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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 变化中的中国正面临八个问题
厉以宁: 变化中的中国正面临八个问题
12/16/2016 2:01:07 PM | 浏览:665 | 评论:0

厉以宁: 变化中的中国正面临八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当前中国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这变化在什么地方?就是中国正在悄悄地进行一场人力资本革命。过去人家常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没了,廉价劳动力不够了,中国改革的红利也枯竭了,能够改的都改了,这些看法都不正确,中国正在发生新的人口红利的涌现和新的改革红利。在人口红利方面一个巨大的变化是农村正在进行的土地确权、土地流转,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城归”。听说过或者没听说过的那是“海归”,海外留学几年回来以后报效祖国找工作,现在出现了“城归”,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外出打工的现在又回到了家乡创业大概是500万人左右,但我们去调查几个省发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大概上千万人,因为有些人回来他不跟外面说你没法统计到,自己开农家乐、办起了自己的果园。为什么会回来?因为考虑到夫妻长期分居会造成家庭的不和,小孩子长期没人照料没有父爱。第三,家里的老人年纪大了,所以在外面工作了几年,而且交了一些朋友,积累了一些资本,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技术,就回来了。

  我考察几个穷地方都有“城归”回到家乡创业。在贵州的毕节地区,原来就单纯的向外输出劳动力,后来职业培训又输出劳动力,现在是出现了回乡的高潮。我们在毕节的七星观镇,发现了很多新建的面包房,做蛋糕的。贵州人本来不吃这个的,他没有这个习惯,为什么?因为在外面学会了。面包房做蛋糕、做面包,而且生意很好,贵州毕节人现在都学会了小孩子过生日要吃蛋糕,老人到了生日要送蛋糕,这样一个新的行业起来了。我们还看到农业方面现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农民学技术热,进学习班、学农业技术。因为土地确权了,土地确权以后他感到有信心了,所以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家庭农场。过去没有家庭农场,那是美国、加拿大、荷兰、丹麦有,中国没有。但是现在有了,他在为第二代的接班用,老的在学,年轻的更要学,因为我要接班。按照这样的观念,有些地方他还是感到土地不够,要到外面去打工,土地就租了,转包给别人。田总是有人做,不会没人做。我在浙江考察是安徽人来做,在我的家乡江苏是苏北人来做,这里的人去打工、开店去了。所以中国的人力资本在变化,很多人把职业技术教育推到农民当中去了。这个巨大变化,大家想想四千万外出的农民中,有四分之一也就是一千万左右回来在家乡创业了。

要对当前的创意、创新、创业有新认识

  第二个问题就是创意、创新和创业,这是中国当前又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跟我们以前书本上学到的是不一样的。西方经济学里讲“创新”这个词是一百年前缘起奥地利,后来在一百年前工业化刚开始不久,美国的经济学家熊彼德就提出了创新的概念。但是一百年前是工业化刚开始,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信息化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他的观点能够说明问题吗?举几个例子。比如他说现在的创新还是跟过去一样。什么叫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叫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对我们来说那是过去的几年,工业化刚开始制造业需要重组。但是今天这样行吗?不够的,远远不够,今天是信息重组,信息重组才有创新,不是单纯生产要素的创新。生产要素把两个企业一合并就创新了,信息不便利不行。再比如说过去熊彼德的观点是如果你要创新的话,要看准发明家的发明,然后想办法买它过来,用到经济生活中,就成了创新。比如电灯,买到他的专利我来办电力公司,今天不是这个情况。今天重在创意,无数青年人现在忙于创意,有创意是最要紧的,有了创意以后,资金自然就到了,因为很多资金找不到出路了,就在寻找谁能够提出新的创意他就投资谁。中国的一句老话叫“失败是成功之母”,这话也有道理,但是远远不够。关键在思路的转变,思路不转变,失败永远是失败,会成功吗?不成功。思路改变了新的成功就来了,就带动了更大的成功。所以这种情况就是现在成功是成功之母,这才是今天的创新。

  我们预料再过几十年以后的情况是怎么样?很明显有一条,消费不是现在的消费模式、投资不是现在的投资模式,就业不是现在的就业模式,就业很可能是不要写字楼的就业,在自己家里只要有一个电脑,你的合同我承包完成,很多是会变的。还有企业家会有什么变化?今后的企业家主要是某一个新领域的引路人,不一定是现在的企业家。现在的企业家中有创新、有改变的地方,但同样有他不愿意改的,将来都是引路人。所以这就是现在发展的新常态。你现在到中关村那些咖啡店看看,坐在那里的年轻人有大学生、研究生、年轻教员、科研单位的人、民营企业家都在那里,聊的都是创意。这就是中国的变化,认识中国的国情,你要对当前人力资本有新的认识,要对当前经济中出现的创意、创新、创业有新的认识。

