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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经验谁敢复制?
重庆经验谁敢复制?
作者:张国庆 | 1/2/2017 7:45:18 AM | 浏览:473 | 评论:0
地方大员中,很少有谁像重庆市长黄奇帆卸职那样倍受关注的,这位立志“要像黄桷树一样扎根重庆”的六朝元老,
履职15年后,终于从变幻莫测的大重庆弹冠而去,作为重庆经济曾经首席操盘手,黄奇帆留下的“重庆经验”,
当下仍是学界业界炙手可热的话题。

从2011年至2015年,重庆GDP增速五连冠连续领跑全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经济奇迹,但抽丝剥茧来细微鉴察的话,重庆经验脱胎于薄熙来时代的“重庆模式”,这一理论最初的奠基人是左翼温和经济学者杨帆,而非黄奇帆,但无论是重庆经验或重庆模式,虽然被加入很多政治元素,但由于重庆并没在体制创新上先行先试并取得屏障性突破,它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奇伟瑰丽非常之观!

从成渝“权势竞争”说起

既生瑜,何生亮?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千年后又在三国故里的成都和重庆浓墨重彩地演绎,只是物是人非,这次是“成”与“渝”的地域之争。

2007年秋,薄熙来入主重庆前,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后强博士就已提出“成渝经济圈”的设想并着手进行调研和规划,彼时,中央对这一设想高度重视并予以首肯,在汪洋主政重庆时,两地领导互有来往,并举办了多轮联席会议,协调产业共进与区域互补。

也是在这一年,发改委在1248号文件中,批准重庆、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就是当时媒体狂炒的新特区。但往后几个月,四川遭遇5•12汶川大地震,全川工作重心倾刻之间转向抗震救灾。借着摇晃不定的投资意向,重庆发了笔国难财,本已与成都谈好建厂的富士康笔记本生产项目,在郭台铭犹豫不决之际,被重庆整体端了过去。

薄熙来把握时局的能力的确非常出众,他明白成都经济基础、人才储备、投资环境和产业规划都好于重庆,重庆要在长江上游城市群中脱颖而出,形成资本的吸盘效应,必须要有政界高层的支持,行政环境的优化、优惠政策的配合、资源与价值的市场转换和文宣运动的造势,并以此抢占重庆自己的市场,当仁不让!

薄熙来对成渝经济圈的规划开始冷淡,说白了,因着双中心,它不能重点突出重庆,薄熙来一听“以整体利益为先”就烦。

2009年《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意见》出炉就颇有玄机。据《中国经营报》报道:此文出台前夕,薄熙来和黄奇帆多次到中央汇报,争取了先机……同为新特区的成都顿感眼红,虽经省市领导上下疏通、紧急公关,但由于体制性结构使然,机会因着城市位格和领导者魅力的不同,在政经领域也是不均等的。

接下来就应了邓小平那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重庆两江新区呼之欲出,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西永保税区仅用了一年时间里就获中央批准,速度实属罕见。重庆社科院区域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勇甚至高调宣示:这与薄书记提倡的大开放密不可分。但看热闹和看门道是不同的,成都在“捧钱场”和“捧人场”两方面均丢了先机。

此后几年,四川省和成都市一直在努力筹划将成都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中心和机场物流园区组建为综合保税区。但在重庆方面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四川和成都的梦想几乎全部落空。当富士康撇开国内一流电子科技大学的成都,明珠暗投,宣布“笔记本项目落户重庆”时,成都市高层殊为震惊,感觉多年努力似乎只是在为重庆做嫁衣,随后各方使出了浑身解数,方将富士康光电显示项目“笼络”到成都来。

令人吊诡的是,为了更加显明重庆的“顶端优势”,薄熙来竟然撇开“成渝经济圈”战略,以幕后推手的方式,促使市长黄奇帆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了“西三角战略”,即把地域由重庆和成都扩张到西安。貌似恢宏的“西三角战略”,其实也只是叶公好龙而已,从来没得到中央认同,也没有具体的经济推进计划和战略措施,目的就是要以此拖延成都发展步伐,抢先完成重庆布局,并在西部一枝独秀。

