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的内在生活很难研究。但有证据表明，它们的内在生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丰富。

1992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天阁露玛（Tangalooma），人们开始将鱼投入水中供野生海豚食用。1998年，海豚开始回报人类，它们将鱼扔上码头。在喂养动物的过程中，人们获得了一丝乐趣。但动物是怎么想的呢?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认为动物和人类的智力只是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区别。他晚年的著作《人和动物的感情表达》（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研究了鸟类、家畜、灵长类动物以及不同人的喜悦、爱和悲伤。达尔文对待动物的态度，尽管很容易被那些每天接触狗、马或老鼠的人所认同，但却违背了当时欧洲根深蒂固的理念——动物完全没有思想。这种古老的理念源于17世纪伟大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的学说：人是理智的生灵，与上帝的思想相连，而动物只是肉体机器。他的追随者之一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法国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十七世纪笛卡尔学派的代表人物）这样描述动物：“不因食物而快乐，不因痛苦而哭泣，成长而不自知：它们无欲无求，无所畏惧，一无所知。”

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生物学界更忠于笛卡尔而非达尔文的学说。动物行为学的学生并没有排除动物具有思想的可能性，但是思考这个问题几乎无关紧要，因为它无法回答。人们可以研究动物的输入（如食物和环境）或输出（行为）。但动物本身仍然是一个黑盒子：情绪或思想等不可观察的东西超越了客观调查的范畴。一位“行为主义者”（behaviourist）曾在1992年写到：“在任何试图了解动物行为的尝试中，都应当极力避免认为动物具有意识思维，因为这是无法检测且空洞的……”

然而，这些关于动物的狭隘想法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反对。1976年，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教授唐纳德·格里芬（Donald Griffen）不畏阻碍，出版了《动物的觉知问题》（The Question of Animal Awareness）一书。他认为动物确实能够思考，而且这种能力应该受到适当的科学研究。

在过去40年间，野外和实验室的大量研究工作，推动了远离行为主义、接近达尔文观点的共识。然而研究进展仍然艰难而缓慢，正如行为主义者所警告过的，这两种研究类型的证据都可能具有误导性。虽然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是严谨的，但动物在实验室中的表现难免异于野外。野外观察则可能被认为是奇闻异事而不被接受。虽然有的野外观察持续数年甚至几十年之久，并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缺乏严谨性的问题，但这样的研究并不多见。

尽管如此，现在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他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有些动物确实以有意识的精神体验方式处理信息和表达感情。他们一致认为：大鼠、小鼠、鹦鹉和座头鲸等动物有着复杂的思维能力;一些物种具有曾被认为只属于人类的特性，例如为物品命名和使用工具的能力;还有少数动物，如灵长类动物、鸦科（乌鸦家族）和鲸类（鲸鱼和海豚），具有一些人类眼中接近于文化的东西，藉此它们形成了通过模仿和示范向后代传递信息和能力的独特行为方式。没有任何动物能够单独拥有所有的人类心智特性，但是几乎所有单一的人类心智特性都存在于某种动物身上。

试想野生宽吻海豚Billie的例子。她在五岁时受伤，随后被带到澳大利亚南部的一个水族馆就医，就医期间她与习得各种技能的圈养海豚在一起生活了三周时间。但她本身没有接受过任何人工训练。之后她回到了大海，当地的海豚观察员偶然看到她“摆尾式行走”（tailwalking），即海豚站在水面移动，仅靠尾鳍拍打水下，其缓慢向后移动的方式类似于迈克尔·杰克逊的舞步。这一技巧似乎是Billie仅仅通过观察昔日水族馆伙伴的表演而学会的。更令人吃惊的是，与她同群的其它五只海豚不久后也开始摆尾式行走，尽管这个行为没有任何实际用处，而且还会消耗掉大量能量。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思想能力的动物能够欣赏它所看到的东西，并有意进行模仿。如果非要为Billie和她的同伴们的行为找个合理的解释，最恰当的莫过于“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s）。镜像神经元就像镜子一样，能够直接在观察者的大脑中映射出别人的动作，并触发相应的反应。这似乎就是打哈欠传染的原因。而对人来说，学习时通常需要这种从感知到行为动作的连接方式。

