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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抵消战略”或成美国防务新模式
新“抵消战略”或成美国防务新模式
作者:徐长银 | 2016/10/15 4:53:53 | 浏览:1943 | 评论:0

新“抵消战略”或成美国防务新模式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兵队伍中,缺乏足够训练有素的飞机维修人员。

  美国国防部提出的新“抵消战略”两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这一战略的意图、内容和背景有诸多猜测。今年6月14日,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发表了美国列克星敦研究所副所长丹·吉尔的一篇文章,对美国国防部制定新“抵消战略”提出了质疑,认为制定新“抵消战略”是为了“掩盖美国在防务方面投入不足以及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执行削减武装部队规模的计划的事实”,使美国现有的军事力量遭到削弱。

三次“抵销战略”

  美国提出制定新“抵消战略”,是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罗伯特·沃克2014年8月在美国国防大学演讲时首次透露的。2014年11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签署了《国防创新倡议备忘录》,提出制定“远期研究与发展计划”,为新“抵消战略”制定技术发展方案,以建立2030年军事技术优势为目标。到2015年7月,国防部提出的“远期研究与发展计划”制定完成,部分研究计划已列入了2017年的财政年度预算。

  美国提出的新“抵消战略”,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三次“抵消战略”,其背景都是在美国与其主要敌手军事实力差距明显缩小的情况下提出的。第一次抵消战略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新面貌”战略,通过大规模提升美国核武器数量及其在军事作战中的作用,遏制苏联红军实力日益上升的威胁;第二次“抵消战略”是在苏联取得了与美国核力量对等的情况下于70年代提出来的,美国想通过提高关键武器技术,如隐形技术、飞机和武器的精密制导技术以及信息网络技术,和新的深度攻击策略,来对付苏联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威胁。

  第三次“抵消战略”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防务模式。近些年来,美国对中国国力的增强以及军事实力的快速发展日益感到焦虑认为美国应有针对性地调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部署和军事战略,减少对前沿驻军的依赖,偏重于高尖端武器技术的研发,以保持美国在亚洲地区军事上的优势,维护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霸主地位。

获得技术优势

  美国面临着国力相对下降、军费开支不足、军队规模需要继续削减的窘境。美国提出第三次“抵消战略”,是想通过其技术力量优势,进行武器技术创新,形成颠覆性的武器系统和作战能力,重塑战争形态和作战理念,改变战争游戏规则,抵消对手现有军事优势,赢得大国之间战略竞争的主动权,以达到“花钱少,效率高”的目的。

  据美国媒体报道说,第三次“抵消战略”的具体内容和概念尚不清楚,但已经有一些逐步成型的重要因素:一是离岸控制;二是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有限军事干预,而不是大规模派遣地面和空中部队;三是全面发展激光和定向能技术、信号抑制和干扰技术,制造迷惑敌人攻击的诱饵。

  美国列克星敦研究所副所长丹·吉尔发表的文章说,第三次“抵消战略”是希望实现两个目标:首先,通过对诸如海底系统、高超音速武器、电子战、大数据分析、高级材料、3D打印、能量与推进、机器人、自主技术、人机接口和高级传感与计算技术等领域的突破性技术进行投入,建立美国新的军事能力,来应对竞争对手在精密武器、远程导弹和电子战方面的进步;第二,通过工商界和拥有尖端信息技术企业等非传统防务供应商的技术研发、创新和实验,使美国国防部有可能快速获得新产品并成功降低新产品的价格。

  美国前两次实现“抵消战略”所需要的军事技术,都是由美国军方主导发展。此次提出新“抵消战略”是想通过快速识别并引入具有重要军事价值的商用技术来实现。为此,美国国防部今年3月宣布成立了“国防创新咨询委员会”,由谷歌重组后的阿尔法贝特公司执行总裁埃里克·施密特担任委员会主席,负责为国防部提供关于创新和实现创新方法的独立建议。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还在硅谷设立了“防务创新实验小组”的办事处。

  今年3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7财年国防态势声明》称,美国需要有长远眼光,要做好准备,“以阻止并在必要时参与并赢得未来10年、20年或30年内可能发生的战争”。

受到美国国内质疑

  不过,丹·吉尔在文章中批评说,国防部长卡特也承认,他不能肯定强调新技术以及依赖非传统防务供应商将会带来什么结果,美国寄希望于未来新的武器系统使美国军事能力产生巨大飞跃目前还“仅仅停留在演示幻灯片中”,美国五角大楼和白宫据此削减美国的军事规模和现实能力,是很危险的做法,因为对于一个拥有全球责任的军队来说,缩减到什么样的规模还能继续履行其职责是有极限的。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今年6月22日发表了该刊防务主编戴夫·马宗达的一篇文章,对美国国防部追求现在不存在的“未来战斗系统”等所谓“转型性”能力,而不是对现有武器系统进行稳打稳扎的逐步改进,提出了批评。文章认为,美国军队目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兵队伍中,缺乏足够训练有素的飞机维修人员,结果是海军陆战队总共271架攻击性战斗机中,只有64架可以随时起飞,而且海军陆战队飞行员现在每月飞行的时间只有4到6个小时,而过去是20到30小时,长此以往,将会造成美国飞行员严重的飞行经验不足。美国空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可以随时执行任务的飞机数量只占其飞机总数的43%。

