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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科学家们在意识形态和技术需求双重压力下领先世界理论物理学
前苏联科学家们在意识形态和技术需求双重压力下领先世界理论物理学
来源:kexuechunqiu | 12/27/2016 10:48:54 PM | 浏览:797 | 评论:0

撰稿 | 弗拉基米尔·科萨诺夫(Vladimir Kirsanov,俄罗斯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研究员,已故);弗拉基米尔·维希金(Vladimir Vizgin,俄罗斯科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研究员)

翻译 | 杨漾

责编 | 伊默,杨仪
  

意识形态与核武器 —— 苏联理论物理学的艰难岁月

苏联物理学史中有一个重要问题至今令人不解:为何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科学基础与管理都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在极权主义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下,苏联科学家却成功地研制出了核武器, 继而在五六十年代产生了比肩西方的先进物理学? 本文将阐明这一问题并尝试给出答案。

一、三十年代:意识形态与技术需求的前后夹击

十月革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并不仅仅像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在《古拉格群岛》中描述的那样,完全是负面的,其积极意义也不应被忽视,尽管这在当今有关苏联的评论中较少被提及。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在诗歌、艺术、建筑、科学诸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毫无疑问有其客观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人们对于建设一个新社会由衷的狂热。任何新事物在那样一个新社会中都是合理的或先进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科学和文化发展中的每一项成就,都被苏联当局作为重要的宣传材料,因为他们声称科学的终极目标是极端重要的。此外,纯粹实用主义的和技术统治论的动机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物理学和其他精密科学是现代技术的基础,因此也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

前苏联科学家们在意识形态和技术需求双重压力下领先世界理论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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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图4  1950至1960年代苏联的科学宣传画,以科学的力量将党和国家的标志铭刻在浩瀚宇宙当中,体现了对科学的功利性认知(源自http://www.bbc.co.uk/news/magazine-34281621)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二十年代以来苏联成立了一批科研机构,苏联物理学家们如约飞(A. F. Ioffe)、福克(V. A. Fock)和朗道(L. D. Landau)等也获得了访问西方科学中心的机会。这些苏联物理学界的“未来之星”,在与西方最杰出的科学家的长期交流与合作的环境中,逐渐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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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1915年约飞(左六)在圣彼得堡工业研究所主持研讨会(源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Abram_Ioffe)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这一段时期内,苏共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对于物理学来说,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首先,物理学的技术功效变得更加明显,因而物理学家们开始感受到强大的技术统治论的压力;其次,物理学被赋予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的地位,从而获得了哲学的和意识形态的含义。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与时间、空间、事件、必然性、因果关系等哲学概念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物理学的地位更加重要。鉴于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成为苏共的意识形态基础,但量子理论和相对论中的许多概念与这一哲学思想并不十分契合,局势变得极为敏感。除此而外,这些理论的创始人如爱因斯坦( A. Einstein )、玻尔(N. Bohr)和海森伯(W. Heisenberg)等人经常引用或参照康德(I. Kant)和马赫(E. Mach)等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言论。这样一来,不但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们,就连那些站在机械论一边、不愿与经典物理学分道扬镳的科学家也都声称,这些非经典的理论是唯心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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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  苏联宣传画,文字意为:“若要拥有更多,我们必须生产更多;若要生产更多,我们必得懂得更多。”构图以镰刀直接去书本中收割知识,象征知识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源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paganda_in_the_Soviet_Union)

苏联正在日益发展成为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当局企图对那些高级专业研究者组成的小团体实行完全的控制。这些小团体与西方科学界联系紧密,以思想独立而知名。在当局看来,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思想自由,不可避免地会与通常意义下的自由联系在一起,因而是相当可疑的。