对于试图通过人脑解剖来发现人类大脑工作原理的基础或相关因子的科学家来说，镜像神经元非常重要。事实上，这些解剖学上的相关因子也不断地出现在非人类动物的大脑中，这是目前将动物看作是有思想的生物的原因之一。这些相关因子包括镜像神经元和梭形细胞（spindle cells）——也称为von Economo神经元，在表达共情（指体验别人内心世界的能力）和处理社会信息的过程中发挥作用。黑猩猩的大脑中有部分区域相当于人类的布罗卡区（Broca’s area，运动性语言中枢）和韦尼克区（Wernicke’s area，视觉性语言中枢），在人的大脑中这些区域与语言和沟通有关。2012年，一个神经科学家研究团体总结到：“并非只有人类拥有能够产生意识的神经机制;包括哺乳动物、鸟类和许多其它生物在内的非人类动物也具有这种神经机制。”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动物具有意识的生物学基础，并不等同于它们能够真正的思考或者感受。就理解这一点而言，来自法学领域的某些想法比来自神经学领域的想法更有帮助。当一个人的意识状态很明显地因某种灾难受到损伤时，法庭将决定他适用于何种程度的法律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法庭会对他进行一些测试：他是否有自我意识?他能否将其他人认作为一个个体?他能否规范自己的行为?他能否体验快乐或痛苦（即表达情绪）……这些测试也能够揭示出有关动物的很多信息。

自我意识中最常用的测试方法是对识别镜子中自己的能力的测试，这意味着你将自己看成一个单独的个体，与其他生物区别开来。这一测试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戈登·盖洛普（Gordon Gallup）博士于1970年正式提出的。盖洛普将一种无味的标记涂在受试对象的脸上，并观察它们看到镜中自己时的反应。如果它们触摸脸上的标记，这似乎表明它们意识到镜中的形象是自己而非其它动物。大部分人类在1岁到2岁之间就表现出了这种能力。盖洛普发现黑猩猩也拥有这种能力。自那以后，红毛猩猩、大猩猩、大象、喜鹊、海豚都通过测试，表现出了这种能力。猴子和狗没有表现出这种能力，也许是因为狗通过嗅觉来辨认它者，而这一测试并未向它们提供有效的信息。

辨识自己是一回事;那么辨识它者呢?这里不仅指将它者看做个体，而是看作与自己一样的但具有不同意图及愿望的生物。一些动物也通过了这个测试。

Santino是瑞典富鲁维克动物园（Furuvik zoo）的黑猩猩。本世纪初，管理员发现他收集小石头藏在自己的笼子里，甚至用东西遮盖住石子，这样他以后就有东西砸那些惹恼他的游客。瑞典隆德大学的马提亚斯·奥斯瓦特（Mathias Osvath）认为这种行为表现出了不同类型的复杂心理：Santino可能还记得过去的某个事件（被游客惹恼），从而为今后做准备（向惹恼他的人投掷石头），并在内心构建新的局势（驱赶游客离开）。

哲学家将这种能够识别他者拥有与自己不同的意图和愿望的能力称为“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显然，黑猩猩拥有这种能力。Santino似乎已经明白，饲养员会在可能的情况下阻止它扔石头。因此他学会了隐藏武器并抑制其攻击性：他在收集石头的时候显得十分平静，但在扔石头的时候却非常激动。这种理解他者能力和利益的能力，也体现于生活在佛罗里达猩猩避难中心（Centre for Great Apes）的雄性黑猩猩身上。这些黑猩猩并不强求与其一同生活的、患有脑麻痹症的16岁黑猩猩Knuckles服从它们平时的主导权威。此外，黑猩猩也明白，它们可以操控别人的信任，例如它们在争夺食物时经常互相欺骗。

