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开始低于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这导致了人们开始讨论“逆全球化”现象。实际情况的确不容乐观，今天，欧美盛行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政治已经为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主义、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右派等无一不是反全球化的。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引导全球化，如果没有西方的推动，就很难理解今日世界的经济秩序。贸易自由一直是西方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也一直被西方视为是软实力。不过，现在“自由贸易”在西方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人规避使用的词汇。

　　尽管反全球化现象一直存在，但从来也没有形成像今天这样的席卷西方各国的主流思潮，这种政治思潮的崛起必然影响西方的政治生态和经贸政策。尽管西方总是批评中国的各种“墙”，但西方现在自己也开始筑墙。英国已经筑墙来堵难民，特朗普也建议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筑墙来堵移民。西方有更多的无形的“墙”抵制着全球化的进展，例如西方国家总是以“国家安全”“环保”“与我们抢饭碗”等理由，拒绝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投资者。

　　不过，“逆全球化”并不是说没有全球化了，仅是说西方主导的全球化遭遇巨大的困难，甚至倒退，而西方本身也难以再充当全球化的领头羊了。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似乎方兴未艾。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并且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倡始的“一带一路”正在给全球化（至少在区域范围内）注入强大的动力。不过，较之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量仍然比较小，西方全球化动力不足，必然对全球化带来负面影响。

领头羊角色是中国的机遇

　　从世界经济历史来看，在美国之前，大英帝国扮演了全球化的领头羊角色。现在美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中国需要也必然会扮演领头羊的角色。中国的领头羊角色既是客观使然，也是中国的机遇。从客观条件来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但即使是中速增长，其经济总量也会在不远的将来超越美国。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基地和最大的贸易国家，中国也是近几十年来对全球化有良好经验的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不长时间里，中国的GDP增加了一倍。尽管高速增长是很多因素造成的，但开放政策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中国的机遇，即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继续顺势和平崛起的机遇。

　　中国要引领全球化，必须直面几个重大的挑战和选择。首先是要从西方推动的全球化过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这里最重要的莫过于全球化过程中的财富创造和分配问题，全球化无疑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和其他方面的利益，但财富和利益在各国、各区域、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高度不平等。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和利益流向主导全球化进程的少数人，主要是资本，而很多社会群体没有得到好处，有些甚至成为受害者。因此，全球化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公，社会高度分化。更为严重的是，在全球化影响下，各国中产阶级急剧变小。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曾经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基石，但是，现在中产阶级减小，直接导致了内部政治生态的大变化，以往运作良好的民主政治不可持续。

　　中国如果要引领全球化，必须重新构造全球化，使其更具包容性。至少，全球化必须缩小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异，而非继续扩大。同时，各国政府之间也需要合作，节制资本毫无制约的能力，在亲商和亲民之间达成初步平衡。当然，资本本身也需要自我节制。资本的流动性很强，在全球化中扮演主角。不过，一旦全球的社会动荡起来，资本也会是受害者。对政府来说，需要防止全球化成为资本逃避税收的有效工具。

　　第二，中国需要和其他国家合作寻找全球化的新动力。从技术层面，全球化具有了新的动力，金融和互联网表现得最为显著，不过，资本本身的力量不足以构成新一波全球化的动力，政府必须为全球化构造平台。今天，在全球化遭受困难的情况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开始强调新型区域性“全球化”，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以亚洲国家为主的区域经济全面伙伴关系（RCEP）、和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都是类似的尝试。在美国主导的区域性贸易伙伴关系遭遇困难时，中国可以加紧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这方面具有很大的空间，例如可以进行升级版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把双边扩展到多边，也可以围绕着“一带一路”构造不同形式的经贸合作。