物理学界的内部社会结构及其与当局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这里有两大阵营:新物理学的支持者(不妨称之为“先锋派”)和反对者(不妨称之为“机械论者”或“保守派”)。前者包括与约飞 、罗日德斯特温斯基(D. S. Rozhdestvenskii)和曼德斯塔姆(L. I. Mandel'shtam)所领导的学派有密切联系的苏联一流物理学家,如佛兰科(Ya. I. Frenkel')、福克、瓦维洛夫(S. I. Vavilov)和塔姆(I. E. Tamm)等。后者规模上要小一些,包括与莫斯科大学有联系的物理学家,如季米里阿泽夫(A. K. Timiryazev)、卡斯特林(N. P. Kasterin)和罗曼诺夫(V. I. Romanov),以及力学和技术领域里的一些科学家,如米特凯维奇(V. F. Mitkevich)、 奥尔洛甫(I. E. Orlov)、 斯雷普安(L. B. Slepyan)和格迪纳(Ya. I. Grdina)等等 [Gorelik,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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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1930年代左右物理学界“先锋派”人物漫画(左起:伽莫夫G.Gamow, 狄拉克P.Dirac, 约飞A.Ioffe, 福克V.Fock, 佛兰科Ya.Frenkel,除狄拉克外均为苏联籍。源自:http://people.bu.edu/gorelik/cGh_Bronstein_UFN-200510_Engl.htm)

还有一群哲学家 ,被派来监视物理学家“在哲学上的正统性”,当然他们的观点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分歧。这个哲学家集团先后由马克西莫夫(A. A. Maximov)、德波林(A. M. Deborin)、科尔曼(E. Kol'man)和米丁(M. B. Mitin)领导。党和政府在“哲学家”集团和“保守派”的协助下,大力宣扬着“技术实用论”,加强对那些“先锋派”物理学家的思想控制,以保证他们的“意识形态纯洁性”。不过有时这两个阵营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比如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哲学家盖森(B. N. Gessen)和时任重工业部部长的阿曼德(A. A. Armand),也会给予“先锋派”以支持。在三十年代中期,重工业部是一些重要物理研究所的领导机构。

巨大压力有时会突然降临,“先锋派”的领袖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来保存和发展苏联的科学文化。这类事件的早期一例是1926年12月季米里阿泽夫在第五届苏联物理学家大会上的反相对论报告以及随后讨论会中 的反相对论的发言 [Vizgin and Gorelik,1987, p.265] ,当时约飞和佛兰科与发难者们针锋相对,竭力捍卫相对论。在随后的几年里,瓦维洛甫、福克和曼德斯塔姆等与季米里阿泽夫及其拥趸进行了成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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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先锋派代表佛兰科(源自:http://www.kipt.kharkov.ua/itp/akhiezer/en/recollections/frenkel/)

然而,1936年3月的苏联科学大会期间,“先锋派”们又经受了强大的压力。苏联政府组织召开这次会议旨在加强对物理学家们的控制,提高技术效率,促使物理学家们的意识形态趋于统一 [Vizgin, 1990; 1991] 。虽然以高级学术官僚格日查诺夫斯基(G. M. Krzhizhanovskii)和哥布诺夫(H. P. Gorbunov)为代表的当局蓄意对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简称LPTI)及时任所长的约飞进行批评和指责,理由是未能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所分派的任务,但是“先锋派”们仍然设法使他们这个阵营保存了下来,而且保护了那些优秀物理学家免遭被指控为唯心主义 [Sonin,1994]

1937年,局势愈发不妙。这一年对于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极不平常的,物理学界也不例外:“大清洗”运动达到了高潮,在当年8月起诉季诺维也夫(Zinov'ev)和加米涅夫(Kamenev)的臭名昭著案件中,布哈林(Bukharin)和李可夫(Rykov)被宣判成帮凶。1936到1938年间,上文提到的许多物理学家遭到了逮捕,其中有些被处决了,有些侥幸活了下来。遭受苏联政府迫害的物理学家包括布朗斯泰(M. P. Bronshtein)、朗道、莱朋斯基(A. I. Leipunskii)、福克、鲁摩尔(Yu. B. Rumer)等等。罹难者还有:舒宾(S. P. Shubin)、鲁基尔斯基(P. I. Lukirskii)、奥布瑞莫夫(I. V. Obreimov)、维特(A. A. Vitt)、苏布尼科夫(L. V. Shubnikov)、弗洛德里克斯(V. K. Frideriks)、布尔仙(V. R. Bursian)、克鲁克夫(Yu. A. Krutkov)。苏联最重要的国家研究中心之一,位于哈尔科夫的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UFTI),也被彻底摧毁了 [Kozarev, 1993, 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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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  1937年8月6日,年仅30岁的天才物理学家布朗斯泰被逮捕,并于次年2月被执行死刑,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源自:http://people.bu.edu/gorelik/cGh_Bronstein_UFN-200510_Engl.htm)