动物是否具有体验快乐或痛苦等感受情绪的能力往往被视为动物是否具有完整意识的直接证据。这也是笛卡尔的追随者认为动物是无法感受或思考的原因。而澳大利亚的哲学家、动物权利的倡导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则认为,痛苦是所有情绪中尤为重要的一种，如果动物也像人类一样具有感受痛苦的能力，那么人类应当反思使动物受苦的行为。

动物具有恐惧的情绪，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这种情绪被认为是本能，类似于人在痛苦时哭泣。行为主义者并没有因动物的痛苦感受而有所行动，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条件反射。问题的本质在于动物是否拥有某种涉及精神体验的感受。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极为不易。当我们听别人谈论自身的情感时，没有人能够确切体验到他人的喜怒哀乐;而要想知道不会说话的动物的感受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有一些迹象表明动物拥有可以被看做是同情的能力。

一些动物似乎会对族群中受伤或生病的同伴表现出怜悯，至少是关心。在野外，强壮的黑猩猩会帮助较弱的同伴过马路。大象会为同伴的死亡而哀鸣。有一个著名的实验，旧金山动物园的负责人霍尔·马克维茨（Hal Markowitz）训练戴安娜长尾猴通过把卡片放进插槽中来获取食物。当年迈的母猴子始终不得窍门时，一个年轻的雄性猴子（与年迈母猴子没有血缘关系）帮助她将卡片插进卡槽并退后让她进食。

也有人观察到一些动物用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不同物种的生物。2008年3月，一个叫莫科（Moko）的宽吻海豚在新西兰的海岸成功救出了两条搁浅的小抹香鲸。当时，这两条鲸鱼迷失了方向，似乎已经绝望。还有一些证据确凿的例子：座头鲸拯救了遭受虎鲸攻击的海豹;海豚救出了遭受类似攻击的人类。由此来看，动物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其它物种的关心看起来是道义的，或者说至少是情感上的。

还有一些实例表明，动物为了保护同伴而付出代价。大象研究员伊恩·道格拉斯·汉密尔顿（Iain Douglas-Hamilton）发现，在一个象群中，一头年轻的母象受了伤，导致它只能以蜗牛般的速度行走。但是15年来象群的其它成员一直跟着它，保护它免受肉食动物的捕杀，而这意味着象群不能去更远的地方觅食。早在1959年，布朗大学的罗素·邱奇（Russell Church）就设计了一个测试，他让笼子一边的老鼠通过推动杠杆来获取食物，而就在一边老鼠获得食物的同时，笼子另一边的老鼠会被电击。当一边的老鼠发现另一边的老鼠会因为自己推动杠杆而遭受电击的痛苦时，它们会抵制住食物的诱惑，停止推动杠杆。

同样，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96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研究人员在恒河猴身上做了类似的实验。当恒河猴们知道拽一下可以带来食物的链子，就会让其他恒河猴遭到电击时，他们就不再拽链子了。其中一只恒河猴甚至坚持了12天忍受饥饿而不去拽链子。可见动物们不像人类低估地那样，只是为了生存而活着，它们还有强烈的心理需求。和饥饿相比，给同伴造成痛苦仿佛更难忍受。美国心理学家哈里·哈洛（Harry Harlow）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将初生猴子和两个玩偶放在一起，一个是用布做的怀里没有食物的布娃娃，另一个是用金属丝制作的但怀里放有奶瓶的铁娃娃。小猴子几乎花费了所有的时间与“布妈妈”在一起。

如果动物具有自我意识、辨识它者以及控制自我的能力，那么它们就具有一些曾经只被定义为人格特性的特征。如果动物展现出的情绪和情感不是纯粹的本能，那么它们的感受也应当像人类的感受一样被尊重。但通常认为，人类最独特的特征是语言，而动物可以使用语言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吗?

