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变局中，城市的发展起落不定，一方面，一些曾经拥有辉煌历史和重要政治经济地位的城市，现在却“泯然众城矣”；而与此同时，另一些城市正在依托新的经济引擎，步入发展的快车道。是什么要素导致了城市发展轨迹的分异？哪些才是催动城市崛起的动能？未来城市发展又该制定怎样的发展目标？

成都走在了新时期国际化的前列

　　伴随着2015年成都的航空客运吞吐量超过4200万人次，成都始发到达波兰罗兹的“蓉欧+”国际班列常态化，成都的国际化步伐在显著加快。以航空港、蓉欧快铁陆港为主的口岸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得以强化。

　　此外，成都的国际交往能力也有了长足进步，2016年7月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成都举行，标志着成都的国际化地位显著提升。同时据媒体统计，成都在吸引归国人才方面紧随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之后，与杭州、南京同属于新兴人才聚集中心。当前，软件信息、汽车整装、飞机制造、北斗卫星等国家重要的高新技术与尖端产业基地的快速发展也与成都的国际化步伐有着密切关系。

国家在西部需要一个国际门户型中心城市

　　成都的国际化步伐加快也得益于国家对全国城镇体系的战略性重构。一方面，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在我国中西部地区选择生态承载力较高，人口规模总量大且经济基础较好的城镇密集地区培育城市群，以努力实现中西部地区转移1亿农村人口的城镇化目标。其中以成都、重庆为核心的成渝城市群成为了“十三五”时期的重点投资建设区域，这是构建相对均衡的全国城镇体系的重要支撑，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以国家高铁网、能源电力基础设施为主的投资建设，使得成都与我国中东部的中心城市之间联系更为密切和便捷。另一方面，从美国、欧盟等同等经济体量的国家或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建立相对均衡的对外开放格局是其重要的全球化战略。如美国在20世纪中叶积极开发太平洋沿海地带的口岸城市，强化中部的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使得美国能够同时应对环大西洋、环太平洋的经贸交流。欧盟在扩展成员国同时积极向东联动，通过东欧国家的开放，建立起与西亚、东亚国家的经贸、文化交流渠道。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西部地区的向西、向南开放显得尤为迫切，建立一批内陆国际门户已经提升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因此，在以上两大背景基础上，成都拥有向东融合、向西对接、向南联动的重要区位，理应成为国家层面重要的国际门户型中心城市。有两项数据能够深刻说明成都的内外联动作用，“蓉欧+”中欧快铁的货源地重庆是第一位的区域，同时广东省、浙江省两大经济强省也是重要的货源供给地，这几个外部省市的货源比重已经超过了50%；同时随着“蓉欧+”班列常态化，越来越多欧洲的货物能够抵达成都铁路口岸，使得成都既能够成为国内物资集散中心，又能成为外国对华贸易业务的分拨中心。与此同时，成都开通的欧洲、北美航线数量居于中西部地区第一位，同时从国内外大型物流巨头的布局来看，成都是西部地区最为集中的区域，如普洛斯、顺丰、亚马逊、京东、菜鸟等均把区域物流中心布局在了成都，而非重庆。正因为这样的优势，成都是市场资本认可度很高的国际化城市，所以也有必要建设成为国家西部的国际门户型中心城市。目前根据最新权威机构发布的全球城市体系排名，成都属于高成长性城市，在我国内陆地区拔得头筹，国内排名紧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天津之后。

对成都而言尤为关键的四个国际化

　　打造国际门户离不开全球化理论体系的再认识。当今世界处在现代交通通讯技术变革时期，国际门户的内涵与构成较以往有了显著变化。如果说20世纪的后半时期主要体现在以海港经贸网络为主的国际门户理论，当今在信息经济时代，则更加注重知识流、商务流和电商物流为一体的国际门户建设。在我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的城镇体系发展需要以“全球价值双环流”的视野来重构。