如果你还认为这只是猜测,那么在2009年11月27日举行的第二届“川渝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上,重庆方的怠慢和故意冷场就更加令人错愕了,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刘奇葆和省长蒋巨峰悉数出席,然而重庆方面连一个副市长都未派出,重庆有意无意淡化对成渝经济圈的意图,已完全暴露无遗了,甚至连面子也不愿再给。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11年2月由27个部委组成的国家部委成渝经济区联合调研组对川渝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后,忙于接待各地红歌团、演讲团代表的薄熙来,竟“忙”得没有时间来接见如此高规格的国家调研组,这几乎动了党内潜规则。

这一年,成都GDP增长15.2%,挤进全国三甲;而重庆增长16.5%,居首位。但就是这样的结果,事后还是出现了纰漏,国家统计局发现重庆、山西GDP均有注水成份,并进行了全国通报批评。

重庆“善于负债”的背后

淡化排挤成都,割据式发展,而不是两地产业优势互补,从长计议来看,重庆方面自己也失去了很多机会,比如人才,成都拥有全国最好的电子院校,从新兴产业竞争角度讲,成都优势显而易见,重庆除了笔记本电脑项目拿得上台面外,仍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老工业城市。

以管窥豹,重庆产业转型远未完成,且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但从重庆这几年拿出的成绩单来看,无论是成都乃至全国其它省市,GDP的增长都无法望其项背,这一直是中国经济每年的焦点和高潮点。然而,经济皮影剧的背后,重庆除了光鲜亮丽的增速外,宏观经济数据并不乐观。

2015年重庆GDP为15719亿元,比上一年度的14265亿元增长了10.2%,但这一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额却高达15480亿元,几乎与GDP持平,比全国平均水平还高出近30%,甚至将毗邻成都的7007亿元和武汉的7725亿元相加的投资总额,还不及重庆一地,可以肯定地说,是巨量投资拉动了重庆GDP的增速。

如此巨大的投资,人们不禁要问,钱从哪里来?重庆在投融资方面有什么特别高招吗?

黄奇帆有许多雅号,其中最响亮的是重庆CEO、金融市长、学者官员这三项,薄主政时,黄主经济,论及金融投融资,黄奇帆确实是高高手,影响中国经济界的黄氏“五注入法”就是那一时期抛出来的,重庆借此打造了以“八大投”为投融资平台的经济扩展模式。

重庆“八大头”的出台背景是这样的——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在胡温主政下,推出了4万亿保增长保稳定的应变策略,但中央政府实际只投入了1.18万亿,其余由各地政府自筹,最终围绕市场形成全国经济合力,这是典型由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撬动模式。

紧跟中央布局,黄奇帆借势生势,以黄氏“五注入法”快速将重庆城投、高发、高投、地产、建投、开投、水务控股、水投公司等八大融资平台搭建起来,其特点是:将重庆这几十年建成的路桥、车站等形成的100多亿存量资产注入平台;将重庆每年从中央国债获得的40亿-50亿元人民币作为资本或股本配给平台公司;赋予平台公司土地储备职能,并将土地增值部分作为资本金注入;又透过行政手段将涉及城建、公路等方面的收费作为财政专项分别归口注入相应平台公司;作为国有特权,还将税收优惠返还部分作为资本金注入这一平台公司。

资源和资本从分散到集中,空壳的平台很快就成为金融资本的蓄水池,它一头联通市场投资,一头联通金融企业,银行借贷信誉得以提升,钱更容易从银行源源流出,一如嘉陵江、长江之水,滚滚交汇于重庆。

不出两年,重庆GDP增速一路扶摇直上,最终日出云霄,冲向中国第一。

这一年正好是重庆红歌运动鼎盛的2011年,重庆莺歌燕舞,连老牌外交家,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都被请到重庆十万人的红歌会场扎场子。