尽管如此,核科学在多舛的时局中仍然保持着进展。

二、三十年代:苏联的核物理学

核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结构的主要理论工具。随着核物理的发展,人们发现了铀裂变,发现原子能不但可以民用,而且也可为军事目的所利用。在列宁格勒物理技术研究所、1918年就已经成立的国家光学研究所(GOI)、1992年组建的镭研究所、1929年组建的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和1934年组建的物理研究所(FIAN)等研究机构,物理学家们成功地开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苏联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就在这些研究所工作,它们享有极高的国际声望。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像艾伦菲斯特(P. Erenfest)那样出类拔萃的物理学家都曾打算移居哈尔科夫,永久在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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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1929年几位物理学家在列宁格勒的合影,左起依次为:车尔尼雪夫、约飞、谢苗诺夫、艾伦菲斯特、奥布瑞莫夫(源自:《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1卷1期,由作者提供)

查德威克(J. Chadwick)于1932年发现中子,这是核物理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发现都发生在这一年,如正电子和氘的发现、质子-中子原子核模型的建立和强相互作用的发现、第一台带电粒子加速器的建造和利用加速质子实现的第一次核反应等等,因而1932年被称为“核奇迹年”。1932年12月,列宁格勒物理技术所设立了一个核物理部,由约飞负责,库尔恰托夫( I.V. Kurchatov )实际领导,并且组织了一个核物理研讨班,由伊凡年科(D. D. Ivanenko)主持。镭研究所的伽莫夫(G. A. Gamov)和米索维奇(I. V. Mysovskii)应邀作为顾问。

1933年9月,在LPTI组织召开了第一届苏联原子核物理会议。出席的苏联科学家有约飞、佛兰科、斯科贝尔琴(K. D. Skobel'tsyn)、塔姆、福克、伊凡年科、布朗斯泰、伽莫夫、西涅尔尼科夫(K. D. Sinel'nikov)、莱朋斯基、弗里希(S. E. Frish)等人,还有这一领域著名的西方物理学家狄拉克(P. Dirac)、佩林(F. Perrin)、卓立奥(F. Jolio)、 拉塞第(F. Rasetti)和格雷(L. Gray)等。这次会议不仅使年轻的苏联物理学获得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也有力刺激了苏联核物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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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1  1934年3月,苏联物理学家在加尔科夫召开了一次理论物理学会议,这是《加尔科夫工人报》的报道配图,左起:朗道、玻尔、罗森菲尔德、布朗斯泰。源自:http://people.bu.edu/gorelik/cGh_Bronstein_UFN-200510_Eng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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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2  1934年在哈尔科夫的合影,其中有:塔姆(左一)、福克(左二)、佛兰科(左六)、朗道(中)、玻尔(右六)、布朗斯泰(右三)、伊凡年科(右一)。(源自:《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1卷1期,由作者提供)

1937年9月,第二届苏联原子核物理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几位西方最重要的物理学家,包括泡利(W. Pauli)、佩尔斯(R. Peierls)、奥格(P. Auger)和威廉姆斯(E.J. Williams)等,都不顾来势汹涌的“大清洗运动”,毅然来到莫斯科。库尔恰托夫、塔姆、西涅尔尼科夫和佛兰科等人都在会上报告了自己的研究进展。

第三届原子核物理会议是在铀裂变发现(1938年10月)之前的两个半月召开的。会议主题包括核作用力、回旋加速器的物理学与工程学、核的同质异能素和慢中子在不同物质上的作用效果研究。库尔恰托夫和他的小组在中子物理学上的领先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研究路线与引导哈恩(O. Hahn)和斯特拉斯曼(F. Strassmann)发现铀核裂变的研究路线是相同的。核裂变的发现,无疑是后来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国家计划的科学源泉。