新的产品能创造新的市场

  第三个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认识中国,一定要认识到中国的国情表现在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老问题,因为经济学里面从来都是需求、供给、两方面都需要改。这个过程中,就有人不断地在里面进行刺激需求、或刺激供给。需求的调节是短期的事情,不一定是近期的任务,而供给调节被认为是中长期任务。为什么是中长期任务?因为供给侧的改革不是轻而易举的,它要动结构,动结构就涉及到怎么更新的问题。这个不是短期任务,中国现在正在这么做。最要紧的是让经济主体、市场主体有活力。怎么让他们有活力?让他们有活力就是产权保护。中央最新的文件强调了产权保护,主旨是什么?公有经济的产权要保护,非公有经济的产权同样要保护。这个是中央文件提出的,调动了广大包括非公有企业的积极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过去很多做法现在已经过时了,或者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只要是新的产品就能创造市场,市场是可以创造的。我在学校里经常举一个案例:一个生产木头梳子的工厂,让他们的推销员带了样品、带了订单,去推销梳子,指定了到和尚庙里去推销。第一个推销员回来了,怎么样?一把没卖掉,和尚说我光头,梳子有什么用,那你等会儿看看别人怎么推销的?一会儿,第二个推销员回来,销了好几十把。他是怎么推销的?梳子除了梳头发以外还有第二个功能,止痒、活血、明目、美容、养颜等功能,和尚心动了买了好几十把,不错不错。第三个推销员回来了,销售了几百把,而且把订单带回来了。问他怎么销售梳子的?他说我在庙里仔细观察了,香火挺旺,来的香客很虔诚,磕完几个头以后头发已经乱了,香灰已经到了头发上了,我就跑去见方丈。这个推销员说:你看看那个香客很虔诚,你应该去关心他,那我怎么关心?最好的办法,每个佛堂前面每天放几把木头梳子,他头发乱了就梳梳头,他就觉得庙里更关心他,来的更勤了。有道理,订了好几百把。一会儿第四个推销员回来,销售了几千把。他怎么销售几千把?全是订单,这么一大堆订单。他直接找了方丈跟方丈说,经常有人给你庙里捐钱对吗?有人给你送礼送油吗?对。你庙里有礼品给人家吗?木头梳子是最好的。方丈说怎么木头梳子是最好的?他说木头梳子两边可以刻字,这边你可以把庙里最好的对联刻在上面,反面刻上一些字,日行一善,佛在心中等等,这样人家觉得这有纪念意义,不是更方便了。

  这四个推销员,第一个推销员一把没有销掉。关键在哪里?从第二个推销员开始就是思路,改变木头梳子的功能。怎么改变?第二个推销员他的梳子不仅梳头,而且是有美容养颜的作用、可以明目清脑。第三个推销员他怎么出去的?他推销把木头梳子的性质改变了,不仅是单纯梳头的问题,而且是代表庙里对香客们的照顾。第四个销了好几千把,改变了木头梳子的功能,在这个场合木头梳子作为庙宇的名片出去,是作为纪念品而出去的。我们现在怎么在结构性改革中创造市场、创造新产品,就是要不仅是推出新产品、而且让产品有新功能,产品有新功能了就能创造市场。

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发生变化

  第四个问题,消费新市场,消费在变,大家不要愁市场,关键在你有没有新产品,你的产品有没有新功能,你产品有新功能就有市场。为什么中国人到日本去买书包,因为它的书包有新功能。书包可以遮雨、防水,下雨可以当雨衣用。消费是在发生变化的,消费发生的变化就是打破一个从前固有的规则——经济人假设:经济人是有理性的人,他一定是追求最低价格、最低成本,争取最大收益、最大满足。但实际上做得到吗?消费是做不到的。为什么说消费做不到?因为你要做到最优选择、最优标准的建立,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精力、足够的货币,在座的女同志都会有体会,你要去买一件披肩,你想买到那件最好的披肩你做不到的,你知道北京有多少个商场,有哪些商场在卖,你要一家一家看,一家一家比较记下来,等找到最满意的再去就卖掉没了。所以,人都是这样:看了第一家不行走第二家,第二家不行第三家不看了。如果买到了怎么样?满意吗?回答是凑合,凑合就是还行,就是次优选。经济中很多问题,包括消费都是次优选。经济学次优理论的创始人诺贝尔获得奖者西蒙在天津大学讲话的时候他讲了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你到商店去买缝衣服的针,没有哪个傻瓜跟售货员说我要一根最尖的针,一盒你自己挑吧,你拿笔记录还带放大镜,没有人那么傻,都是次优选。我要买个针,你挑吧,第一个针拿出来看看不太直,第二针拿出来看看不太尖,第三个拿出来看看行了,第四个不看了,这就是次优选。西蒙还举了一个例子,你到食堂去买菜得先排队,你有三个目标,价钱最便宜的、营养最丰富的、最合我口味的,那就挑吧,挑了半天也没挑好,后边的人在催快点,这么久还没挑好。大家都是事先想好了一个区间,最富营养的差不多,价钱便宜的在几块到几块之间的。这两个例子大家都可能有体会。

