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化在很多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在科教领域，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的体制，过度的行政干预十分严重，这是制约学术创新和繁荣的瓶颈所在。当前在我国特别强调科技创新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背景下，需要认真反思我国目前科技管理体制、教育体制、学术评价体制存在的问题，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惟此才可能促进我国的学术创新和发展。

屠呦呦现象的反思

在这个问题上，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科学奖给我国科学界所带来的冲击，就是一个最好的诠释。人们发出的疑问是，举世瞩目的诺贝尔科学奖怎么颁给了这样一个知名度并不很高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屠呦呦在国内反而没科研大有获得过奖？甚至有媒体披露，她还是一个“三无”科学家：无博士学位，无留洋背景，无院士头衔。据报道，屠呦呦曾几次参评院士均落选。而且，导致屠呦呦获奖的青蒿素是上世纪70年代研制成功的，国内几十年来都未得到充分认可，甚至她本人也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11年，81岁的屠呦呦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美国拉斯克奖，才走入国人的视线。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并非只是个案，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反思。

屠呦呦现象引发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青蒿素没有拿到国内的科技大奖？中国科学界主流的答案是：无法确定奖项的归属。屠呦呦获拉斯克奖后，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一次公开场合曾表示：“青蒿素的发明，一直是我国引以为豪的科技成果，但仅仅由于难以确定成果归属而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表彰和奖励……”对此，有媒体冠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交锋”进行概括。一些人特别强调那时的科技攻关模式就是只有集体没有个人，论文经常也不署个人名，更没有专利申请，而且青蒿素的研制源于一个国家级重大项目，负责该项目的“523”办公室领导数十个课题组，屠呦呦担任组长的课题组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无法确定青蒿素的主要发现者是谁。按照这一逻辑，青蒿素就无缘诺贝尔奖了，正像我国70年代牛胰岛素的原创成果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一样。但是，为什么拉斯克奖评委会却能够独具慧眼把奖授予屠呦呦，从而促成她获得诺贝尔奖呢？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解释说，拉斯克奖评奖关键看三个方面：一是谁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二是谁提取出有100％抑制力的青蒿素，三是谁做了第一个临床实验。屠呦呦做到了三个“第一”，得奖实至名归。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饶毅对此功不可没，在纷纭繁复的线索中最先确认出屠呦呦的原创作用，问题是这一鉴定为什么没有在国内引起重视，反而在国际上获得同行的巨大认可？

谁也不会否认，青蒿素研制成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并不能由此否定屠呦呦三个“第一”的原创作用。目前中国如何改革我们的科研评价机制和奖励机制，真正对做出原创贡献和起关键作用的科研人员进行褒奖，是一个重大体制性问题。自然科学都还不能真正“识货”，人文社会科学鱼目混珠的现象就可想而知了。

科学创新要多一些无为而治

至于屠呦呦为什么落选院士，有分析认为依然与青蒿素的发现究竟是个人还是集体成果有关。其实，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在我国包括院士评选在内的各类人才评价过程中，非学术因素占了过重的份量。即使某人在学术上的突出贡献众所周知，是否就一定能够被评上院士？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袁隆平、饶毅等著名科学家的水平不可谓不高，贡献不可谓不大，学界不可谓不知，但都曾落选院士。

不仅在院士评选中，而且在其他各类人才计划的评选中，敢讲真话、不善交际、埋头苦干、卓有贡献者落选，投机钻营、擅长公关、拉帮结派、学术平平者胜出，已是屡见不鲜，人才评价的公信力备受质疑。如果我们继续对这一状况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如果不建立一套科学、公正、透明的人才评价体制，如果依然把是否博士、海归以及发表多少篇SCI、SSCI、EI论文作为评价人才的主要杠杆，如果政府还不简政放权而是不断设立各种评选，如果广大科研工作者还是被各种人才计划牵着鼻子走，整天忙着争各种头衔、项目而无法潜心研究，就不可能形成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局面。这已经成为广受诟病、制约我国学术创新的瓶颈问题。现在我们总是讨论如何优化我国的学术评价和人才评价的问题，其实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认为最好的评价就是减少评价。评价越多，问题越多，误导越多，腐败越多，矛盾越多。