2011年重庆GDP突破一万亿元,GDP增幅超过15%,与天津并列全国第一位。这似乎是重庆在地方经济竞争中的完胜!但只要条分缕析,重庆的经济数据已相当沉重了,这一年重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7600亿元,占当年重庆GDP的比重高达76%,几乎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1/3,重庆区县政府性债务余额高达3000多亿元;40个区县政府中就有15个区县债务率高于100%、偿债率高于20%,偿债压力巨大,债务风险极高。

首都经贸大学刘海影教授在研究中就曾指出,毫不夸张地说,投资的超高速增长构成了重庆经济快速扩张的主要动力。政府不但是经济直接参与者,也是幕后强力拉升的操盘手。

此后几年,重庆政府投资热有增无减,年年放出天量,但奇怪的是,从重庆市政府2016年公布的债务总额上看,清爽到不足3000亿元,令人生疑。其实谜底在黄奇帆那里,黄市长促推重庆“八大投”时就表明,政府不会为企业借贷担保,那么“八大头”产生的巨额债务,就算不到政府头上了,真是喜大奔普,不明觉厉!?

事实上,从下表可以看出,重庆发债城投企业有息债务高达10073亿元,大重庆债务率更是达到惊人的488%,位列中国顶前位次。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2012年5月,即薄、王双双下台仅月余,一支由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率领的30家央企高管空降重庆,这里面不但有赫赫有名“三桶油”,还有财大气粗的建设银行、华夏银行和国家进出口银行,这30家央企业“从战略高度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大笔一挥就为重庆签下3506亿元大单,重庆地方媒体为此惊叹:这是建国以来重庆最大规模的签约,是中央稳定重庆的“大礼单”!

事实上,若不是当时中央救场,重庆的债务危机,可能早就爆发了!

民生铺陈与产能过剩

先说说重庆民生,这是重庆前些年为之骄傲并举国传扬的幸福话题,重庆因着诱人的民生工程,差不已成为中国希望之城。

这里要强调的是,重庆民生建设与胡温时代4万亿投资保增长的策略有关,对增加的投资,中央力主偏向于民生工程,而经济学者杨帆等左翼人士也给那位曾经的强人建议:民生是抓心立名得人心的幸福工程,民生投入对经济增长尤其是消费增长贡献巨大。

那几年,GDP考核成为中国官场的通病,据一项权威分析,经济每增高1%,地方官僚们升迁的机率就会提高4.8-10%,保增长促消费的民生工程自然成为重庆发展的优选。

2010年黄奇帆在接受《中国改革》杂志采访时说:重庆将筹建3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总投资规模超过700亿元,加上后来的五个重庆、民生十条、农民增收计划等等,重庆未来两年民生总投资将高达3400多亿元。

但依据财政部2010年重庆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重庆地方财政当年收入完成1991亿元,中央补贴后,全额财政为2749.5亿元,这样看来,重庆即使不吃不喝,只搞民生工程这一项,资本都快敷不过坎了。

事实上,“五个重庆”差不多就是中国梦重庆分梦,壮丽而未可待。但做大不如做响,重庆民生工程在巨额投资面前,不得不量体裁衣、量力而行,公租房建设和锦绣重庆的实施,使全国银杏树涨声一片,形同洛阳纸贵。的确,最能让外界感知城市幸福指数和城市风貌变化的,莫过于房价和城市绿化,几乎是立竿见影,那时重庆红歌运动如火如荼,文宣也做得扎实漂亮,重庆迅速成为中国网红城市和幸福标杆。

我想黄奇帆那时也许会生出些许烦恼来,他立志要向黄桷树那样扎根重庆,而不是银杏树,重庆被誉为中国三大火炉,植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绿化和遮荫,但银杏树过于高大挺拔,树盖还不及黄桷树那么荫翳蔽日。

当然,还有比这更令人紧迫和揪心的,尽管做了许多“抓大放小”的工作,但重民生与经济发展的体量仍然过大,致使2011年重庆财政开支超过3961亿元,接近GDP四成;而全国这一比例仅为23%。以此计算,重庆当年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赤字就高达1053亿元,占GDP的10.5%,远超3%国际公认警戒线。

