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三个发展特点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有什么样重要的发展特点呢？
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大概率事件是，恐怕未来十年增长的格局是前低后高，这是第一个判断。
为什么说前低后高？这个判断的基础是，我认为今天中国经济运行的速度是低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实际速度低于设计速度，这个判断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三个根据或原因。
第一个根据是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只有英国和美国的增长达到了它的增长潜力，美国是2.5%，英国2.0%；其他国家都是低于设计时速的，几乎没有例外，比如说欧洲1.7%，日本0.7%；而新兴市场国家除了印度和中国之外，大半的国家举步维艰，俄罗斯是-3%，巴西是-3%，南非也是-3%，还伴随着高通胀。这是我判断的第一个根据。
第二个原因是债务。目前中国经济正在处理历史上遗留下的一些难题，比如说我们目前的企业债务不仅达到了国内历史最高水平，在国际上也是非常高的，企业负债率和负债总规模占GDP的150%，在全球各个国家中名列前茅。虽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会进入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这就需要短期内降低增长速度。
第三个基本原因是增长点。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增速低于潜力，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打造出新的增长点。城镇化刚刚破题，还不知道怎样才能进入到快速轨道。
这一系列原因，让我判断中国经济目前是低于增长潜力在运行。既然如此，未来一定会逐步回到增长潜力甚至更高一点。因此，我个人对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判断是前低后高。
根据我们研究的最基本结论，在一个经济体已经达到市场经济起飞的前提下，判断它的增长潜力和增长速度，增长潜力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是这个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就是人均GDP的差距。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不到八千美元，按照购买力评价是美国人的五分之一，这意味着我们有大量的企业在学习，比如说保险业到资产管理，从商业模式到运营模式、管理模式到技术的引进，方方面面都有巨大的赶超空间。我们为什么说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好的增长潜力，这就是最根本的根据。
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赶超起来非常慢，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不要忘记，正因为是大国经济，所以我们内部市场的潜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比如说安徽省紧邻江苏，可是安徽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是江苏省的一半，江苏省人均收入水平是全国最高的，但安徽省是全国倒数第六，和江西、广西排在一块儿。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大国经济内部市场的潜力非常巨大，如果好好挖掘这些潜力，就能够把大国增长优势发挥出来。只要通过艰苦的努力，改革调整到位，我们的增长速度在未来十年后半部分应该还能够上来一点。
第二个判断是，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结构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理由如下：
第一个理由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非常高，远超过我们的邻国越南等国家。过去七八年，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劳动力工资增长远高于名义GDP，劳动成本的变化将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结构的变化。
第二个理由是，今天的百姓需求也在改变，已经超越了基本的温饱。大概在五六年前，宝马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超过了美国，而今天奔驰、宝马、凯迪拉克也都如此。这表示在中国市场上，中高端购买力人群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凯迪拉克甚至有60%的市场在中国。中国内地有相当大的消费群体，他们的要求很高，要求高质量的产品，其中有一部分人在满足温饱以后还需要更好的金融服务、保险服务，这就是需求的改变。
劳动力成本的改变和需求的改变会引发一系列的改变，我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
比如，这两年金融业的发展远远超过我们的实体经济，有人讲是泡沫，我不同意。金融业的确给百姓生活带来了变化，包括保险业。去年金融业的附加值已经占GDP的大约10%左右，去年金融业的附加值的增长速度是15.9%，这还是在下半年股市出现巨幅波动的前提下，否则增幅会更高。
再举两个例子，由于成本的变化，我们的产业也发生了变化。
过去大城市周围可以容忍炼钢炼铁，因为那时候穷，老百姓生活水平低，对空气质量要求比较低。而现在，每天出门前不仅看温度还看PM2.5，大家不能容忍大城市周边再搞重化工业。
过去在内地挖矿、炼钢、炼铁，现在转变成买铁、买煤，在沿海进行重工业、化工业，根本原因是劳动力成本提高了，我们突然发现买煤比自己挖煤合适，与在鞍山挖的铁矿石相比，从国外运来的铁矿石又便宜又好，还发现在沿海一带用从德国进口的最好的炼钢机器产生的污染比我们内部交通的扬尘还低。
这就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到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我称之为“静悄悄的革命”。越来越多农民工和农村没关系了，工资上去了，那生产结构必须改变，工厂必须重新布局，这就是结构带来的重大改变。
第三个判断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大格局的变化是增长动力的转换。
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中，头十年是靠耐用消费品带来了投资企业生产能力扩张的热潮，如电冰箱和彩电等；第二轮是靠住房和汽车。在未来十年，住房和汽车也还会是一个增长点，但是它的重任和作用远远低于过去十年。
未来十年还是要回到根本之根本，我认为是两条：第一，需求在变、生产成本在变，一定会让越来越多的百姓要进城生活，这是老百姓自发地改善个人生活的动力；第二，农民工和农民已经没有关系了，大家都进城了，那么就必须改变生产结构，这就是两个最基本的增长动力的改变。
未来十年的三个新增长点
具体说来，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将会有三个新增长点：