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在学术研究上如何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无为而治。一部中国历史显示得很清楚，凡是学术繁荣的时代，都是政府管不了或者无为而治的时候，不仅是乱世出英雄，而且乱世出学术大师、出理论创新、出思想高峰。无论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还是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都是显例。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太平时代就出不了学术大师，而是说，我们要借历史来反思行政与学术的关系问题，从而思考怎样才真正促进学术发展？这一现象给我们带来沉重的思考：行政部门究竟能够对学术繁荣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在行政部门对学术管不了或无暇管的情况下才能涌现一批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无论这个答案是什么，至少有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管得越多，越不可能出现学术创新和繁荣。

通俗地说，学术好比一片原始森林，任其自然生长才能枝繁叶茂，长出参天大树。如果天天修枝剪叶，甚至今天栽树明天伐树，最多可以建几个园林，种一些盆景，但绝不可能出现广袤的学术森林。不仅学术如此，其他领域也一样，管得越多越没有活力。

今天，我们真的需要认真思考，怎样才能更加无为而治一些，怎样才能让包括学术在内的各行各业更多地休养生息。我们可以学学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发扬光大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少一些干预，多一些宽松。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行政部门要自我革命，要敢于并舍得割自己的肉，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

下决心减少各种工程、计划和评审

在2014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岳福洪痛批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违背市场规律过度干预经济，造成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现象。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可能是最后一个获得市场信号，如果非要用行政决策去干预经济，难免事与愿违。李克强总理也说过，30多年前他在农村做村干部，那时候起早贪黑，恨不得把每个劳动力当天干什么都给定下来，到头来农民吃不饱肚子。后来搞承包制，放开搞活，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怎么种，几年时间温饱问题就解决了。

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如何简政放权，如何发挥市场活力，如果给社会松绑，是关键性问题。那么，全面深化改革的阳光雨露，何时才能洒到我国的科研领域？就我国的科技管理体制、教育体制、学术评价体制而言，当务之急是减少各种名目繁多的工程、计划和评审，让学术回归学术，让学术共同体自然生长成一片原始森林。我曾听到一些大学教授说，现在教育行政部门就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不时使出各种花招来显示其权力。在这种体制下，学者们开始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坐不住冷板凳，或者本来能坐冷板凳的学者在这种利益格局的驱使下也开始追逐名利，最后是“劣币驱逐良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急功近利，大家都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忙于争项目、争头衔、争奖项、争排名，争下来后又要忙于检查、评估、验收，哪还剩多少能够静下心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结果是在最重要的研究本身却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东抄西拼，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学术垃圾，这已经成为学界广为诟病的问题。

由于我国在科教领域过多的行政干预以及管理者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态度，目前的学术管理和评价体制，更多是关注投入和产出的数量。实际上，应当区分投入、产出和结果三个不同范畴，而且要注重结果导向。犹如治病，不是看花了多少钱、吃了多少药、看了多少医生、动了多少手术（这属于投入和产出），而是看是否得以康复（这才是结果）。我国目前恰恰主要是在投入和产出上做文章，如获得多少项目、投入多少资金、引进多少海归、发表多少论文等等，至于最后的结果如何，有多少原始创新或对经济社会有重大意义的成果，则鲜有问津，以至于拿了项目敷衍了事甚至弄虚作假，引进了所谓的高端人才却没有做出多少贡献，造成大量的无效投入和产出。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缺乏一个健全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市场。正如欧美发达国家的的学术市场就非常“识货”，在这个学术市场中既不会鱼目混珠，也不会明珠暗投，只要有好的科技成果，就会得到重视，研究者就能够得到承认，屠呦呦获得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奖就是一个显例。只有存在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学术市场，才不用煞费苦心去人为地搞那么多的评价指标和人才计划，以是否海归、博士、院士、长江学者和千人计划入选者等论英雄，以发多少论文、争多少项目、有多少基地、拿多少经费来衡量科研工作者，而是看他们有没有原始创新，有没有被学术市场认可的重要成果。

总之，在当前我国科技创新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时候，我们尤其要探讨如何简政放权，给学者们松绑，让学术共同体休养生息，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无为而治，下决心减少各种工程、计划和评审。这已经到了不得不反思、不得不改革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