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余年来，美国社会围绕美式价值体系意义及其实践的争吵一直不绝于耳，近年来，“美国梦”所依托的核心价值体系更是遇到了各种挑战。

　　金钱之诱：变本加厉的权力游戏

　　“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开国元勋在独立宣言中为这个国家确立的政治思想影响深远，但如今这种理想却在被金钱所腐蚀。

　　２０１６年，独立宣言发表暨美国建国２４０年之际，美国迎来又一个大选年。站在历史维度看，这次选举不过是美国国家政治生活中又一次“例行公事”。站在现实维度看，这次选举因“金钱政治”在这场四年一度的权力游戏中扮演的重要“戏份”而备受瞩目。

　　在美国政治文化中，“利益团体”“软钱”“游说”本就不是见不得人的事物。２０１０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两案所作的裁决，更是令外部资金得以无限制地流入美国政治生活，也使今年大选铁定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烧钱”的选举。滚滚金元中，美式民主的权力大戏渐入高潮。

　　２０１２年，美国总统和国会众参两院选举的支出达到７３亿美元。而彭博社预计，２０１６年的选举支出将达到１００亿美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报告，２０１５年，全球范围内三成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１００亿美元。

　　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统计显示，截至５月１０日，２０１６年总统和国会众参两院选举竞选人筹款金额已超过１６亿美元：２５名总统竞选人筹款７．２１亿美元；１８７６名众议员竞选人筹款５．６８亿美元；４０５名参议员竞选人筹款３．２８亿美元。

　　或许有人发出“美国人真有钱”的感叹，而实际情况是，普通民众掏钱助选虽然普遍，但是只有那些一掷千金的“大金主”才对竞选人具有真正影响。变本加厉的“金钱政治”令国家政权被牢牢握在“大金主”及其代理人手中，广大民众的意愿和诉求难以得到有效表达。

　　美国政治公益组织“公共公民”负责人阿基娜·弗里蔡尔德直言，美国民主正在面临危机，民众感到被排除在民主进程之外，整个体制对“大金主”产生依赖，选举成为“烧钱”的游戏，绝大多数竞选人因为竞选开支超过对手而获胜，而这正是催生美国政治腐败的原因。

　　２０１５年８月，《纽约时报》报道说，筹款竞赛已使多数竞选人对一小部分最富美国人产生深度依赖，美国正在迅速退回“镀金时代”（１９世纪７０年代至２０世纪初美国经济发展快速的一段时期，伴随严重的政治腐败），草根政治正在萎缩，甚至死亡。

　　据倡导立法和行政部门财务状况透明的美国无党派组织“阳光基金会”统计，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２年，热衷于政治活动的２００家美国公司斥资５８亿美元，用于联邦游说和竞选活动政治献金，而这些公司从政府项目和支持中获得的回报是４．４万亿美元！

　　“当不受限制的政治贿赂成为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或选举总统的必要元素，美国已不再是一个民主政体，而沦为一个寡头政体。”在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看来，大肆渗透国家政治生活的“金钱政治”已严重腐蚀了“使美国成为伟大国家的政治体系”。

　　讽刺的是，连领跑２０１６年总统选举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的唐纳德·特朗普都承认“金钱政治”对政治体系的腐蚀。这位素来以“大金主”形象示人的地产大亨，在竞选期间竟然变成“金钱政治”的揭批者。真不知这是痛彻忏悔，还是虚伪作秀？

　　民主之惑：愈演愈烈的党派争斗

　　“党争可以妨碍行政管理，可以震撼社会，但它却不能在宪法的形式下肆虐并掩饰其激烈的情况”。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对“党争”给出这样的阐释。他相信一个实行代议制民主和分权的共和政体能够防范“多数人暴政”。

　　麦迪逊显然过高估计了宪法对党争的持久约束。今天，民主、共和两党“合法恶斗”已至登峰造极地步。

　　以贝拉克·奥巴马两届总统任期内情况为例，民主、共和两党相互拆台几乎成为美国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两党在国会的对峙，严重掣肘了奥巴马政府涉及国计民生的诸多改革努力，甚至一度导致政府被迫“关门”，险些引发一场灾难性的主权债务违约。

　　从预算到移民，从医改到控枪，要“大政府”还是要“小政府”……奥巴马入主白宫七年多，政绩乏善可陈，一定程度上要拜两党恶斗所赐。“斗争经验丰富”的政客们从所在选区打到华盛顿，从国会山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正是：有政客的地方就有争斗。

