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房地产领域，中国（中央）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地方政府、购买者（包括投资者和投机者）之间似乎已经进入了一场拉锯战。为了控制犹如脱缰野马的房地产价格，中央政府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控制政策，至少希望能够暂时缓和社会日益不满的情绪。

　　但是，政府的调控政策很快就遇到了来自既得利益的反弹，主要是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机）者。很显然，在既得利益面前，有关方面推行房地产调控的决心和其出台的政策的力度都会受到影响。

　　社会的大多数本来就对政府控制房地产的决心和政策力度没有抱足够的信心。很多年来，在诸多政策领域，政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一些政策甚至走向反面，即本来是要让社会受惠的政策，演变成对社会的破坏。因此，社会对政策的信任度（或者政府的社会公信力）一直在降低，甚至是毫无信任感可言。这次房市似乎也跳不出这个规律。调控政策从理论上说很有力，但市场没有什么反应，销售量是降下来了，但房地产价格还是一样高。结果，当然是政府的政策效用和（中央政府）信用继续下降。

　　为什么会这样？隐含在这个怪圈背后的还是根深蒂固的GDP主义。要知道，从中央到地方，衡量政府成绩的还是GDP。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房地产开发商都认准了这一点，他们清楚得很：你要GDP，最终还是需要为房地产市场松绑的。他们既有充足的财力，又了解政府GDP主义的弱点，因此就可以从容地应付政府的调控。

　　面对来自社会的强大压力，政府该怎么办？在中国，房地产问题已经大大超越经济问题。这是一个“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房地产恶性市场化，导致了年轻人社会处境的日益恶化。中国人口多，并且还在继续增长。1980年代之后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马上就要进入老龄化阶段。越来越具有物质主义倾向的年轻一代，越来越没有能力购房，无法组建家庭，他们对社会和政府的失望也与日俱增。房地产从各个方面正在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

　　要彻底改革房地产，就要把它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建设工程。这是一个基本政策思路问题。

　　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有明确的社会建设目标，但是因为缺失社会保护机制等原因，今天中国各社会阶层面临各种不同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稳定的担忧越来越甚。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房地产改革必须成为执政党和其政府一项意在社会重建的大工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生存、中产阶级的培育、社会对政府信任的重建等等，都可以和房地产发生关联。但很显然，要进行这样一项社会工程，执政党和其政府就必须对改革思路进行重新思考，否则就很难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