　　“一带一路”将产生价值双环流格局下的新贸易格局，并不断引导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方面将逐步向价值链高端移动。一方面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科技、政治领域全面交流，虽然我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占进出口的比重在下降，但经济要素流动却在加强。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的并购整合、创新技术联动、服务外包高端化等方面。另一方面是与经济相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贸、产业、基础设施、文化等交流合作，尤其是伴随着我国参与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与本地产业链的融合。未来中国在传导北美、欧洲、日韩等国家技术产品、技术服务等优势，同时辐射东南亚、非洲、南美洲的大宗物资交易、产品输出方面的枢纽作用将明显增强。这种枢纽作用将直接影响跨国产业链的重组，跨境电商的发展，基础设施境外投资和中国装备制造业产能的输出等方面。

　　因此，对于成都来说，把握如下四个国际化要素尤为关键：

　　第一，构筑枢纽型国际空港门户。未来在双流国际机场、简阳国际机场的发力下，成都的枢纽型国际空港门户价值体现在如下三个空间层次。首先是建立起面向北美、欧洲的洲际航空线，实现成都与全球城市体系顶尖城市的紧密互动，并构建起跨境电商贸易圈。其次，面向3000公里的航空商务圈，将辐射影响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国家地区，直接服务人群在30亿左右。再次，依托四川省及周边省市的支线航空，将区域中转业务也汇聚到成都。在这三个层面上通过自由贸易区、空港综合保税区等实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配置，同时进一步发挥入境旅游72小时免签政策优势，积极扩展国际旅游圈。立足国际空港门户不仅要允许他国的飞机在本国参与运输，比如说成都有临空经济区，可以允许其他国家的运输段在这个地方运输中转产品。同时还要推进本地的航空公司承担其他国家的航空业务，比如说成都有川航，未来川航的飞机可以承担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航空运输职能，然后在成都中转，再飞到北京，或者飞到韩国、日本等国家。

　　第二，构筑洲际货运铁路枢纽。一方面发挥青白江铁路集装箱中心站的集散优势，逐步稳定开辟连接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北部湾和京津冀城市群的沿海港群和中心城市的货运班列；另一方面，发挥成都向西与向南的跨境运输优势，全面提高“蓉欧+”班列发车与返程频率，积极谋划成都－东南亚快铁，使成都成为亚欧大陆重要的洲际货运枢纽城市。

　　第三，谋划全球的科技创新中心。新时期的城市竞争更加注重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竞争，尤其是全球城市体系中跃升最快的也是这类城市。当今的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更依赖城市与全球其它城市、高科技园区的交流合作，因此重要的国际门户对于推动城市的科技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发挥国际空港、陆港作用，促使成都学校、科研机构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间更加密切交流，推进基础创新工作；另一方面，也加快吸引更多高素质国际人才来成都创业与落户，并通过“蓉创+”模式建立更多元的产业技术合作平台，直接把国外的先进人才技术请进来，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第四，培育全球文化交往中心。纵观位居全球顶端的城市，无不将城市文化的弘扬放在重要战略位置。一个具有开放包容文化认同的城市对于创业者、企业家具有长久的吸引力，因此建设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交往中心也是国际门户的重要指标之一。成都拥有三千多年的建城史，其文化本身也是人类在历史迁徙中不断融合发展出来的。在门户建设进程中，将成都传统文化与国际文化交流、全球数字媒体制作、国际休闲娱乐等功能相结合，特别是将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文化元素融入城市发展建设，创造出中国内陆地区的国际文化名城典范。

国际门户的空间谋划：双港、双城

　　内陆中心城市崛起的必要条件是构筑国际空港、国际陆港的“双港”系统，围绕空港、陆港构建自由贸易区等开放政策平台，以切实降低产业流通成本及交易成本。推动简阳机场与双流机场临空产业区的产业链条服务差异化。让双流机场更直接服务于成都大都市区和川西地区，重点发展临空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快件中心；让简阳机场通过高铁、城际轨道换乘，重点服务于成渝城镇群地区，重点发展高端国际休闲旅游与购物、国际绿色农产品集散和跨境电商物流。在以青白江为核心加快建设国际陆港，立足洲际货运铁路枢纽建立跨境电商物流园区、综合保税区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同时将国际陆港作为成渝城镇群产业供应链的核心保障地区。