  文章指出,这些情况都是美国国防部官僚的采购体制造成的,没有使新技术能够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得到开发和装备军队,美国把数百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或许二三十年后才会有结果的计划之中,而事实上,在诸如美国陆军的“未来战斗系统”的某些案例中,巨额经费被胡乱花掉了,却没有产生任何可以看到的结果,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报道说,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正在试图从根本上改革五角大楼的采购体制,以便使新技术能够以一种渐进的方式得到开发和利用。

  美国国防部已确定从2017年开始的5年内投资180亿美元专门的技术发展资金,用来支撑第三次“抵消战略”的相关技术研发。虽然美国新“抵消战略”受到美国社会的质疑,但是它不会是虚晃一枪,而有可能是美国一项长期的防务新模式。

 

詹得雄:乱象丛生的世界,我们要走向何方

 

新“抵消战略”或成美国防务新模式

中国可以通过强大的国力和公正的道义来引领世界。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和广泛的变化,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期,出现了许多乱象和怪象,远远超出了原来的“正常认识”和“政治正确”,值得细加观察和分析,从中也许可以看出新时代的端倪,有助于我们沉着、理智地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

乱象丛生的世界

  当今世界有哪些乱象?简单列举几个

  第一,世界虽然远离大规模战争,但恐怖主义和局部冲突仍然威胁着人们,枪声爆炸声仍然不断。

  美国一向被认为是有两大洋护卫的天堂,没想到2001年的“9·11”打破了那里的美梦。今年7月7日达拉斯的枪声非同小可,那是一名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黑人士兵射向警察的子弹,5名警察丧生。美国平民有2亿多枝枪。据统计到7月7日奥巴马已67次下令全国降半旗为抢祸的死难者致哀,何时是个头?这种“天堂里的枪声”和遥远的清真寺里的爆炸声到底意味着什么?奥巴马今年1月20日在最后一份国情咨文里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非凡变革的时代——这场变革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改变我们的星球,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段话意味深长。

  二是经济已经不遵循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描写的规律行走,这一次的经济危机拖的时间很长,至今曙光模糊。在寻找原因时,人们注意到了劳动生产率的萎靡不振。美国智库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调查显示,2016年美国生产率(单位时间GDP)的增长率预计只有负的0.2%。认为美国走在错误轨道上的人4月份达到70%。

  三是西方陷入了民主危机。

  美国国内今年爆发了“民主之春”,几千人聚集华盛顿,抗议金钱政治和民主机制失灵。两党内斗和三权制约的僵局,弄得议会里很难通过议案,甚至有时造成政府关门。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意外地大受欢迎,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号召的桑德斯有颇有号召力。这些都引起了两种似乎矛盾的说法——民主是太少了还是太多了?一方面,形式上和程序上的民主没有带来老百姓认可的真正的民主,因此说明民主太少了;但另一方面,让很多人未能预料结果的英国“脱欧”公投,用眼前利益吸引选民的哗众取宠的做法,又说明民主太多了。

  法国也是如此,问题成堆,别无他法,只能寄希望于下次大选。法国经济、历史学家尼古拉·巴韦雷5月16日的文章警告说:“2017年的总统大选,是法国在可能的暴力和极端主义中走向毁灭之前,通过民主方式进行改革的最后机会。”

  西方不但认为自己的民主机制是最好的,而且一直把推广这种民主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甚至不惜动武。然而,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民主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引起了动乱、恐怖主义和难民潮,西方束手无策。

  澳大利亚资深外交评论员格雷格·谢里登在文章中写道:“西方正在经历一场真正的信仰和管理方面的文明危机。”信仰涉及价值观,管理涉及西方多党议会民主,这两条一直是他们引以自傲的“独门绝技”,怎么现在都不灵了呢?

  第四,科技飞跃是福是祸?这个问题已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恩格斯早就警告,科学每征服大自然一步,大自然就会报复人类一分。危险已经存在,对于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使我们困惑。

  弗朗西斯·福山推出了一本新书《我们的后人类未来》,警告说:“生物技术会让人类失去人性……但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我们失去了多么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我们站在了人类与后人类历史这一巨大分水岭的另一边,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分水岭业已形成,因为我们再也看不见人性中最为根本的部分。”

  此外,还有拉美在左与右之间摇摆,非洲在动乱中发展经济等等,但以上乱象已足以迫使我们思考现在和未来。

世界失去平衡和秩序

  当今的乱象说明世界已失去了原来的平衡和秩序,但新的平衡和秩序还没有形成,前途不明,所以大家有一种不确定感,不安全感。

  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永恒的。在“冷战”时期,世界维持了一种“恐怖平衡”。1989年被打破后,美国极力主张“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实际上是要维持和巩固美国的霸权。没想到才过了不到30年,这种—超独霸的局面维持不下去了,接下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平衡、新秩序呢?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可以说,资本主义病得不轻,政治孕育某种大的变化。

