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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应该是中国应对的头号挑战
老龄化应该是中国应对的头号挑战
作者:蔡昉 | 2016/6/8 19:59:06 | 浏览:1530 | 评论:0

老龄化应该是中国应对的头号挑战

人均GDP实际也有了很大提升

  我记得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的时候,中国人均GDP大约150美元左右,在世界上排位绝对靠后,低于许多非洲国家,我们的GDP以人均八点几的速度增长,到现在是80位左右,还没有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按照购买力平价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了。我们从100多位提升到了80几位,这是一个巨大的提升,毕竟中国人口这么多。此外,全世界的人均GDP都是提高的,各个地区都在提高。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向前跨越这么多,说明我们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上提升了位置。

中国老龄化什么时候会进入特别严重的阶段?

  应该说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了7%,60岁人口比重大约10%。按照联合国曾经有过的定义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这已经16年过去了。我们喊了这么多年的老龄化,过去是正常的速度,真正加快是2010年之后,今后还会继续加快,我一下也说不出这个数字来,大概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的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了,2030年之后我们几乎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之一了,这是一个变化的趋势。所以老龄化应该我们应对的头号挑战。所以你刚才说,我们放远点看。

  今天是财富论坛,老龄化有两个重要的影响:第一个是消费的影响。按照正常趋势,老龄化意味着“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了,老龄化程度高了,中国老年人消费并不高,这些老年人当年收入低,消费低,就造成我们非典型化的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设想老龄化社会的消费是一个金字塔型,但是我们人口结构已经是一个倒金字塔型了,这两者是不对称的。

  第二老龄化社会对储蓄也有影响。人口年轻的时候储蓄率可以高,因为“生之者众”。有一个理论是第二次人口红利,人们知道了老龄化情况,会产生一种未雨绸缪的储蓄倾向,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这种高储蓄来自于特定的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养老保障制度必须是积累型的,就是说你是现收现付,我就是指望我的孩子养我,指望现在工作的人养我,是积累型的养老。第二个是要有资本地养老,这样才能变成储蓄,变成投资。

  我们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们至少要做三件事:第一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实体经济发展是你一切经济来源。基础设施领域是派生的需求,实体经济不够发展,基础设施超前是没有意义的,必须发展实体经济,要靠改革来获得改革红利。第二,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应该考虑长期的,从目前的现收现付制变成储蓄积累型的制度。财富市场、管理市场都应该发育。

  为什么我们经济增长降下来了,财富的管理增长却加快了?我的理解就是说当你经济增长降下来的时候,是潜在增长为降。这个时候你没着眼于提高它的潜在增长率,而是着眼于刺激,你会发现刺激投出的货币到不了实体经济,而基础设施能到一些,也不会完全到,因为基础设施也没有真实需求。这样就外溢出去了,在财富管理的行当内自我循环,这样比较危险会形成资产泡沫。日本80年代末经历了这个过程,最后资产泡沫破了,我们应该有这个警惕。

 

世界人口与老龄论坛组委会主席格罗斯:65岁以上老年人迟早成为劳动力新来源

老龄化应该是中国应对的头号挑战

65岁以上的受访者,超过80%对于继续融入社会生活有强烈的愿望

  来自瑞士的世界人口与老龄论坛组委会主席汉斯·格罗斯最近发表了题为 “生产力必须遵循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演讲。格罗斯认为,人口老龄化是全球趋势,老年人迟早会成为新的劳动力,这对于企业、社会和劳动者个人来说,都将是一个挑战。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中国:劳动力下降显著,且不断加速

  首先讲一下非洲,21世纪非洲的人口将会成为世界人口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力。21世纪的非洲,生产力最重要的来源是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

  再看一下亚洲,21世纪,亚洲的人口增速也相当大,我们预计,21世纪亚洲劳动力人口可能会减少5亿。与此同时,65岁以上的人口将会增至15亿,也就是说,亚洲将会增加10亿左右65岁以上的老年人

  但是,不同国家不同人口的变化和增长轨迹是不同的。以中国、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为例:中国和日本的劳动力人口下降将最为显著,而且这两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已经开始上升。印尼和印度的情况略有不同,虽然劳动年龄人口仍在不断上升,但是2015年之后出现了停滞,随后增速也会降至最低。

  北美的情况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北美劳动力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在本世纪都会增加。

  拉丁美洲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将会大幅增长,但是由于人口密度很小,所以质变的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南美洲的老年人数量会大幅增长,人数将从5000万增至2.5亿,也就是说老年人口将会增加5倍。

  我所在的欧洲又是另外一番图景,劳动力人口将会急剧下降,降幅至少是25%,同时65岁以上人口至少翻一番。

  澳大利亚、新西兰所在的大洋洲跟北美的情况有点类似,劳动年龄人口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持续增长。

  由于时间有限,我们着重总结一下亚洲的情况:

  首先,亚洲劳动力人口将会减少5亿,其次,65岁以上人口在21世纪将会增加10亿。在中国,我们相信这样一种老龄化的趋势已经出现了,并且在不断地加速。所以,我们需要谈的并不是未来到底会怎样,而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我们的挑战在哪里,尤其是劳动力短缺对未来社会产生的破坏作用。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保证能有足够的劳动力来维护正常社会发展。世界人口当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迟早将会成为新的劳动力来源。

多数瑞士老人希望延迟退休

  分享一些来自瑞士的调查结果,瑞士大约有700到800万人口,是上海的20%。瑞士劳动力人口的健康水平很高,另外,瑞士养老金体系和和福利体系是基于一个很高的标准建立的,每个老年人从退休到去世之前,平均收入大致可达到退休前70%。数据显示,瑞士劳动力人口在不断减少,老年人口在不断增加。再未来的几年中,由于当年的“婴儿潮”,60-69岁的人口将会增加40%-50%。

  在瑞士这样一个劳动力出现短缺的国家,我们需要不断地发挥人口结构当中的内升动力,确保生产力得到维持。我们在瑞士的一个山区调查采访了300人,那里的劳动力主要从事建筑工程业,消费品业和医疗保健服务。这个区域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65岁以上人口目前每年增长2.2%,另一方面,整体的人口数量出现了停滞。

  我们试图通过问卷调查已到退休年龄但身体非常健康而且有一定工作能力老年人是否真的想退休。定量调查结果显示,65岁以上的受访者,超过80%希望自己身体和精神保持健康,他们对于继续融入社会生活有强烈的愿望,他们也非常希望可以和另一半周游世界,同时,他们也希望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而并不愿意迁居。在这些受访者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表达了积极的学习欲望,希望能够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为余生注入一些新的活力。他们认为自己身体很好,能够再活上20-25年。

  那么这些人对于未来的职业期望又是怎样的呢?令人吃惊的是,根据统计,约有92%的受访人希望到了退休年龄之后同样具备生产力,也就是说希望能够继续工作。在瑞士,男性65岁退休,女性64岁退休。

  另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是,在这92%的受访人中,有三分之一65岁以上的老年人希望继续全职从事现在的工作,另外有三分之一的人也希望做原来的工作,但他们希望工作量能够减少至原来的50%、60%、或80%,还有三分之一也表达了退休后能够从事一些完全不一样的工作的意愿。

  在调查的第二部分,我们访问了一些雇主,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到达退休年龄的员工继续为他们工作,是否对此感兴趣。根据传统意愿,雇主都希望老年人到达一定年龄段后尽快退休,但是他们现在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因为退休员工的经验更加丰富,他们或许是生产力的新来源。特别是在服务业,在分析了员工的优劣势以及行业需求之后,雇主很希望雇佣有丰富经验的人。事实上,现在服务业正在为这一代人寻求一种新的就业模式

让生产力的发展跟上人口老龄化的步伐

  以上是瑞士的情况, 我们调查的都是身体非常健康的老年人群体,他们也有足够的财富来过好的生活。如果老年人身体健康,继续工作的欲望很强烈,这就给我们的社会、政府、雇主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能够找到新的模式来获得这个还未开发的生产力新来源。

  我发言的主题是“生产力必须遵循人口老龄化趋势”,因为老年人口在不断上升,劳动力人口不断下降,所以根据我刚才展示的瑞士的数据,我的结论是,如果老年人群体身体健康,生产力的发展是可以跟随人口老龄化的步伐的。

  人口老龄化将会对个人、对经济、对社会和商界产生影响。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我们过了65岁之后,至少有20年左右时间享受比较健康的生活状态。对于个人、社会和公司各个层面来说,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打造和建立起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再次强调,我们的研究表明,92%的受访者愿意在65岁之后继续以各种形式来保持生产力,那么如何让其实现,对企业、教育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恩往下流”,农村养老正在发生微妙转向
 狄金华

老龄化应该是中国应对的头号挑战


  在中国,养老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保障问题,因为中国的养老主要是在家庭内部通过代际互惠来实现的,因此当与传统的人伦结构发生关系时,它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伦理意涵,即养老秩序的达成与否事关伦理关系的存废。而当下中国农村家庭养老中的新图景则预示着传统的伦理关系可能正在发生一些微妙的转向。

传统:“上位优先型的伦理”

  对于中国传统家庭养老最精辟的描述便是费孝通先生的“反馈模式”——子代在年幼时接受亲代的抚育,待亲代年老时,子代则履行赡养亲代的义务。“反馈模式”用农民自己的话来讲就是“父母养了我的‘小’,待我长大了,我就要反过来养他们的‘老’”。这种亲代与子代、“老”和“小”之间的“抚养—赡养”关系既是一种延时的经济交换,同时也是一种不可违背的伦理关系,受到道德和法律的保障,任何不赡养父母的子女都将被贴上“不孝”的标签而被世人嗤鼻。

