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南方日报记者成某涉嫌诱奸女实习生谈起

　　南方日报记者成某涉嫌诱奸女实习生，近日热议不断。目前只有单方面的陈述，完整的事实和法律上的判断还需要更多细节，只针对已有评论谈点看法。

　　事件曝光后，涉及女权的评论很多，比如知名自媒体咪蒙的《那些指责受害者的，你就是强奸犯的帮凶！》，旅德学者卡乎的《别再说“女孩子们保护好自己”了，告诉孩子“不要变成强奸犯”吧》，李银河公众号上署名陈紫嫣的《没有做出反抗的女性算不算被强奸？》。这些文章批判了许多错误观念,比如歧视受害人、妄测女孩“自愿”、高估受害者的应急能力、认为没有激烈反抗就不算强奸等等，值得思考，但其中隐含的另一些观点，如“女性防狼手册助长强奸”“提醒女性自护就等于‘强奸犯帮凶’”，难以认同，不吐不快。

讲是非，也要讲利害

　　咪蒙说：“我非常反感每次性侵事件一出，大家大力号召女生要如何自我保护，如何避免单独外出，如何保持跟男生的距离。我们不应该是让女生害怕，而是应该让强奸犯害怕！”卡乎文章说：“‘责备受害者’往往成为舆论的第一反应，而且是以保护受害者的名义，也就是所谓‘增强自我防范意识’。”中青报曹林撰文《媒体女实习生防性侵指南》，评论中也有人说“带有一点责备受害者的心理”，“仅写一方有些片面”。

　　但是，呼吁女性加强自我保护和批判强奸犯有矛盾吗？提醒一定等于责备吗？

　　在法律、道德层面，应该清晰地分辨出是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只要违背对方意志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陈紫嫣的文章更是做了详细的阐述。但是对于个案中女性，则需要面对关系自身利害的具体选择。本次案例引起热议的原因之一，在于女实习生在男记者已经越线表达、抢夺身份证开房后，为了“要回身份证”而进入房间。面对类似情形，她求助的朋友明确命令她“你走啊”，另一位有类似遭遇的女实习生选择了“立刻走开”，而本案中的女实习生作了最差最危险的选择。在事后回忆中，受害人表示，当时认为成某在酒店开房只是为了跟她平和地谈心，而她可以在这里和成某“说清楚”——在社会经验、必要的安全意识方面，难道没有任何需要改进的地方吗，吃一堑不应该长一智吗？

　　“并不是‘走进房间’的那一刻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是肇事人，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发生强奸，唯一的原因就是有强奸犯”，在法庭上，应当持这种观点，不因受害人“主动走进房间”而将被强奸的责任归因于受害人。但是在个体面对利害选择时，这样的教导就可能成为误导。当下一个女实习遇到下一个成某，转而向你求助时，你会这样说吗：“走进房间跟他要回身份证吧，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没有任何错”。

　　还有的评论混淆了整体和个体、长远和眼下。陈紫嫣文章提到一个案例“国外一位女性于凌晨4点在公园跑步时被强奸，报道里说，我们不能对这位女性有任何‘你没有保护好自己’一类的评论，甚至不应该因此对女性做出一些‘不要深夜一个人去跑步啊’一类的提醒。女人和男人同样地拥有这座城市。是这座城市做错了，这座城市不够安全”。但问题是，“让一座城市变得安全”不是立杆见影的事，制度层面当然要努力，长远来说也可能取得显著效果，但对于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个体，个人应该有其主观能动性。媒体为了避免被误解可以不作任何提醒，但如果公园附近有居民因害怕而降低了深夜跑步的频率，你能说他们的选择是不理性的吗？咪蒙说“我们不应该是让女生害怕，而是应该让强奸犯害怕”,问题是我们一时半会儿（也可能永远）做不到让所有强奸犯都害怕，如果女生现在就不害怕不防范，岂不是让自己更危险？“害怕”正如痛感神经一样，是人远离危险的一个重要机制，未必是越少越好。

讲情感，也要讲逻辑、讲事实

　　咪蒙的一些比喻很有感染力，比如“你上街被精神病人砍死了，谁叫你没事上街溜达了，所以你要负一半责任？”“你坐飞机被恐怖袭击了，谁叫你随便坐飞机了，所以你要负一半责任？”——听着很雄辩，但用广阔的公共空间来代替狭小私密的酒店房间，用概率极低、不明所在的精神病人或恐怖分子代替有很明确企图、近在眼前的危险分子，是明显的偷梁换柱。假如明确知道一个精神病人正在某个酒店房间、一个恐怖分子正在某架飞机上，作者还会选择进入这个房间、登上这架飞机吗？

