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先生日前在法国新闻网刊文，认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内阁团队在筹备其对华政策时，除了要警惕大家已经熟悉的修昔底德陷阱外，还“必须担心‘金德尔伯格陷阱’：也就是对手主动示弱而不是示强。”文中，他还质疑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壮大，中国是否会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贡献自己的力量，暗示美国新政府应该让中国承担更多的世界责任，以避免美国由于承担太多责任而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全球化的成本谁来承担？

　　首先，随着全球化和各国相互依赖加深，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日益剧增，但是正如金德尔伯格在其著名的《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一书中指出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或者说不能指望各国自觉、自愿地提供确保经济体系稳定所必需的成本，因此必须有一个国家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提供这种公共成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秩序的稳定确实需要一个领导者。

　　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不断扩展和深化的生产与消费将世界连为一体，相互依赖逐渐成为现实。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充满了殖民、掠夺与杀戮，但也带来市场的开放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与信息跨国界流动，通过国际分工，在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使各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同时，全球化使技术扩散成为现实，并呈现加速度趋势。这一切都极大提高了人类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和速度，成为人类进入并享受现代社会的关键因素。

　　但全球化的一个弊端是并非所有国家或民族都能从中受益或一直受益。因此，逻辑上全球化这个有益于人类整体进步的路径并非是唯一的必选项，它同样存在理性失败或倒退的可能。那些关心“公共利益”并愿意承担“公共成本”的国家，就是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世界政治体系中的领导者。

　　公共成本的概念在实践与学术中逐渐发展为公共产品，包括开放自由的贸易体系、稳定高效的金融市场、海洋自由航行、制止地区冲突与战争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球经济陷入危机，甚至导致了世界大战，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虽然在实力上取代了当时的大英帝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却不愿意接替英国承担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进一步加深了各国间的相互依赖，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势态。国际社会的利益关系也由传统的排他性零和关系转变为利他性非零和关系。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幸免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地区冲突所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武器扩散、海盗、非法入境、恐怖主义和极端宗教思想等问题也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世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要强烈。

谁会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其次，美国未能承担起世界领导者的责任。尽管金德尔伯格被誉为“霸权稳定论”的开创者，但他本人并不愿意用“霸权”这个词，因为它意味着“随心所欲地去干任何事情”。相反，他更愿意用“领导者”，即“基于道义的熏陶和所处的地位而不得不为之”。

　　毋庸置疑，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并在西方世界建立起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发挥了世界领导者的作用。马歇尔计划等援助项目的实施以及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建立，对于战后恢复世界经济、稳定世界秩序起到了关键作用。国际制度、机制和国际法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有助于规范各民族国家交往之间的行为方式，削弱了安全困境，并且提供了文明且和平的争端解决机制。

　　但是，作为世界领导者，一个国家既要有足够的能力维持影响国家之间关系的必要规则，并且要有足够的意愿和正确的手段来这样做。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却越来越凸显出了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

　　目前全球面临的诸多严重挑战，比如叙利亚难民、国际恐怖主义、朝核危机等，都与美国实施的错误政策息息相关。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策略以及配套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协定（TPP），都致力于打造一个将中国孤立世界，而不是一个合作共赢的世界。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更是凸显出了反全球化和孤立主义的倾向，给世界的未来发展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问题的解决者，而是问题本身。因此，约瑟夫·奈教授所担心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不应该是担心中国“是否会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更应该是担心美国是否还有意愿和正确的手段继续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约瑟夫·奈担心的不该是中国

　　再次，中国一直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平心而论，中国的实力和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平等一员，中国依然愿意为世界和平与秩序稳定做出贡献，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公共产品。

　　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也是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最大责任的安全理事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更加珍爱和平，也更愿意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最大、最重要的作用。

　　1971年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在各个层面都与联合国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战略沟通与务实合作，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支持也不断增强。与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的美国相比，中国不但按时足额缴纳会费，而且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会费缴纳国，也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作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代表，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维护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世界秩序的中流砥柱。

　　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不断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抓住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方面，还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并在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方面做出了努力，本质上这就是在与世界分享中国的繁荣和发展路径，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中国政府更是倡议各国实施更加协调的国际经济政策，共同努力“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些都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

　　对此，奈教授也承认：“中国的所作所为并非以推翻现有自由世界秩序为目的，而是为了强化其自身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倡议构建“命运共同体”，但如果美国新政府决意选择另外一条路径，中国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构建新的全球秩序并充当其中的“领导者”。换句话说，约瑟夫·奈所担心的“金德尔伯格陷阱”是有可能的，但唯一能够导致这一结果的变量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所以，目前来看，中国既没有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能力，也没有意愿这样做。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至于世界因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而导致“金德尔伯格陷阱”的问题，美国另一位政治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先生其实已经在《霸权之后》一书中给出了答案：维持现有体系的关键在于创建一个无论是盟国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能够参与合作的机制。但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是，中国有意愿继续参与国际合作，美国是否有意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