  消费正在变化,消费的变化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11.11这个日子为什么这么火,大家都在等新产品,都在等新消费方式,大家都有新的消费模式,这是变化。我们刚才讲的收入逐渐增加,可供选择的产品越来越多,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要认识到中国的国情就一定要深刻实践。

货币宁肯多一点而不要采取紧缩

  第五个问题货币政策的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一般是维持物价稳定,所以长期以来,货币政策的目标是根据货币来的。货币学根据经济增长率的大小、高低来定货币流通量应该是多大。如果超过这个范围的,那就涨了。如果紧缩了,那就放一放。有人试验过,在货币政策的观点上,智利全部都用芝加哥大学货币学,结果不行。所以我们是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国情,你要懂得几个道理。

  第一个道理,不仅在需求方面起作用,需求方面起作用就要防止经济倒退、防止物价上涨,要控制总量。这个是对的,但是还不够,一定要考虑供给问题,供给侧结构调整。结构调整你需要金融的支持,没有金融的支持你能够把结构调好吗?调不好,所以要调结构。还要让社会有活力,因为整个经济和社会活力有关,经济不能使社会有活力,怎么谈创新?所以要记住两条,宁肯多一点,而不要采用金融紧缩,通货紧缩比通缩膨胀更难治理,这是重要的经验。光看增长率不行,它没有把结构调整放进去,没有把自己社会的活力放进去。

  第二个道理,货币问题一定要把它发展成一个国民经济问题。银行管货币,但是银行不能离开国民经济的实体。国民经济实体感到金融很难贷,甚至贷款都给大企业,不给小企业,这个要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就是土地确权了,土地确权以后可以抵押。但是在农村一些地方我们听到反对声音,说农民把房子抵了,万一做生意失败了或者自然灾害来了怎么办?还不起怎么办?反对这种土地抵押就是不懂中国的国情。我们在基层调查了解到农民对于土地确权以后的地是非常重视的,是全家族都在保这个地,坏账率非常低,不到1%,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农民有一块有产权的地,他抵押会还钱的,因为他认为抵押以后地被银行拿走了损失太大了,一个家族过来保,大家借钱给他还。

宏观调控要懂得中国国情

  第六个问题,宏观调控的作用,要懂得中国国情。中国的国情是这样,宏观调控不仅仅是压,压当然是一个方法,要促进跟压抑同时并存,该保的就保,该帮的就帮,这就是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只有两方面都够了,我们才能够使政策发挥作用。宏观调控重在微调、重在预调、重在结构性调整,结构性调整就是精准扶贫。大水漫灌是没有用的,浪费资金,但是哪里最穷就需要精准扶贫,这都是中国的国情。所以我们要了解中国的国情,为什么要精准扶贫,为什么要让农民懂得怎样生财才行。他生不了财,光靠救济解决不了问题。宏观调控实际上关键起引领作用,对于那些有前途的,不仅帮助他,而且我帮助他以后,要帮他树立方向。为什么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这么快?这是宏观调控的促进作用。那把宏观调控看成单纯的压,这样是不行的。