动物随时随地在交流，而这种沟通并不需要强大的头脑去完成。20世纪40年代，奥地利的动物行为学家卡尔·冯·弗里希（Karl von Frisch）发现，蜜蜂的“摇摆舞”（waggle dances）能够传递有关食物方向和距离的信息。鸟儿长而复杂的叫声不是宣示领土就是表明交配。而鲸鱼群也是这样。但这些行为所传达的具体信息或意图，仍然很难解释清楚。蜜蜂的“摇摆舞”可能只是近期飞行的本能表现，而并不是对同伴们说：“懒虫们，那边有花粉。”

长尾黑颚猴的叫声能够传递更多的信息。长尾黑颚猴能够针对不同的天敌，作出不同的反应，发出不同的报警声音。它们遇到豹子时会站在最高的树枝上，遇到鹰时会藏在丛林里，遇到蛇时会直立身体、环顾四周。这些猴子需要掌握不同的声音，并知道什么时候使用哪一种。人工饲养长大的动物还可以做得更多。Chaser是一只边境牧羊犬，认识1000多个单词。它能从一堆玩具中找出你说出名字的那个。这表明它明白一个声学特征代表一个物理对象。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经说过，只有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另一只牧羊犬Betsy能够取回来某样东西所对应的照片，这表明它明白一个二维图像可以代表一个三维物体。

而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动物是黑猩猩Washoe。在内华达大学，两名研究人员教Washoe学习手语,而后它能够用手语和人交流，甚至还教其它猩猩使用手语。虽然有证据表明，很多人工饲养长大的动物能够使用人类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但他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与人类大相径庭。几乎没有动物懂得语法，或具有使用和组合单词来表达新意思的能力。例如，人工饲养的海豚能够区分“把球放进篮筐”（put the ball in the hoop）和“用篮筐圈住球”（bring the hoop to the ball）这两句话。非洲灰鹦鹉Alex会用组合单词的方式来创造新单词，它称香蕉（banana）和樱桃（ cherry ）的混合物为“bannery”。但这些都是特殊的例子，是它们和人密切相处的结果。使用复杂语法的情况还未在野外出现。此外，动物也没有表现出类似于人类向他人陈述的能力。

如果语言是人类特有的，那么人类还有其他特有的属性吗?直到最近，文化被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第二个特征。复杂行为方式的传承，不是通过基因遗传或环境压力，而是通过传授、模仿等方式，这种方式被认为是人类所独有的。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它物种也有自己的文化。

加拿大戴尔豪斯大学的生物学教授霍尔·怀德海（Hal Whitehead）和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卢克·伦德尔（Luke Rendell）在其合著的《鲸鱼和海豚的文化生活》（The Cultural Lives of Whales and Dolphins）一书中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具有五个鲜明的特点：一种独特的技巧、传授和学习、支撑“我们做事的方式”和惩罚违规行为的准则、后天建立而非天生的区分内部成员和外部成员的能力以及随时间推移而积累形成的特征。这些特性叠加在一起，允许个体组成群体来完成个体不能单独完成的事情。

关于第一个特点，还得说说乌鸦。新喀里多尼亚鸦（New Caledonian crows）是动物王国里制造工具的冠军。它们折断一些V形小树枝并用脚将其固定，除去树皮和叶片，用喙把树枝整理成带有倒钩的工具来捕食。它们也会咬断露兜树（Pandanus）的披尖型叶尖，然后用这些锯齿形叶尖来拨出树干裂缝中的幼虫。而在岛上不同的地方，新喀鸦会以不同的方式制作工具。奥克兰大学的生态学家盖文·亨特（Gavin Hunt）研究表明，手性（左手与右手的差异特征）对动物制造工具也有影响。他对岛上两个不同地方的新喀鸦进行观察后发现，两组乌鸦制作的钩和锯齿的大小不同，制作过程中的“切削”数量也不同，甚至有“左撇子”（使用左喙）和“右撇子”（使用右喙）之分。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化意味着“我们这儿的做事方式”（the way we do things around here），因此两组乌鸦在文化上存在差异。