1939年11月中旬在哈尔科夫召开了第四届原子核物理会议。这次大会是在发现铀核裂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的背景下举行的,将核能用于军事用途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在这次大会上,哈利顿(Khariton)、泽尔多维奇(Zel'dovich)、弗列罗夫(Flerov)和卢西诺夫(Rusinov)等人的报告涉及到与产生链式反应密切相关的铀核裂变的核心问题。对铀裂变的大规模研究是由莱朋斯基完成的。莱朋斯基于1937年被开除出党,同时被撤销了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所长的职务,1938年7月14日被冠以帮助“人民公敌”朗道和苏布尼科夫的罪名遭内务部头子叶祖夫(N. E. Ezhov)逮捕,8月份在一场小规模的平反运动中获释。

一年之后,最后一届原子核物理会议在莫斯科召开。库尔恰托夫作了关于重核裂变的主题讲演,弗列罗夫和比得查克(Petrzhak)报告了铀核自发裂变的发现。

需要强调的是,物理学家们是在恐怖的气氛中、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下进行工作的。事实上,是理论本身(包括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而并非哲学家对它们的诠释,被宣布为是唯心主义的,是与苏联社会为敌的。

另一方面,纯粹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同样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比如,光学所资深科学家罗日德斯特文斯基在其稀土元素的光谱研究被所长切科马托夫(D. P. Chekhmataev)宣布为“不相关的”和“无用的”之后,于1939年初被迫离开了光学所。原因很简单:“稀土元素太稀有了,不值得去研究” [Frish, 1992, p.240]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物理学界虽然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还是顶住了意识形态和技术统治对核物理及其理论基础的攻击,将研究推进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从而为实现二战伊始就倡导的原子能计划提供了合适的启动条件。

三、四十年代:苏联原子能计划

早在二战前,几位苏联科学家就曾预言利用核裂变制造核武器。其中之一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谢苗诺夫(N. N. Semenov),他的学生泽尔多维奇和哈利顿在苏联核武器的研制过程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苏联政府第一次专门举行会议讨论制造核武器的可行性,与此同时弗列罗夫致信斯大林和库尔恰托夫,极力劝说政府组成专门的课题组进行核武器研究 [Smirnov, 1996] 。会议通过决议,并于同年11月成立了由库尔恰托夫领导的“二号实验室”。这个团队的中坚力量是由列宁格勒的物理学家们、约飞学派的代表人物组成的,包括弗列罗夫、吉科因(I. A. Kikoin)、亚历山大罗夫(A. P. Alexandrov)、阿迪斯莫维奇(L. A. Artsimovich)、哈里顿、泽尔多维奇和库尔维奇(I. I. Gurevich)等。实验室的成立标志着整个苏联庞大的原子科学和工业体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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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工作中的库尔恰托夫(1930年代中期)及关于他的纪念邮票(源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Igor_Kurchatov)

1945年8月,苏联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执行原子能计划,苏联秘密警察机关NKVD(克格勃的前身)的一把手贝利亚(L. P. Beriya)全权负责。

科学家们选择钚元素来制造核武器。这项工程耗资巨大、规模空前。

第一颗原子弹的结构和机制以及所有必需的科学研究,都是由二号实验室的一个专门部门KB-II完成的。后来,这个部门变成了研制原子武器的科学和工程中心,以Arzamas-16知名于世,哈利顿是该中心科学方面的领导。

苏联情报局获得了美国1945年7月试爆的钚原子弹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来自克劳斯•福克斯(Klaus Fuchs)的情报,随之成为苏联建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基础。尽管事实上,苏联科学家到1949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且更加精巧的设计,并于1951年秋实爆成功。

苏联物理学家就这样证明了他们的有用。1951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苏联的著名科学家都参加了它的研制,其中有:库尔恰托夫、谢苗诺夫、吉科因、阿迪斯莫维奇、弗列诺夫、阿列克哈诺夫、哈利顿和泽尔多维奇,后来加入的有:朗道、波麦兰丘克(Pomeranchuk)、佛兰科、库尔维奇、塔姆、波戈留波夫(Bogolyubov)、金兹堡(Ginzburg)、萨哈罗夫(Sakharov)和列昂托维奇(Leontov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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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4  在苏联核武器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萨哈罗夫(左)与库尔恰托夫在一起(源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viet_atomic_bomb_project)