这事连《重庆模式》的教父杨帆都看不下去了,他在一个名为“中国需要新的政治文明——中国时局座谈会”上,对重庆民生提出了两点批评:一、重庆大种银杏树,有劳民伤财之嫌;二、民生工程做得太大,太过张杨。

杨帆代表了一大批较为理性的左派人物,他们有思想,有文化,也有理论基础,对当前政治认同,对改良主义支持,对毛有反思,对民主有基本的向往,而此后一年重庆将要发生的系列重大变故,几乎把杨帆的满腔热情和全部希望都消磨光了。

也是在那一时期,重庆市两任书记的“蛋糕论”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在任书记薄熙来认为应边做蛋糕边分蛋糕,而从重庆去广东任职的汪洋则主张做大蛋糕才能更好地分蛋糕,那时汪洋在广东力推产业转型,最著名的口号就是“腾笼换鸟”,这与重庆的产业发展模式大相径庭。

两人的观点很快引发社会有关经济模式的大讨论,《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重庆探索共富契合科学发展”的文章;而新加坡《联合早报》也以“重庆模式vs广东模式,中国地方治理多元试错尝试”为主题的深度报道。在体制稳健不变的社会背景下,鲜明的政治经济学总比精明的市场经济学更能获得社会的掌声。

时过境迁,今天广东几乎全面完成产业结构的转型,而GDP一路飚升的重庆,却仍被传统产业所拖累、套牢,这是为什么呢?

2007年汪洋离任薄熙来接掌重庆时,重庆钢产量为436万吨,水泥产量为2819万吨,铝材产量为81万吨,这三项无一例外都是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也应该成为以有形之手抑制并逐渐淘汰的产业,但作为重庆的支柱产业,三大领域却在薄到任后高歌猛进,迎来了异乎寻常的展时期。

2014年,重庆钢产量猛增到1323万吨,水泥产量6667万吨,铝材产量133万吨,一篇题为《重庆的真相》的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即便是2015年,整个国家为了解决过过剩问题焦头烂额的时候,钱多得没地方花的重庆,竟然还得意洋洋的继续加大对这些产业的投资……这一年,重庆钢铁又增产了4.%,水泥增产2.2%,而铝材产量更是暴增了28%,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而与此对应的却是笔记本电脑产量下滑12%。打印机产量下滑10%,甚至重庆传统产业强项的轿车,也下滑了2.2%,让人更加跌破眼睛。

如此看来,重庆GDP高成长并经久不衰,显明了两个基本经济学伦理,一是过度依赖投资,而且是超高强度,超大规模;二重庆仍属“起吊机经济”,传统产业格局未变,而创新经济却未因钱而至,经济无法实现软着陆。

重庆经验谁敢复制?

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每个特定阶段都会形成特定的经济模式带动全局经济的发展:深圳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引擎;上海浦东又为90年代的中国深化改革打开一扇窗口;苏南模式为乡镇企业先试先行,提供了可以复制的样本;而温州模式更是超越了固有的社会形态和所有制形态,大大降低了中国的改革成本。

即或像农村改革中的小岗村,也为中国长期以来没有能够解决的自然经济找到温饱的方向,而大邱庄和华西村突破了单一农业产业结构,并向多元产业成功延升,显明农村也可以在更高层面上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即使像中国农家乐发祥地的郫县农科村,也以现代农业旅游、农业休闲的方式,改变了城里人生活和存在方式,带动全国2000多万农村人口就地就业。

资本的快速成长来源于产业附加值,资本的快速积累来源于对成功产业的复制。今天,当各地学习参观团涌入重庆淘金时,他们无一例外地发现,黄奇帆不可复制,重庆经验也不可复制,话说回来,一个投资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谁敢复制?谁又有资本去复制呢?

重庆经济的转型远未完成,而且未来几年将是关键而又危险的爆发期,若不能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找到一条更适合城市产业的创新之路,一俟膨大的经济泡沫一朝破灭,必将危及重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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