经济增长要打破路径依赖

  第七个问题,中高速增长的持久性问题。刚才说认识国情,认识国情我们又在结构性调整当中,结构性的改革当中,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再回到高速增长。我在一些地方考察的时候,产运维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更重要的它是高速增长,任何国家不能持久,在中国能够维持中高速增长,6.5%—7%之间行了,说不定再过十年以后还在变呢。不要去贪图,要去除“路径依赖”。“路径依赖”这四个字是发展经济学的名词,就是说走老路更保险,那就是路径依赖。连猴子都知道路径依赖,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试验。一个笼子里关了几个猴子,挂一点香蕉在铁丝笼子外。猴子一看有香蕉了,当它手一抓到香蕉高压水泵往下打,打得猴子痛极了退回来。试了几次再放,没一个猴子去动香蕉。换一个猴子,其他猴子告诉它,看香蕉你别去摸别去拽,它没有经历过,刚要去摸就打了。以后猴子再放进来,谁都知道,这是路径依赖,这是做试验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在今天的情况下,思想要解放、观念要转变,要打破这个路径依赖。

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同样重要

  最后一个问题,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法律重要、道德同样重要,我们应该朝着这样走,难道仅仅有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两种调节吗?不一定。因为市场的出现是几千年前了,政府的调节出现更晚了,有了国家、政府之后,在漫长的岁月中,人类岁月有几万年,漫长的岁月中既没有市场调节,又没有政府调节,那都比较晚。那段时间人类社会怎么存活下来?靠的是道德力量,习惯力量,惯力。没有市场调节,没有政府调节,道德力量调节是唯一的调节,有了市场、有了政府,同样需要道德力量,因为它能够使得市场调节更有效率,使得政府调节更有效率。社会生活是一个大圆圈,非交易中有很多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家族关系、街坊邻居关系、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所有的非市场,不能按照市场的思路来。那怎么办呢?政府来管,但不是具体的管。如果没发生问题,政府不管,如果发生问题,毒打老婆、毒打孩子、虐待老人这样的事情政府管。可见在大部分时间,也是在道德力量调节之中的。

  我们知道效率有两个基础,效率的第一个基础是物质技术基础,厂房、设备、原材料、熟练劳动力,这个构成生产效率物质技术基础。但还有第二个基础,道德基础,什么是道德基础?比如说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经常自律,这就是道德基础,人们重视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有各个方面,有企业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这都是基础。市场调节是无形的,靠市场规律去做。政府调节是有形的,靠法律法规、靠制度、靠政策。那道德力量调节呢?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形又无形,自律是无形的,规定是有形的。重要的问题在于仅仅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超常规效率没有,超常规效率从道德基础产生。抗日战争时为什么国内有这么多战斗积极性、工作积极性,爱国主义、民族存亡,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效率。一个巨大的自然灾害来临的时候,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那么多人去救灾、抢灾、救险,这是道德引起的。一个社会为什么能这样?道德引起的,所有这些都是讲的道德。

  在座的有企业家,也有地方官员,同甘共苦不是一个概念,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同甘靠制度、规矩,共苦靠精神、靠认同,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企业你赚钱的时候怎么分红怎么奖励?必须有制度,没有制度就乱了。同甘靠制度,假如一个企业亏损了,发工资两个月都发不出来了,工人吵着要走,大家留下吧,再努力留工人,但是两个月都不发工资了也不行。但是工人有合同,合同说该罚多少还要罚,制度不管用了靠精神,精神力量把他们留下,或者是认同,认同就是同命运。

 

关注我们周围发生的变化:改革不会一次到位,要不停做“次优选择”

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时期,人力资本的革命正在开始。中国正在发生新人口红利,新人口红利来自农村。

     中国正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化时期,我谈到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人力资本的革命正在开始。我们以前都听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快完了,中国的改革红利枯竭了。但是现在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中国正在发生新人口红利,新人口红利来自什么地方?来自农村。

  我走了几个省考察,现在这个农村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很多农民他办了家庭农场,土地确权以后,土地流转以后,总有人在办农场,家庭农场或者转包了人家的土地,或者租了别人的土地来。办农场以后就要传给第二代,就学习,所以把孩子都送到技术学校、农业学校去学习了,他自己进了学习班,家庭养殖、家庭果园等等各种,包括家庭农业就起来了。

  在农村看到另一个现象就是农村很多劳动力过去去打工的回来了,回来干嘛呢?因为听说家里农业已经确权了,土地确权了,土地好种了,外面又辛苦,特别是两地分居问题。中国有好几千万,大概据说是三千万或者至少两千多万是两地分居的。他们在外边家里老婆、孩子、老人没人照顾,在外面打工这么多年,他们就感觉到自己交了朋友、学了技术,懂了市场还积累了钱,回去干就不是一个人,而是相互的抱团回家了,回去以后就开各种小微企业。我在很多地方看到小微企业,一个最普遍的就是沿旅游区周围的公路两边都是小的摩托车修理厂、汽车修理厂,谁开的?打工仔回来开的。