第一个是消费。从2007年起，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提高，每年上升1%，官方统计是38%。但通过计算，我们发现消费占GDP的46%，而且每年上升，到2020年消费一定能够占据GDP的半壁江山。现在所有和生产相关的产业，你看水泥、钢铁、炼油，都不太乐观；但和居民消费相关的行业，一般利益都会增多，比如旅游、餐饮、酒店、养老、医疗都还有增长空间。
第二个是产业的升级改造。过去是在内地炼钢铁，现在都在沿海；过去是到内地挖煤，以后都是进口煤。假如每年改造一个亿的钢铁生产能力，就能拉动约11.8%的GDP。短期内，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消灭过剩产能，把钢铁价格抬上来，政府加强环保要求，就自然有人到沿海投资。
第三个是城镇化带来的基础建设投资。我有一个观察，我们的大部分百姓家里条件不错了，住房面积也不小了，私家车也挺好了，但是出门环境脏兮兮的，空气质量也不好，这说明公共设施建设还比较差，还有优化的空间。
企业如何在时代变化中抓住机遇？
最后，对企业而言有什么机遇呢？三个机遇。
第一个机遇是，在结构调整中抓机会。
在这一点上马云是对的，不过马云现在干的活儿，一半是经济专家该干的。马云的意思我理解就是：不管经济好坏，经济结构在变化，变化过程中企业家就有机遇，比如刚才说的金融服务。通过经济攻坚，我们老百姓至少有3亿多人跨入了中高收入阶层，这3亿多人口关心的问题是自己的资产能不能保值、增值，退休养老以后有没有保证。所以第一个是结构变化中抓机遇。
第二个，在技术变迁的过程中抓住机遇。
现在我们赶上了新一轮技术变迁，自动驾驶恐怕还得十年，我们现在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互联网。我讲一个例子，比如保险公司，可以搞一个APP，给大客户们提供所需的服务和信息，比如保险、遗产或者养老地产等等。用互联网技术能够大大提高沟通的效率，减少很多劳动力的成本。互联网技术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这一轮中国经济必须抓住当前新的技术革命（主要是信息革命）的机遇。
第三个机遇是国际化。
金融有风险，资本账户不可能完全放开，但是一定要知道那是宏观层面来说的，微观层面上讲，我们的资产就是应该布局到全球各地去。道理很简单，我们未来的消费，我们未来的生活，大量是来自于国际其他经济体提供的产品。我们的煤、铁矿石、高端消费品等来自于德国，高科技产品研发来自于美国，这些国家的很多企业是被我们的消费拉动的。
怎样做到肥水不流外人田呢？我经常给大家讲一个道理，你买第一辆宝马车之前，先去买宝马的股票，宝马股票平均升值200%，原来是80块钱，现在都超过100块钱了，怎么来的？不都是中国人拉起来的。苹果股票也是一样的，苹果世界第一大市值，不都是中国人搞起来的，我们又给它生产又给它升值，所以不买宝马股票、不买苹果股票也亏。资产必须配置到全世界各地，才能达到肥水不落外人田，同时也对冲我们的风险。国际化这门功课，我们未来一定要做好。
总的来说，未来十年应该是充满了期待的十年，也是充满挑战的十年。作为企业家，作为我们大客户，建议大家不断地把握时代的变化。要感恩时代、认识时代，还要在时代变化过程中抓住机遇，让我们的事业再上一层楼。
我们要从中国自己发展的成败出发，结合经验教训，在理论上做出总结。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经济学》（季刊）在北京邮电会议中心召开“纪念杜润生学术研讨会：农村、农业与发展”。林毅夫教授就如何实现中国的国富民强和解决三弄问题作出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作为杜老的学生，我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次杜润生学术研讨会，许多青年学者通过宣讲论文以及讨论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方式来来纪念杜老，这也代表杜老的事业薪火相传。从1952年以后，杜老的工作一直都是围绕三农问题。1979年以后，农村改革的政策可以说都是他负责制订和推动的。
我今天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杜老所追求的国强民富之道以及三农问题如何解决，实现杜老对我们这些学生的期望。
国强民富需要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
希望国强民富，就是希望经济不断发展，希望我们能够从低收入变成高收入。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为了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首先就是技术不断创新，其次是产业不断升级，让劳动者能够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这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两个必要机制。
在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的过程中，市场范围也越来越广，需要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早期经济以农业为主，依靠传统的技术，剩余非常少，所以当时的产品交换多发生在临近农业地区的地方。进入到现代化生产阶段之后，规模经济凸显，生产的产品越来越多、交换的范围越来越广，从而要求的基础设施投入越来越高。
早期的交易是熟人之间的交易，所以也不用写合同。随着现代化生产和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交易的双方越来越不熟悉，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交易，所以必须要签订合同，必须确保合同的执行。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资本投入越来越大，就不能只靠自己的资金，必须动员社会资本，所以传统的私人借贷慢慢的发展到现代化的银行、股票市场等金融体系。
从以上几个角度来看，随着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上层建筑必须与其相适应，不断发展变化。其中有两个制度最重要：一个是市场，把资源配置到有需求和有价值的产业部门去；另外一个是政府。比如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要不断的完善，但这不是单个人能够完成的，必须要由政府来设计和协调。因此，既需要有效的市场，也需要有为的政府。
贫困国家80%的以上的生产活动和80%以上的人口是在农业领域。随着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当进入高收入阶段，留在农业里面的人口一般在10%以下甚至不到5%。这个过程当中农民的问题如何解决？一方面是依靠技术不断的创新，另一方面是当大量的人口转移出农村，进入到非农产业里面。所以留在农村的农民可以提高生产力，使得农民跟城市的收入差距缩小。