在五十年代前五年中,苏联核物理学家(几乎与美国科学家同时)成功地解决了制造热核武器的问题。

四、核盾牌的第二功能

苏联物理学家取得的成就似乎足以使他们免遭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在20年代,刚刚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国家政权就开始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早在1946年,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运动又重新开始了。首当其冲的是艺术和文学领域,接下来的目标自然就是科学了。

战后被批判的一个新论调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ianism),它经常与“物理唯心主义”一起受到批判。这种批判的源头之一,就是斯大林及其派系公开的反犹太主义。所谓的“世界主义者”,正是约飞、福克、佛兰科、朗道、凯金(S. E. Khaikin)、列昂脱维奇和金兹堡这些人。

到了1948年底1949年初,物理学的处境变得尤为险恶。起因是1948年8月农业科学院会议后开展的反“世界主义”运动;它使苏联的生物学,尤其是遗传学,惨遭灭顶之灾。会议被当局认定为是反对唯心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样板。斯大林想用“实践结论”的标准在物理学领域内发动类似的清洗,这样做无疑会严重摧残现代物理学和大学里的现代物理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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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5  李森科(Lysenko)得到苏共领导人的赏识,是苏联科学界一系列不幸事件的祸首,图为1935年他在克里姆林宫演讲(源自: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2016-04-29/political-science)

计划在物理学界召开一次类似“农业科学院会议”的批判大会的预备会议 [Sonin,1994; Tomilin, 1977 & 1993] 资料,明确告诉我们当时物理学的处境是多么危险。特别是,高等教育部部长卡福塔诺夫(S. V. Kaftanov)在他的报告摘要中宣布:正式会议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彻底清除世界主义,因为它是我们物理学中所有的乖张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他的报告直接提到了“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驳斥那些理论(即现代物理理论)”。应该注意的是,大多数被冠以“唯心主义”和“世界主义”罪名的物理学家都是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在相对论、量子论和核物理领域公认的专家,包括佛兰科、福克、塔姆、朗道、栗弗席兹(Lifshitz)、金兹堡、马尔科夫(Markov)和列昂脱维奇和等。所以说,形势已然十分危险。

幸运的是,虽然历经周密的筹划,正式会议还是先被推迟随后被取消了。

当局的这个出乎意料的决定,有好几种可能的解释。流行的说法是:库尔恰托夫和他领导的小组向当局阐明,会议可能会阻碍原子能计划的如期完成。按照库尔恰托夫的前任副手戈洛文(I. N. Golovin)的陈述,在1949年初的一次会议上,贝利亚问库尔恰托夫,相对论和量子物理是否真的是唯心主义的,并且必须非放弃不可?对此库尔恰托夫答道:“我们正在制造原子弹,它的理论基础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如果我们放弃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那么我们也得放弃原子能计划。”贝利亚显然被此回答镇住了,并且说原子弹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垃圾。显然,他立即向斯大林作了报告,斯大林随之下令取消了正式会议 [Sonin, 1994, p.161] 

党委会高级官员埃弗雷莫夫(D. M. Efremov)所讲的另一个故事,对上述解释提供了佐证。他的叙述如下:1948年底至1949年初,斯大林召见我和库尔恰托夫,说:“库尔恰托夫同志,科学院正准备开一次批判物理学唯心主义的会议。你必须全盘控制,并且作主题报告。此事十分重要。” 库尔恰托夫试图避免直接答复。斯大林坚持说:“库尔恰托夫同志,物理学中的唯心主义十分有害。请按照李森科(Lysenko)同志的经验去做。他已经成功地清除了摩尔根主义者和魏斯曼主义者。我们必须对物理学做同样的工作。”这时库尔恰托夫站了起来,激动地说:“这将阻止我们按时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任务。”斯大林注意到了库尔恰托夫此时的表情,说道:“别着急。我们可以晚些时候做这件事(指批判唯心主义)。最好告诉我我们是否能成功地制造出战略核武器?”就这样库尔恰托夫使物理学免遭惨祸 [Kalinin, 1996, p.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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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6  库尔恰托夫,苏联原子弹计划的核心研究机构“二号实验室”负责人(源自:http://www.atomicheritage.org/profile/igor-kurchatov)