　　同时，推进“双港”与城市各项功能的紧密衔接。要以成都科学城为核心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并加快形成连通两大国际空港的快速交通系统，使得成都科学城成为便捷、联动的全球创新型城市，成为辐射成渝城镇群创新型产业集群的门户与枢纽。围绕科学城加快布局各类国际型产学研合作体（园区）、企业创新孵化器，积极谋划国家大科学实验基地，使成都科学城成为“田园城市+智慧城市”的典范。同时推动成都既有主城区城市有机更新，充分保护好三千多年历史文化遗址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独具“蜀都”特色的文化精品空间，加快建立国际文化名城，以更加开放、包容姿态吸引全球的创业者、入境旅游者及商务休闲人士。

　　最后，成都还有一个魅力能够为国际化加分，一千年前杜甫曾经说“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能够看得见五千米以上雪山的国际化大都市国内很少，而又是千万人口规模的大都市则更少了。对于全球的创业者和探险者来说，成都的吸引力都十分强劲。

叶裕民： 治理模式决定城市的发展轨迹

深圳敢于深度解剖自己，提出“四个难以为继”，实施“创新战略”。

　　2016年上半年城市发展格局的变化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并且我们不难发现，今年上半年各城市的经济增长与GDP规模无关，与区位无关，与人口总量无关，那么是什么要素促进了一些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城市的发展轨迹又因何分异？

为什么一些城市的竞争力凸显？

　　在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的城市中，GDP实现两位数增长的是杭州和重庆，增长速度分别为10.8%和10.6%，是上半年副省级以上城市增长的第一梯队。增长速度为8%-10%的为第二梯队，有6个城市，分别是天津（9.2%）、厦门（9.2%）、深圳（8.6%）、南京（8.4%）、广州（8.0%）和西安（8.0%）。第一、二梯队城市仍然实现了高速增长。增长速度为6.7%-8.0%的城市为第三梯队，有9个城市，分别是武汉（7.6%）、成都（7.5%）、青岛（7.4%）、济南（7.3%）、哈尔滨（7.1%）、长春（7.0%）、宁波（6.8%）、北京（6.7%）和上海（6.7%），第三梯队的城市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实现了中高速增长。最后，第四梯队有两个城市，分别是大连（5.0%）和沈阳（-5.0%），沈阳是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唯一一个负增长的城市。

　　2016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与GDP规模无关，与区位无关，与人口总量无关。就2016年上半年的GDP规模看，在第一、第二梯队城市中，既有基数在8000亿元以上的重庆、深圳、广州，也有规模较小的杭州（5021亿元），还有规模最小的厦门（1641.7亿元）；在最低速的几个城市中，既有我国最大规模的北京、上海，也有基数仅3176.4亿元并呈负数增长的沈阳。就区位看，拔头筹的杭州和重庆，一东一西，速度最低的4个城市中，北京、上海位于沿海，长春、沈阳位于东北，而同样位于东北的哈尔滨却赢得7.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长。就人口规模看，同为500-1000万特大城市，深圳、重庆是高增长，而沈阳则为负增长；同为100-300万的大城市，厦门、杭州高增长，而大连则为低增长。

　　影响一个城市经济增长有两大类因素：一类是基础性因素，包括城市产业发展战略定位与实施、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人力资本积累、生态与人居环境四大因素，它们共同决定城市长期可持续的竞争力。长期积累经济增长基础性要素的城市，在国家的繁荣期，它们的优秀被埋没在群体的繁荣之中，而在国家处于经济振荡期时，其成长力和竞争力越发得到彰显。

　　一类是特殊因素，包括受偶发事件或者计划性重大事件的影响。比如今年武汉的大水对其7-8月经济增长具有短期负面影响，杭州G20峰会的投资拉动对这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具有中短期正面影响，重庆市政府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大量征用土地缓解了最为稀缺的土地矛盾，为城市中长期经济增长赢得有利条件。如果一个城市长期积累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又具备有利的特殊因素，则该城市的经济增长会表现卓越。杭州、重庆正是如此。另一些城市，包括深圳、成都、长沙等，没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特殊要素，但在新常态下却保持经济坚韧成长，这就是其长期对基础性因素积累的结果。结合下图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上述城市经济增长动力的差异。

图 2001-2010年和2010-2016年上半年各城市占全国GDP比重增量的比较（百分点）

　　上图反映了2001年以来副省级以上城市GDP占全国比重增量的变化，2001-2010、2010-2016年上半年两个时期。按照2001-2016年占全国比重增量大小排序分类，其中重庆、成都、天津、武汉、深圳、南京、杭州占全国的比重持续上升，西安、厦门、广州、济南、青岛、北京、宁波、大连、沈阳转增为降，而长春、哈尔滨、上海则持续下降。就19个城市整体而言也是转增为降。