　　今年２月，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去世，保守派同自由派“宪法守护者”的力量对比由５：４变成４：４。为了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确保党派利益在大选年实现最大化，两党立即展开夺位之战。

　　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提名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自由派大法官梅里克·加兰接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对此，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米奇·麦康奈尔明确表示，参议院绝不会就奥巴马的提名举行听证并予表决，新一任大法官必须由下一任总统提名。

　　作为美国政治体系的司法支柱，联邦最高法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因此被民主、共和两大政党视为权力必争之地。斯卡利亚身后之争，表面看与三权分立无甚关系，实质上却是代议制民主、分权理念与“金钱政治”结合而作用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极致表现，暴露出藏匿于宪政民主下政治利益至上的“小”来。

　　愈演愈烈的党争加剧了美国民众对华盛顿政治圈的愤怒与失望。这一点，在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选举初选阶段已得到充分体现。在很多人看来，特朗普的崛起，既是最大的偶然，也是最大的必然。也有舆论指出，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已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

　　尽管任期还未结束，但是本届国会已被普遍认为是１９４７年以来最低效的国会。盖洛普公司４月６日至８日所做民调显示，国会支持率仅为１７％。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运行两百多年的美国政治体系已出现“机能性障碍”：立法和司法部门对行政部门影响力加大，导致行政成本高企且效率低下；利益集团、游说团体影响力加大，扭曲了民主进程；政治两极分化，使制衡制沦为“否决制”。

　　平权之难：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

　　“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与挫折，我仍然怀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深深扎根于美国梦之中。”１９６３年８月，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发表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演说，奏响了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平等权利的时代强音。

　　半个世纪以来，经过美国各界不懈努力抗争，种族主义言行被广泛禁止，少数族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处境有所改善。不过，作为陈年顽疾，种族歧视在美国社会依然“系统性存在”，平权之梦远未完全实现。

　　据调查，２０１５年，有６１％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种族关系糟糕，执法司法领域依然是种族歧视重灾区，６８％的非洲裔美国人认为美国刑事司法体系存在种族歧视。有评论认为，美国种族矛盾尖锐，种族关系处于近２０年来最差时期。

　　２０１４年８月，美国中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弗格森市白人警察达伦·威尔逊枪杀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激起众怒。而后，圣路易斯地区大陪审团根据既有证据材料，决定不起诉威尔逊。弗格森民众对大陪审团的决定极为不满，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

　　怒火，迅速从“风暴眼”弗格森蔓延至东西海岸，愈烧愈烈。数以万计的民众加入到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的队伍。“黑人的命也是命”“双手已举起，请别开枪”等标语极其醒目。种族歧视，这块旧伤疤再次被狠狠揭开。人们质问：应许的平等何在？

　　弗格森之乱在种族歧视、司法不公等表象下折射出非洲裔美国人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陷入困境的现实。有媒体感叹“美国梦”已终结，认为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令越来越多处于社会底层的非洲裔美国人，丧失为实现“美国梦”而奋斗的动力，选择自暴自弃。

　　的确，就个体而言，“美国梦”的实现不仅取决于自身奋斗，也取决于外部条件。当本该提供公正、鼓励向善的制度出现问题时，仅靠个体努力并不足以实现梦想。而明知病灶所在，美国现行政治体系却似乎仍迷信“美国梦”对社会的自我疗伤，不得不说这是个遗憾。

　　弗格森之乱也是继２０１１年“占领华尔街”之后又一次典型的“后金融危机时代”群体性抗议活动。对比两者，不难看出，虽然参与者诉求不同，但是普遍对自己的生存状况以及这个国家日益严重的经济社会不平等不满，对曾经努力追寻的“美国梦”感到失望。

　　事实上，这种失望甚至愤怒的社会心态也在“反作用”于这个社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警告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造成社会阶层向上流动性减弱，令美国底层人群处于相当危险的境地，美国已步入“脆弱的时代”。

　　从“占领华尔街”到弗格森之乱，再到特朗普崛起，看似无甚关联，实则都是“金钱政治”腐化政治体系的必然结果。１％的人口控制着４０％的国家财富，不平等情况更是近９０年来最为严重。难怪有人套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指出，美国民主已成为“富人有、富人治和富人享”的民主。

　　当“美国梦”遭遇“美国病”，是梦想照亮现实，还是现实破灭梦想？“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诚哉斯言！每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归根结底还是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决定和建设。（参与者：支林飞、石英珊、柳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