　　卡乎文章认为，“防狼手册”可能是强奸文化的帮凶，理由是“在法律惩罚施害者的同时，社会文化对受害者给予了更严厉的惩罚──不仅当时受到‘不自重’的谴责，还可能一辈子都生活在耻辱中。这就是‘责备受害者’文化”。这个推断很牵强。我们要批判的“责备受害者”文化，是为强奸犯开脱、指责受害者“不自重”以及认为受害“脏”的错误观念。简单地把“防狼手册”等同于“教导自重观念”“责备受害者”，也是偷梁换柱。曹林的《手册》中提到，“别跟着男记者出差，你的经验可能还不足以应付出差带来的种种问题”“定位好与实习老师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而不必觉得谁欠着谁”“对于试探要表现出直接的拒绝，否则他们就得寸进尺”，讲得挺好。同样在卡乎的文章中，也提到“专家认为如果孩子动辄大吵大闹最好。研究表明，爱吵闹、抗议的孩子受性侵的机率更小”“在适当的时候告诉女儿，大声对欺凌者喊：‘走开！’”这些不也是有关自护的一种提醒嘛。

　　至于咪蒙所描述的“几乎在所有犯罪行为中，我们都不会去指责施害者。唯有被强奸的那些人，总是被怀疑，被揣测，被伤害”“我们对强奸犯极其宽容，为他找各种借口，为他各种开脱，却对受害者极其苛刻。这特么是什么世界？”“据说现在很多人已经在找新闻中的实习生的黑料了”“我们舆论的潜在指向就是：不管男女之间发生了什么，错的都是女人”，听着很解气，但不清楚作者说的是哪里的“世界”“我们”“很多人”，就笔者观察，针对成某一案，多数国人的脑子还没有坏到这个程度。

讲道理，也要讲常识

　　卡乎文章说，“女儿也经历过来自同龄人的欺凌……我发现她受欺凌的时候，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为此找了老师和相关专业人士，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要增强女儿的自我防范意识”“我向一位做了几十年教师的德国朋友咨询，要不要教她勇敢还击或者更及时报告老师等等？朋友说：不，至少现在不！她不需要任何改变，不要让她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不清楚作者的女儿遭受到的欺凌是什么，同学间的小摩擦未必都要报告老师，以暴制暴更是不主张，但从国内曝光的一些校园欺凌事件看，“缺乏自我防护意识”“不及时告知老师和家长”，正是助长校园欺凌的原因之一。而作者说的“知识能够给予她战胜欺凌的信心和力量”对于很多未成年人来说，恐怕也有点理想化。另外，“要求孩子做一些改变”，比如说以后遇到比较严重的侵害,不要害怕坏孩子的威胁、要及时告知老师和家长，未必就会让孩子认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作者的判断过于敏感和教条。

　　政府、社会组织、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部分，道德教化、打击犯罪和增强个人自护能力，几管齐下才更有效，不应该对立起来。在火车上，会有乘务人员提醒乘客看管好自己的财物，到治安不好的国家或地区出差，会有同事提醒不要独自深夜外出，非要理解为“责备乘客”“责备同事”，岂不是过于玻璃心。无论是被扒窃、被抢劫还是被强暴，事后法律和道德上当然应该分出是非，但同样应该避免悲剧的发生。强奸犯和“肇事者”尚未灭绝，舆论在呼吁政府和社会责任、谴责施暴者的同时，呼吁个人增强预见、防范危险的意识和能力，是善意也是理性，没有必要怒目相向、扣上“强奸犯帮凶”的大帽子。

　　就算回到更为敏感的“责备”，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形，如果有人说“你穿的少性格又开放，被侵犯是活该”“肯定是女实习没得到利益后反悔”，当然要毫不留情地批判，但是如果有人说“你傻啊，一个男人在酒店开了房间，叫你上去你就上去啊”“脑子有问题吧，明知道危险还要进房间，不给身份证就打电话说有人抢劫，自己一点安全意识没有吗？”我倒觉得应该给表达方式多一些宽容，未必都要理解成“对受害人进行人身攻击”。反倒是如果有人说“女孩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不要听那些自护建议，你不需要作任何改变；应该害怕的是坏人，不是我们”，要好好考虑考虑什么场合适用，毕竟，建议是他人的，利害是自己的。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也应该帮助女性超越字面上的温和或激烈、声援或批判，更理性深入地理解这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