  这还不算,在贵州毕节看见了,回来以后在毕节那些县、镇上办什么呢?办面包房,做鸡蛋糕。在贵州毕节,过去人家不吃面包的,也不兴什么过生日送礼物,现在都不同了,现在小孩过生日要买蛋糕,老人过生日要买蛋糕,这个起来了。是谁办的?是打工仔回来办的,他们给了他一个名词叫“城归”,过去没听说过,过去只有“海归”,到国外留学几年学成了回国报效祖国,现在多了一个“城归”,在城里打工几年回来了,回来就办了,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值得研究的

  说中国人口红利没有了,人口红利正在起来呢!你们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在看,中国正在起这个变化。职业学校现在可是红了,我走了几个地方,职业学校现在都成了职业教育城,职业教育城里头有的是干什么呢?有的是教缝纫的、教钳工、教木工、教做衣服的,做衣服的很红的,到城里打工做衣服,现在孩子先学缝纫,在下面开时装店。

  在毕节我看得清清楚楚,我是毕节扶贫组的总顾问,我经常去毕节,在毕节就看到那个时装店非常便宜,凡是外面商店有的他都会,而且便宜,你还可以自己带料子做。这一下整个经济就活了,所以这就是中国发生的第一个变化:农村里的变化

  我们知道“创新”这个词怎么来的?是100年前熊彼特,是奥地利原籍后来入了美国国籍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创新,可他的观点现在在中国都变了,中国不用他的观点,中国的创新跟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他的观点是工业化初期的东西。中国现在是什么?中国现在开始进入后工业化,开始信息化的时代了。举几个例子说说看熊彼特什么叫创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叫创新,中国现在什么概念?我跟那些大学生研究生讲,中国的概念是:信息的重组更重要,不是生产要素的重组,而是信息的重组。这个就跟他不一样了。

  熊彼特过去的观点是企业家要把发明家的果实买进来,买他的专利,然后投到经济中去,办成企业,这就叫创新,现在中国是这个情况吗?中国当然也有,但更多的年轻人,他看重创意,创意创新创业。你看那些咖啡馆,北大附近1898咖啡馆,1898是北京大学成立的那一年嘛所以叫1898咖啡馆,其他好多地方都有,还有一些会所。他们谈什么呢?都是年轻人在那里谈创意,要有创意才行。有了创意不要去愁投资资金的,资金自然就到了,为什么?大量资金等待有好项目,没有好项目他不出手,有好项目以后,他一看成功了资金自然就到了。

  所以这样下去是不是就一定是有企业家呢?企业家作用还是要有的,但今后更多的是新领域的领路人,中国正在发生变化。跟100年前熊彼特写那个关于创新理论的时候不一样,那时候的年轻人是什么?是体力劳动者,是不了解科学技术的,现在怎么样?中国现在这一大堆年轻人,包括大学毕业生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正在搞创意、创新、创业,他们都是新的。现在农业大学的学生最大的志愿是什么?大家想想看。农业大学生我见到过一些,因为他们也在北大旁听,他们说农业大学的学生最大的志愿是毕业后到农村去,跟农民合伙办农业企业,他是这样一种想法,他能把他学到的东西用到这里来,这都是新的。

  过去常说的中国的老话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对,有道理,但不够了,这观念过时了,也不说是过时,至少是狭隘了吧。现在是“重在思路”,思路不改你失败、再失败、永远失败,改了思路就成功了,所以“思路是成功之母”,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主要是转变思路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所以我们知道在农村中有“城归”,在城市中现在也有一大批年轻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都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消费正在变化,现在的消费方式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到商店里买东西的人不是求最优,也不是求价格最便宜,你怎么知道它最优呢?你得各家比较,价格最便宜,你走一家就知道它价格最便宜了?还有别家呢,要走要费时间,所以一般买东西的人都是这样干的,他不是抱着最大满足的,最大满足是做不到的。第一家商店里面买件披肩,一家不行到第二家,看看没有合适的不买了,我下次再来,再来她买到了。买得怎么样?还可以,凑合吧,其实她就是在次优选择。人都在做次优选择,现在的消费者没有最优选择,现在消费都是在变化的,“1111”刚完“1212”就来了。

  改革不是一次到位,改革是没有终点的,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以后不改革,而是还要不停地改革,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预见2017] 刘世锦:速度不应成为经济增长的优先目标