  家庭养老中的反馈体系其实只是社会整体性伦理关系的一个缩影。在“家国同构”的传统伦理体系之中,家规只是缩小的国法,国法亦是扩大了的家规,家庭的伦理与国家的法规成为一个相辅相成的体系,其中不仅家长(亲代)的养老权益得到国家的维护,同时家长的权威也得到国家的捍卫。在传统的伦理规范中,父母可以剥夺子女的相关权益,但决不允许子女损伤父母的任何权益。传统的这种伦理关系具有明显的“上位优先型”特征,即在权利保障和资源分配时,优先向“上位者”(父母)倾斜,以确保“上位者”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我们将这种伦理关系称之为“上位优先型的伦理”。这种伦理关系一直支配着传统的家庭关系,并约束着其中家庭成员的行为,它强调父母至上,如只要“父母在”子女便“不远游”等。

老龄化应该是中国应对的头号挑战

变化:“逆反哺模式”与“代际剥削”

  近年来,来自田野的调研成果显示,家庭内部的关系结构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老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正在下降,横向的夫妻关系正逐步取代纵向的代际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在家庭养老层面,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显示,老人生活的基本资源竟然也无法得到保障,以至于他们不得不通过自杀来结束自己晚年凄凉的生活。

  虽然这种极端的案例只是少数,但它也折射出了当下农村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同时更大范围的调查也显示,老人在家庭中的权威业已下降,其中许多老年的父母依然要为成年儿女提供经济、生活等多方面的支持,出现“逆反哺模式”;而相当一部分年轻夫妇也持续对父母进行“代际剥削”,一方面不断从父母手中“挤压”他们的积蓄,另一方面却又拒绝承担赡养义务或以一定的条件——父母为自己带小孩——为前提才肯赡养老人。正是基于家庭关系的上述变化,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作为个体的农民正在逐步蜕变为“无公德的个人”。我们将这种论断称之为“伦理沦丧论”。

  我们认为,农村社会(包括农村家庭)发生的上述变化是客观存在的,这些现象中所呈现出来的伦理关系也确实同传统社会中的伦理关系有所差异,但是否能将上述现象称之为“伦理沦丧”是值得质疑的。因为“伦理沦丧”则意味着个体丧失了伦理认知,其行为并不依循伦理规范的要求。以家庭资源的分配为例,若他们在进行家庭资源分配时,既不优先赡养父母也不优先帮助子女,而是优先用于自己(和配偶)的花费,这才是真正的“伦理沦丧”。

  但事实并不是完全像“伦理沦丧论”论者所描述的那样,一方面虽然老人的家庭地位降低了,老人从子女处获得的福利减少了,但年老的父母都是自觉地选择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即尽可能不成为子女的负担),同时对子女表现出极大的宽容,甚至为子女的“不赡养”行为“免责”。如在调查中有老人说“现在孩子们的压力大着呢,他们自己的孩子还有好多花销的地方”。另一方面,“逃卸”了赡养义务的子女并没有因此过上舒心的日子,而是常常倍感生活压力大,这种压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在于他们对自己子女(包括成年子女)的付出。从这一系列现象中,我们可以发现,似乎有一种有别于以往伦理关系的规范在支配着当下的家庭代际互动。

当下家庭资源分配更加重视“下位优先型伦理”

  如果将代际关系的分析从两代视域(父—子)转向三代视域(父—子—孙)之后,上述看似悖论的现象便可以获得新的认知与判断,即农村家庭伦理发生的变化并不是伦理沦丧而是伦理转向——与传统重视亲代(父母)的“上位优先型伦理”不同,当下家庭资源分配更加重视向孙代的“下位优先型伦理”。在这种伦理转向过程中,个体在进行家庭资源分配时,其优先将资源供给自己的子女而不是父母,“恩往下流”成为了当下家庭资源代际分配的一种趋势特征。

  “恩往下流”作为一种形象描述,它呈现出了家庭重心下移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年老的父母会主动降低自己的福利要求,即便是他们真正到了需要子女帮助的时候,出于尽可能减轻子女负担的考虑,他们也会通过降低生活标准、减少需求等方式来达到减轻子女家庭养老负担的目的。

  而之所以老人愿意降低自己的福祉,以令“恩”往下流,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和社会分化中占据好的位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分化和社会竞争加剧,且这种社会分化与社会竞争主要是以物质财富的占有为基础,因此老人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子女(甚至是孙辈)能够获得较多的物质积累,以在农村社会中居于上层(至少不能是下层)或在农村社会竞争中占据优势,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为子女的发展提供机会,如为了让子女安心在外务工而承担所有农业生产劳动,并为孙辈提供全面的抚养;为了降低子女的经济负担而自行养老,等等。正是年老的父母与成年子女的这种“合谋”导致了家庭代际资源的分配呈现出“养老不足、爱小有余”的下位型特征。

  由此中国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虽然不同于费孝通先生所概括的“抚养—赡养”反馈模式,但并不会转向西方的接力模式,因为在后者中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具有有限性,即子女一旦成年(或成家),作为父母的责任便完成,其中父母的责任具有刚性约束;而对中国家庭而言,父母则具有“无限责任”,他们需要不断地为子女“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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