但这并不意味意识形态的压力就此销声匿迹了。反对“物理唯心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运动仍在展开。就在1949年5月24日,物理研究院(FIAN)的科学委员会召开了关于“FIAN成员所犯的世界主义错误”的会议,犯此“错误”名单上有凯金、赖托夫(S. M. Rytov)、金兹堡和奥波特(Ya. L. Al’pert)等人的名字。约飞,这位苏联物理学的元老,因其同年出版的《现代物理学基本概念》一书遭到了强烈的批判,并被解除了物理工程研究所所长的职务。1951年,在反犹太主义和反世界主义运动的高潮中,苏联最好的科学中心之一,热工程实验室(TTL,即后来的理论和实验物理研究所ITEP),几乎被完全摧毁了:几十个高层雇员(多数是犹太人)被解雇,实验室主任受到了严厉的经济和行政处分 [Ioffe, 1995, p.67]

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苏联优秀物理学家都参与其中的原子能计划,变成了他们自我保护的一道盾牌。对此,我们可以参照金兹堡的回忆录,他说“他是被氢弹所拯救的”[Ginzburg, 1997, p.254 & p.258]。在某些情况下,这个“核盾牌”甚至可能阻止了有预谋的镇压,使得科学免遭无知的批判。

福克努力防止由马克西莫夫的文章《驳斥物理学中反动的爱因斯坦主义》所引发的新一轮批判,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1952年6月,福克给党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告知中央,此类出版物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并请求“协助在权威杂志上发表他的来信”。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这个事件的重要性,还不单纯是福克和马克西莫夫之间的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核物理学家力图保护基础物理学免遭即将来临的哲学上的清洗和以世界主义为罪名的屠杀而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的重大事件。

我们知道,原子能计划的领导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贝利亚在1952年12月收到塔姆、吉科因和阿迪斯莫维奇等院士写来的一封信,还有一封库尔恰托夫的附信和布洛兴采夫关于福克的文章《驳斥对现代物理理论的无知批判》的仲裁报告(自然,信件和仲裁报告都标有“机密”的字样)[Ilizarov and Pushkareva, 1994, p.215]

支持“核盾牌”解释的另一个证据是1953到1954年间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人事变动。科学家们在马里谢夫(V. A. Malyshev)部长的支持下,给当局写了一封申述报告,报告中说:“物理系由一个毫无原则的小组掌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小组中的大多数人没有任何科研或教学能力。他们把一大批杰出的物理学家逐出大学之后就占据了那些位置,被逐出的物理学家包括科学院院士福克、列昂托维奇、 塔姆和通讯院士凯诺贝维斯基(S.T. Knobeevskii)。该小组名义上是在领导反对唯心主义观念的斗争,实际上玷污了我国优秀物理学家的名誉,专为那些对现代物理学一窍不通的家伙撑腰。”报告的结尾部分建议,更换系的行政领导,在教学中启用那些优秀的物理学家,特别是那些参与原子能计划的物理学家,如塔姆、阿蒂斯莫维奇、列昂脱维奇和朗道等 [Andreev, 1996] 。 

当局又一次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然而,即使在斯大林去世后,甚至于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核盾牌”也未能为原子核研究计划中的主要科学家,如泽尔多维奇、阿蒂斯莫维奇、列昂脱维奇和阿列克哈诺夫(Alikhanov)等,以及早期与这一计划有关联的物理学家,如塔姆、朗道等,提供绝对安全的保护伞。要知道,五十年代中后期正是原子能研究计划取得飞速进展的时期。实际上,它已经超出了原来的研究计划框架,而发展成为实力强大的军工联合体。

在随后的短短几年中,第一座核电站在奥布涅斯克投入了运行(1954年),第一枚百万吨级氢弹进行了试验(1955年),第一艘苏联核动力潜艇和核动力破冰船相继下水,苏联的物理学家也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如库尔恰托夫在哈维尔的报告,1956至1957年间配有世界上最大的质子同步加速器的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建立,等等)。