  资本主义经过了500年的演变和发展,已经走过了辉煌的顶点,正在走下坡路,面临制度危机和信仰危机。资产阶级的多党议会民主在战胜了贵族统治之后,自身也贵族化、权贵化、金主化了。形式上、程序上的“民主”掩盖了真正的不民主,所以西方有人喊出了“让民主民主化”的口号。美国今年发生了“民主之春”,人们抗议“金权民主”、两党恶斗和政府机制失灵。今年的美国大选出现了特朗普和桑德斯这样的政治人物,他们利用人民的不满乘势而起,但并没有真正拿出救国良方。人们隐隐担心西方议会民主将来会不会搞不下去。

  在“人权外交”的大旗下,结果是“民主反被民主误”。现在被“民主”祸害了的人民正在向西方“讨债”。另外,以个人主义为伦理基础的西方经济,正陷入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泥坑而难以自拔。华尔街的势力太大,实体经济难以重振。西方也想要改革,但步履维艰,只能小修小补。

  不过,资本主义虽病得不轻,却还看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马上代替它。虽然不少人高呼“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但另一种世界到底是什么,却说不清楚。所以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很不确定。有西方学者预言:西方要么在高科技的帮助下缓和矛盾,再次获救;要么在矛盾激化中陷入动乱,乱而后生。在这种形势下,它们会设法矛盾外引,世界将更不太平。

  其二,国家治理比空洞的民主更重要。

  西方国家为了推广自己的利益,总把民主挂在嘴上,使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然而,经过这几十年的实践,却并没有带来民主。

  近年来,嚷嚷民主的少了,盼望良治的多了。有学者提出用“智者治国”(epistocracy)代替“民主”(democracy)。这反映了不少人的思考。值得思考是的:良治离不开民主,但不适当的民主肯定带不来良治。还是要让各国自己去探索,西方的精英们应该多为本国的民主操点心。

  其三,全球化遭遇民族主义,期待新的平衡。

  近30多年来,全球化似乎高歌猛进,所向披靡,但近年来引起了巨大的反弹,原因是它带来了利益的巨大不平衡。

  美国《国家利益》6月30日的文章指出:“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回报在社会上没有被公平分配,只把金融和高科技巨头变成超级富豪,同时毁掉大批制造业,在经济上受到压榨的中产和蓝领创造出一个新生的失败者阶层。”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正是以蓝领白人工人利益的捍卫者的面貌出现,赢得大量选票,而英国的“脱欧”公投,也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焦虑,这股力量冲击政坛,正在寻求新的平衡。

  其四,民粹主义与福利主义带来巨大挑战。

  法国《回声报》网站5月6日的社论说:“愈加明显的民粹主义偏差,源于全球化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僵局。”事实上,西方的中产阶级收入也长期停滞,他们的子女不相信会比父母过得好。上述社论说:“中产阶级已经先在事实上(美国)和精神上(欧洲)堕落了,并滋生反叛。”

  民粹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福利主义。西方的多党议会民主的一大特点是“唯选票为大”。政客都尽量向选民许愿,选民也以福利的多寡作为投票的依据,其结果是福利超出了财力,财政赤字巨大,成了阻碍国家发展的沉重包袱。在以个人主义作为伦理基础的社会,常在关键时刻罢工,要挟政府,而政府往往以妥协收场,同样影响国家的顺利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是最佳选择

  人类到了当代,真切地感受到了共同毁灭的现实可能性,无论是按动核按钮还是制造超级细菌和病毒,都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

  在当前的形势下,“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可以把各种各样的人吸引在一起的理念。尽管矛盾很多,尽管千差万别,但在共同毁灭之前,大家都可以静心想一想,以便决定自己的行动。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2015年12月12日在美国《外交》双月刊上撰文说:“我们应该塑造一种未来,它通过把人放在首位并赋与人力量来为所有人服务。从其最悲观、最非人性化的形式上来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许确实可能实现人类的“机器化”,剥夺我们的内心和灵魂。但是,作为对人类本性中最好的部分——创造力、同情心和管理能力的补充,它也可以基于一种共同的命运感,将人类提升到一种新的集体和道德意识层面。确保后面这种可能性获胜,是所有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已把“命运共同体”理念昭示世界,以这个高尚的理念来看待纷纭复杂的世界,并采取有力的行动,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我们不当头,不搞世界革命,也决不受人欺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强大的国力和公正的道义来引领世界,同别国有识之士一起,把世界从危险的境地引向美好的未来。

  但我们要有历史的担当,在引导人类走历史必由之路方面展现我们的宽广的胸怀和伟大的气魄,有5000年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也完全具备这样的智慧和能力,我们有这个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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