思路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未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发展中国家有条件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自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一直都在世界最前沿，他们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来自新的技术、新的产业。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低，在技术、产业方面跟发达国家有差距，所需要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比现在好即可，不一定是全世界最前沿的。他们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的差距，采用引进、模仿等方式。从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风险和成本比较低，速度比较快，可以持续在二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达到7-10%的年均增长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抓住了后发优势，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解决了国强民富与三农问题。绝大多数经济体迄今为止仍陷在低陷入陷阱或是中等收入陷阱，没有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
发展中国家本来有后发优势，但为什么成功的很少？主要的原因就是思路问题。发展中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希望快一点赶上发达国家，人民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国防实力跟发达国家一样强。发展中国家的国防实力想要跟发达国家一样强，就必须生产跟发达国家一样的飞机大炮，即推行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战略。但是发达国家不会轻易转让这些技术，发展中国家就必须自己去发明，放弃了后发优势。
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比较优势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大多是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劳动力相对多，资本非常短缺。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发展中国家的赶超型产业没有自生能力，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根本不会有人投资。为了发展赶超型产业，必然需要政府出面配置资源，对这些产业进行大量的扶持，扭曲各种价格信号，比如把投入品的价格压低。这样就可以在条件不具备的状况下，把资本密集型产业建立起来。
这种发展战略不仅放弃了后发优势，而且由于政府的干预，导致大量资源无效配置以及各种扭曲，效率非常低。现代化的重工业固然建立起来了，但是能够创造的就业非常少，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并没有实现原来追求的国强民富。
中国道路：务实的态度和不断的变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在此之后，中国取得了30多年的稳定和快速发展，从1979年人均GDP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使6.8亿人摆脱贫困。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杜老做了很大的贡献。
当时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但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跟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是崩溃、停滞、危机不断。
为什么同样是改革开放，结果却大相径庭？我的看法是同样是思路决定出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当时占领舆论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希望把原来的扭曲一次性改变。如果这么做，这些被保护的产业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带来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经济发展也难以进行。很多国家为了避免这种状况，想办法提供其他方式的保护补贴。大量的研究证明，那些赶超型工业在私有化之后得到的保护和补贴比原来还多。
中国推行的是一种比较务实的、渐进的方式。既然这些产业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那就继续给保护补贴。但是农业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可以采取开放的态度。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发展轻工业，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都可以进入，然后政府发挥因势利导来解决基础设施问题。这样做的好处就是既能维持稳定，又能快速发展，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主张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这种方式也导致不少新问题。为了补贴原来的产业，就保留了很多扭曲，由此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腐败现象蔓延。
在上世纪在八十、九十年代，我们还是低收入国家，对那些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给予保护补贴是一种雪中送炭。今天，我们已经变成中等偏上的收入国家，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大部分已经符合比较优势了，所以雪中送炭就变成了锦上添花。所以应该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实行八十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发挥引导作用。
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赶上发达国家，我们也还处在转型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一种务实的态度，不断根据条件的变化去发展不同的产业，采用不同的制度，或者消除原来制度的各种扭曲。如果能这么做，中国可以比较迅速的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
作为杜老的学生，我们要从中国自己发展的成败出发，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上做出总结。这有利于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同时能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好的实现发展目标。正所谓，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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