上海交通大学徐汇老校区校史博物馆，一边参观，一边听校史研究人员欧七斤博士讲述“交大们”的故事。
上海交通大学官方微信于2016年1月发布的五所交大版《南山南》。
交大怎么来的？
虽然我们现在常说五所交大，但“交通大学”作为校名却是在1921年8月1日才正式启用的，英文称Chiao Tung University。它的缔造者是时任交通部总长叶恭绰。
当时，交通部下面其实有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这四所学校。其中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前身是1896年盛宣怀所创的南洋公学。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前身——由北洋官铁路局创办的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也可追溯到1896年，和南洋公学的创始为同一时期。那时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和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偏重土木、电机，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和北京邮电学校则侧重培养铁路管理人才。
叶恭绰就想，虽然交通部下辖学校有这四所，但都属“专科”层次，用现在的话说都没达到“本科”水平，且学校各自为政，专业设置重合。所以他决心对四所学校进行改组，变“学校”为“大学”，将四校合组成“交通大学”：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改称“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交大沪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改称“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交大唐校）；北京两所学校合并，被称为“交通大学北京学校”（交大京校）。
三张图分别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交通大学北京学校”的校门。
这一决定，成为今天五所交大“本是一家”的渊源。因为后来“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演化为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及新竹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唐山学校”演变成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北京学校”则变成今天的北京交通大学。
交大如何“一变三”又“三变一”？
可惜改组不到一年，“交通大学”就因军阀混战被瓦解了。
1922年4月底爆发了第一次直奉军阀混战，直系取胜，亲奉系的“交通系”梁士诒内阁随之垮台，交通总长叶恭绰也被迫流亡国外。之后上任的直系交通总长并不认同叶恭绰有关“交通大学”的那一套，“交通大学”随即又被分为南洋大学、唐山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这三家。
1922年的《南洋学报》。右上角写着“交通大学上海学校”。
此时三家都还属于交通部，但彼此已经相互独立。北京交通大学还比南洋大学、唐山大学晚一年成立，因为交通部本想把交大唐校和交大京校合为唐山大学及唐山大学北京分校，但北京部分并不乐意，后来交通部同意成立北京交大。
到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基本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南洋大学、唐山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又分别易名为第一交通大学、第二交通大学和第三交通大学。
1928年2月，时任大学院（即教育部）院长的蔡元培出任第一交通大学校长。4个月后，蔡元培因事烦任重辞职。但蔡元培所提议的接任校长的人选——当时的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却让南洋大学、唐山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三校再一次合并了。
1928年就职后，王伯群按照叶恭绰当年的做法对交通部属大学再次进行合并，定名“国立交通大学”。全校还是分设三地，不过以上海为校本部，称作交通大学上海本部。而唐山大学易名为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北京交通大学易名为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其实三方在经费、校务管理上还是相对独立的，只是在形式上，唐山工程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若有重要事务呈报铁道部，需先经过上海本部。
1932年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呈报上海本部的鉴核文件。
交大如何结束“一校三地”？
到了抗战时期，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比起上海本部更靠近战火前沿，迁往湖南、贵州。最初两校合并为“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校名中只有“唐山”没有“北平”了。于是到了1942年，双方合并后的名称改为“交通大学贵州分校”。
至于交通大学上海本部，他们先将图书、设备转移至法租界，在那里一直艰难维持到了1942年租界沦陷。不过学校早已意识到租界可能不稳，在1940年就筹备着在重庆大后方设立分校，应变时变。1942年日军占领租界，交通大学上海本部部分师生移址重庆九龙坡，那里也渐渐扩升为交通大学重庆总校。
抗战结束后，重庆与贵州的师生分别回到上海、唐山与北平。到1946年，交通大学又一次分为三所彼此独立的学校了：上海部分仍称为国立交通大学，唐山部分组建国立唐山工学院，北平部分组建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都归教育部直辖。一校三地的体制，从此便结束了。
与此同时，一些交大校友迁移台湾，于1958年在台湾设立交大电子研究所，即后来的新竹交通大学。
建国后，唐山工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分别发展成为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学与北京交通大学。为何“唐山”改“西南”？那是因为在1964年学校因“大三线建设”迁至四川峨眉，并于1972年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
而位于上海的国立交通大学也于1949年改为交通大学，此时的交通大学就只指上海徐家汇一家了。
为何上海又分出了西交？
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当年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交通大学，之后又演变成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
1955年，国际形势仍然比较紧张。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把工业布局的重点放在内地，重要工矿企业内迁。同时根据全国工业的布局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对高等学校的布局进行调整，沿海地区的个别高等学校也要内迁。1955年4月初，高教部部务会议文件《1955年到1957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及新建学校计划（草案）》明确提出了“将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于1955年在西安开始基本建设，自1956年起分批内迁，最大发展规模为12000人。”
当时的交大校长彭康也从4月初就开始新校选址、征购土地、宣传动员等工作。1956年暑期的时候，交大实现了第一批搬迁：先是副教务长张鸿等首批教职工和家属迁往西安新校，接着在副校长苏庄率领下，上千名师生员工及家属乘专列前往西安。
画法几何及制图教研组全体教职员迁西临别联欢大会，摄于1956年6月。
不过“西迁”并非没有波折。尤其考虑到交大西迁后上海经济建设同样需要高水平的工科专业人才，上海市委提议由交大负责为上海筹建一所新的电机机械大学。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交大师生以整风精神出现了“该不该迁”的争议，据说当时两个多星期中贴出的大小字报几万张，意见、建议数万条。有说改迁的，有说形势变化不必迁的，还有说不必全迁、可设分校或者缓迁的。
由于争议纷纷，周恩来总理决定亲自处理这一问题。1957年9月5日，周恩来亲笔致函高教部部长杨秀峰通知国务院批准交大分设两地的新方案。这一方案得到正式批准，于是就有了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的新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3月12日，中央公布在全国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名单，交通大学上海部分、交通大学西安部分都在“全国16所重点大学”中榜上有名。那年6月2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提出交大两部分在专业设置、师资设备方面已初步就绪，且都有很大的发展。由于两个部分规模都很大，距离又远，行政上实行统一管理多有不便，拟将交通大学上海及西安部分分别独立成为两个学校。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
1959年7月3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这是上海交通大学首届研究生毕业合影，摄于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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