但是当局对科学家的态度却没有丝毫改变。从1957年克格勃呈报给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对朗道院士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位对当时原子能研究计划的实施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杰出理论物理学家一直受到克格勃的严密监视。克格勃怀疑他有世界主义倾向,同情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对苏维埃政权持批评态度等等 [Ilizarov, 1994a, p.151; Krivonosov, 1993, p.123] 

最有说服力的是1958年5月的一份文件,它是党中央委员会训导员摩宁(A. S. Monin)关于即将到来的科学院6月份选举的一份报告 [Ilizarov, 1994b] 。这份报告显示,1958年物理学家们被划分成为两大类:党员、“良民”(温顺的,俄罗斯人更可取)和“哲学上顺从的”,与之对照的是非党员、“不可靠的”(顽固的、有犹太血统的、民族主义的)和 “哲学上可疑的”。

后一类人中包括在科学院物理学部中担任领导职务的科学家:阿迪斯莫维奇、朗道、塔姆、列昂脱维奇、阿列克哈诺夫,他们的学生、1953年被选为通讯院士的科学家:波麦兰丘克、米格道、金兹堡、 马尔科夫,以及即将被选为院士的科学家:泽尔多维奇、斯摩罗丁斯基(Smorodinskii)、栗弗席兹等。

前苏联科学家们在意识形态和技术需求双重压力下领先世界理论物理学

► 图17  金兹堡,20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曾为苏联氢弹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源自:https://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hysics/laureates/2003/ginzburg-bio.html)

这份报告攻击的一个目标就是苏联原子能计划的首席理论物理学家泽尔多维奇。报告称:“他的院士职位是与苏共中央委员会科学部持不同观点的库尔恰托夫特意为他安排的。”报告还对泽尔多维奇进行了人身攻击:“他在非机密的物理学领域中根本没有做出重要发现,没有做出过杰出的工作。在社会交往中,他与朗道等人为伍,是民族主义者;轻视方法论问题;对许多苏联科学家存有偏见。”

然而,由于核物理学家们强大的“凝聚力”,当局鉴于百万吨级的氢弹试爆临近在即,采取了务实的态度,没有插手科学院物理学部的内部问题。这样,泽尔多维奇于1958年6月顺利当选为科学院院士,阿迪斯莫维奇继续担任他的学部秘书直到他1973年去世为止,按摩宁的标准列为不受欢迎的物理学家栗弗席兹、波麦兰丘克、米格道、金兹堡和马尔科夫等人,也于六十年代初当选为院士。

五、结论

三十年间,物理学家们既要抵抗来自无知的、以哲学和意识形态为准绳的党政当局的干涉,同时还要与那些一切以哲学为评判标准的物理学家们进行斗争。通过对这场“三十年战争”的讨论,我们能够理解这场“战争”与原子能研究计划和苏联核武器的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二十世纪物理学的理论基础,即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一方面,这些理论在哲学上成为人们的攻击目标:人们宣布这些理论为唯心主义理论,并且太抽象,根本不具备实用价值,而那些创立或者实践这些理论的学者,则被宣布为“物理学领域里的唯心主义者”,在四五十年代又被称为“自绝于人民的世界主义者”。另一方面,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又确实是原子核物理及其研究手段(如荷电粒子加速器)的理论基础。在铀核裂变发现之后成为可能的原子能的军事开发与和平利用,本质上就是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之上的。

在二战之前的三十年代,铀核裂变的发现前后,物理学家们在约飞、 曼德尔斯塔姆、瓦维洛夫、佛兰科、塔姆和福克等人的领导之下,能够顶住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成功地捍卫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核物理学,从而为原子能研究计划的开展创造了必要的初期条件。在随后的四五十年代,物理学家们利用“核盾牌”来反击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新一轮攻击(这次攻击明显含有“反犹太主义”的成分),使得物理学免于遭受像1948年苏联农业科学院会议那样的清洗,苏联物理学也因此没有像遗传学与生物学那样受到毁灭性的摧残。


前苏联科学家们在意识形态和技术需求双重压力下领先世界理论物理学

► 图18  苏联宣传画,党的领导在科学事业发展上发挥着核心作用(源自:http://thefutureprimaeval.net/why-is-politics-upstream-of-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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