不同治理模式导致城市发展轨迹分异

　　城市在竞争中此起彼伏原本是常态，但是如果一些城市长达15年在全国的地位持续上升，而另一些城市在全国所占比重持续下降，就意味着有一些值得总结和思考的东西。如果不考虑短期特殊因素，那么在上述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四大基础性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人力资本积累。产业发展战略定位与实施以及生态人文环境起重要作用，最近10年来大部分城市非常重视，都在努力改善，没有成为城市发展的重大阻力。

　　深圳与广州是一对可比较的案例城市。它们都是中国改革的先锋城市，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展得最好的城市，早期都是利用土地出租、出让来补贴企业。但是2007年面对世界金融危机，这两个城市治理的差异性日益凸显。

　　深圳敢于深度解剖自己，提出“四个难以为继”，实施“创新战略”，创建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创立富有成效的、公平的企业创新激励机制和人力资本积累机制，逐步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合作的治理框架；广州依附于原来较强的中心性，缺乏危机意识，仍然延续着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

　　在创新制度结构上，深圳的研发投入是广州的三倍，深圳的创新激励政策特征是设标准，达到标准的企业可以公平享受；广州投入少，更加注重选重点企业和项目。

　　在培训制度上，深圳培训服务于全体就业队伍，全市每年职业培训300万人次以上，高技能人才30万以上，就业队伍整体素质持续提升有力地支撑了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广州则只培训具有本市户籍的人员，数百万外来就业者缺乏上升通道，劳动者素质成为广州企业和整体经济发展的障碍。

　　在城市更新上，深圳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2009年以来建立了以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良性城市更新机制，城市空间品质得以大幅度提升；广州市的城市更新还步履维艰，大面积低品质城市空间使企业家不得不放弃广州，将资本转移到其他城市。

　　2010年以来，广州输给深圳的地方不仅表现在GDP占全国比重的下降，2010年广州地方财政收入高于深圳50个亿，到2015年却低于深圳450个亿。2016年广州存款余额仅相当于深圳的2/3，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空间资本全面输给深圳。广州和深圳的发展轨迹并不是因为它们处于同一区域，而是因为两个城市做出了不同治理模式的选择。如果说德国是19世纪以制度文明引领西方发展的典范，那么可以认为深圳是中国以制度创新支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同样的逻辑存在于上海与南京、杭州之间，以及北京与天津之间。上海、北京严格控制城市规模的理念是科学的，方法和路径可以进一步优化。上海、北京对低端产业的严格控制与扩散客观上造成了城市内部某些公平秩序的欠缺，而在其周边的南京、杭州与天津则拥有相对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公平的市场秩序，这为它们赢得了较快发展的机会。

　　重庆与成都是中国赢得区域性双赢的典型案例。成都早在本世纪初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全力营造公平的市场发展秩序和制度体系，同时致力于大尺度改造生态环境和实施文化战略，其多年的产业基础在金融危机期间凸显功效，2007年以来成都成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最为显著的城市之一。众所周知，重庆得益于城市政府成功的产业战略、金融创新、土地利用以及公租房制度，后者极大地稳定了产业工人队伍。

　　东北地区以沈阳为代表的一批城市持续衰落，根本原因也在于地方政府长时期的越位与缺位并存，以及由此导致市场秩序和社会发展秩序严重缺失，中央屡次重磅扶持而不得。哈尔滨重构城市发展秩序，赢得近年逐步崛起也是良好注解。

　　总之，我们一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城市之间竞争格局的变化是常态，另一方面，对于大批城市发展渐入困境要充分警醒，避免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抱薪救火。我国自90年代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目前仍然没有完成这一过程，我们还有一个庞大的制造业体系——装备制造业还相当薄弱。从产业发展阶段性特征判断，我国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我国之所以没有实现持续增长而提前进入换档期，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准备好现代产业广泛发展的四大基础性条件，特别是公平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充分的人力资本积累。各城市要赢得持续竞争力，必须不忘初心，尊重规律，从建构城市良好的产业基础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