　　第三，中国需要更高级的内部开放。中国倡导“一带一路”已经初见成效。随着其实施，中国资本会加速“走出去”，促进沿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不过，“一带一路”是双向道，而不是单向道。中国的资本不能光是流出，还需要外国资本的流入；否则，“一带一路”就会造成中国本身的“空洞化”，经济发展就会不可持续。外国资本的“走进来”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化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中国必须扮演重要角色，正如美国在二战后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样。这里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和消费市场，如果美国不开放庞大的消费市场，就没有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全球化。中国“走出去”和外国“走进来”是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

　　今天中国本身所遇到的全球化困难，例如贸易投资的下降，和国内的开放程度不够是有关联的。中国领导层推进中国自由贸易的决心毋容置疑，例如中国新设立了诸多自由贸易区，就是为了推进自由贸易。不过，自由贸易区没有重大的突破，主要还是内部的问题。例如负面清单仍然过长，自由贸易停留在“内部交易”，把左手的东西放到右手，右手的东西放到左手。因为同质性过强，很难有体制上的突破，这需要中国更大程度和更高层次的开放。通过引入外来因素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这已经被过去的开放历史所证明。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一些社会团体把外资视为“狼”。不管怎样，在主动“引狼入室”之后，中国经济大变样。同样，今天也不能简单地把外国资本看成是“狼”，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开放程度必然减低。可惜的是，在不少方面，开放度已经减低了，例如，一些人把“自主创新”当做强烈的民族主义解读，理解成为关起门来自己创新。更深度的开放无疑需要前瞻性的政治判断和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中国应接过“自由贸易”的大旗

　　第四，中国需要处理好与现存全球贸易体制和规则的关系。在这方面，在西方已经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应当接过西方“自由贸易”的大旗。对自由贸易，不应作过度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化解读，就是说自由贸易不应当被视为是西方的，而应当视为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和价值。自由贸易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来自于西方的经验和教训。在西方经济发展的早期，所谓的自由贸易是与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紧密关联，是西方用枪炮打开别国的大门。后来当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失去合法性之后，西方才逐渐发展出有关维护和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很显然，制度和规则远远比枪炮文明有力。

　　从总体上说，自由贸易是非常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较之其它国家，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需要全球化的国家，无论是经济体量、贸易规模或者今后的经济发展动力，各方面的客观因素决定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能起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再也不能去重复西方的殖民地主义和帝国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充分利用西方已经确立的“自由贸易”体制和规则。在合理的领域，中国需要改革自己的体制，继续“接轨”，而非拒绝；在不合理的地方，中国可以和其它国家合作来修改和改进规则；在出现新需要的领域，中国也可以引领制定新的规则。无论哪种情形，世界贸易规则不仅是“写”的问题，更是实施的问题，如果规则不被其他国家所接受，最好的规则也是毫无用处，要使得规则可以实施，不管谁写规则，都必须考虑到所有相关国家的利益。

　　现存规则既可以帮助中国“走出去”，也可以帮助中国保护海外利益。不过，中国并不能过分理想主义，幻想现存规则可以为中国开拓出一个世界市场来。在开拓世界市场方面，中国具有其他很多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即中国可以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担负了很重要的作用，海外开拓市场面临的巨大风险，是民营企业所不能承担的。在实行“走出去”战略以来，国有企业可以说是用“钱”砸开了海外市场。尽管西方国家总是把中国视为是新殖民地主义或者帝国主义，但中国的“走出去”并没有使用一枪一弹，即使中国所去的地方都是具有高度政治经济风险的地方。同时，中国的民营企业可以根据现存规则，进入西方和其他国家的市场。较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规模小，较少被西方视为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具有更多的机会进入西方市场。但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一旦走到海外，就需要保护，而现存国际贸易投资制度，则是一个有效的保护机制。

　　从很大程度上说，承继西方确定的自由贸易体制和规则，在此基础上有所作为，继续推进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有效手段。刚在杭州结束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中国为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中国方案”不是推翻现存的体制和规则，而是对现存体制和规则的补充和创新，或者说，“中国方案”探讨了中国作为“领头羊”的全球化道路，中国要使世界变得更加自由，而不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