站在2016的终点,回首望去,你会看到中国经济这一年间的美好与困惑。它美好:经济增长率实现6.7%,总体稳中有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一周年,“三去一降一补”初显成效;新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喷涌而现,共享、数据、智能等概念颠覆着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它也困惑,改革中总有难啃的硬骨头;房价高起不落,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隐忧;国际形势波诡云谲,“黑天鹅”们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变数,谁也说不清;人民币进入贬值周期,我们的钱袋子还安全吗?…..而这一切的答案,或许就在渐行渐近的2017。

中国经济走势是否已到了“L型”底部? 真正触底需要时间的验证,如果2017年能够实现逐步触底,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对于明年的经济发展速度,速度是多少不重要,速度应该是结果性指标,而非优先目标。经济增长要有一个好的状态,有了好的状态,相对应的速度就是正常的速度。

速度应是结果性指标,而非优先目标

  我预计,2017年的中国经济会有所波动,可能还会有一定幅度的下行。最近房地产开始往下走,如果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下降,整个工业和整个经济会有一定的反应。这个反应是会有滞后的,一般会滞后半年左右。所以明年经济增速在某个时间可能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这个波动幅度或下降幅度不会太大。所以我说,中国经济快接近底部了,但也不要太乐观,好像中国经济就没问题了,中间可能还会有一定幅度的下降和波动。

  但是总体来讲,如果2017年能够实现逐步触底,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现在不好预测增长速度一定是多少,虽然前三个季度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都是6.7%,但我们研究发现,这几个季度实际上是有差异、有波动的。

  我特别强调什么呢?就是经济将来进入一个稳定的、好的状态,其实速度是多少不重要,速度应该是一个结果性的指标,而不应该成为一个优先的目标。为了完成某个速度,就要怎么去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经济增长要有好的状态,其对应的速度就是正常速度

  我提供一个“六可”目标: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居民收入可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以后这“六可”的目标如果实现,就业很好,财政收入是增长的,风险能够得到控制,居民的收入能够得到增长,最重要的是企业能够盈利,资源环境是可持续的,它就是一个好的状态。经济增长要有一个好的状态,有了好的状态,相对应的速度就是正常的速度。我们不能先定一个速度,然后再让各个方面适应这个速度,如果这样做,经济要出问题的。

  之前我说中国经济已经接近“L型”底部,但我并没说它已经实现触底,只是接近底部。真正触底是需要验证的。你需要看一段时间,它会有一定波动,但是它不会更低了,这才叫触底。但是我估计今后一两年,中国经济应该是能够触底的。

 

张燕生:世界经济从2017年开始,可能会发生一些跟过去8年不同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2017年世界经济的不确定事件、不可预见性的风险和多样性的挑战更加复杂严峻。同时开始出现企稳向好的新趋势。

  2017年的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将是一个多事之秋。特朗普新政,英国脱欧将在明年开始启动谈判,意大利、法国的大选,以及韩国、巴西等所出现的一些不确定性事件是首要原因。在全球2017年的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有产生危机和风险的可能。此外,一些潜伏的、不可预见的地缘冲突和区域突发事件,随时都可能引发动荡。

  与此同时,透过表面可以看到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全球贸易和绿地投资的结构变化;美国经济的增长明显开始趋于强劲。世界经济实际上正在走出过去8年的低迷的谷底。

  第二个变化,新工业革命的成果正在缓慢延伸扩展到供给端。随着跨境电商,随着工业物联网,随着一些新工业革命成果对供给端的渗透和扩展,现在世界经济的供给侧的方面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第三个变化,传统的全球化正在进入间歇期。下一步,世界经济潜伏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但同时,新兴全球化现在正在兴起,跨境电商,年轻人、小企业积极参与和推动开放,实际上是对全球的跨境人流、跨境物流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报告指出,针对当前2017年的世界经济的新形势,中国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方面,中国要把握好世界发展的大势,来化解各种干扰和风险。首先,要在国际大格局变化中间来统筹推进,稳中求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确定我们下一步发展的新方位。其次,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我们要把90%的工作重点放在国内,同时推动“一带一路”双向开放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最后,中国要主动参与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推进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形成,量力而行担当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

  第二个方面,中国在应对2017年世界经济复杂多变的形势,更加需要有战略定力,要继续推动全球化,尤其是新兴全球化。面对特朗普新政所带来的中美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我们要加强中美的对话、沟通和政策的协调。

  第三个方面,通过深化改革,推动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能够使中国经济在2017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

  张燕生指出,要深化结构性改革,要培养新动能,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而且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在2017年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布置的各项任务落实好、贯彻好、执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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