目前已知，黑猩猩会使用二十几种工具：用棍棒击打、用草秸钓白蚁、用海绵状的叶子吸水、用石头砸坚果等。此外研究人员发现，黑猩猩还会使用多种工具组合来完成复杂任务。像新喀鸦一样，不同的黑猩猩族群使用工具的方式略有不同。一个族群的黑猩猩用石头做工具敲开坚果，另一个族群则既用石头也用木棍。剑桥大学的动物学家威廉·麦克格鲁（William McGrew）表示，坦桑尼亚西部的黑猩猩使用工具的复杂程度已达到了人类使用的最简单的工具，例如在东非发现的早期人工制品或是塔斯曼尼亚土著人所使用的工具。

制作和使用工具的技能需要传授。猫鼬以蝎子为食，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猎物，捕食过程中不能轻易尝试，不容许发生任何错误。因此，年长的猫鼬采用了循序渐进的传授方式。首先，它们使蝎子瘫痪不能动弹，然后让年轻的猫鼬终结蝎子的生命。接下来，它们会让学生解决一只受伤程度较轻的蝎子，如此分阶段持续进行，直到这些年轻的学徒们能够独立捕食一只健康的蝎子。

几乎所有的猫鼬都是这样做的。但也有一些动物玩起了新花样。海豚Billie“摆尾式行走”的故事表明，鲸鱼和海豚可以相互学习同伴的全新行为。1980年，一头座头鲸在鳕鱼角（Cape Cod，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半岛）海面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捕鱼。它用尾鳍向下猛击水面——这招被称为鲸尾击浪（lobtailing）——接着下潜巡回游动，并喷出大量水泡。它的猎物们被噪声迷惑并且受到不断上升的水泡的惊吓，从而聚集在一起来保护自己。这时鲸鱼会突然张开大口从气泡云（bubble cloud）中向上窜，一口就可以吞下数以千计的鱼。

众所周知，气泡捕鱼法（Bubble feeding）是鲸鱼让猎物受到惊吓的一种捕鱼方式，鲸尾击浪法亦是如此。但将这两者系统性地结合起来，则是一个明显的创新，并且这种创新广受欢迎。到了1989年，距离第一头座头鲸在鳕鱼角用鲸尾击浪气泡法捕鱼仅仅9年后，该地区差不多有一半的座头鲸开始使用这种新的捕鱼方法。其中大多数都是年轻的鲸鱼，它们的母亲未曾使用这种新的捕食技巧，因此它们不可能是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研究人员认为，年轻的鲸鱼复制了第一位实践者的行为，并通过模仿来传播这一技巧。而开创者是如何创造这门技术的，则是一个不解之谜。同样令人迷惑的问题还包括：这究竟是一种更为高超的捕猎方法呢，还是仅仅只是越来越流行的方法?

文化不仅依赖于技术、技巧和传授，还包括公认的行为准则。这一准则的公平性，似乎是群居动物的普遍需求。匈牙利罗兰大学的犬齿类动物研究中心发现，多次成为实验受试对象的狗，常常遭到未被选中的狗狗们的孤立。事实表明，所有的狗都想参与实验，因为这样它们能够引起人的关注。那些多次被选中的狗往往被同伴们看作是获得到了不公平的优势。参与实验的卷尾猴也会在意它们所得到的奖励。如果一只猴子得到的是寒碜的奖励（比如一片黄瓜），而另一只猴子得到了美味的葡萄，那么前者将会拒绝继续参与实验。黑猩猩也是如此。

大多数文化具有区分外部成员和内部成员的特性，动物也不例外。虎鲸（又称杀人鲸）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它们拥有一整套声纳系统，这些声音只为同一族群的鲸鱼所理解，像是某种内部方言。怀德海（Hal Whitehead）博士和伦德尔（Luke Rendell）博士对鲸鱼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他们将虎鲸的“方言”比作是部落标志。此外，不同族群的虎鲸往往会捕食不同的猎物，而且它们很少与族群外的鲸鱼交配。大多数情况下，不同族群之间和平相处，井水不犯河水，但有时候一个族群会猛烈攻击另一个族群。而这与争夺食物或雌性并没有什么关系。温哥华水族馆的研究员兰斯·巴雷特·伦纳德（Lance Barrett-Lennard）表示，虎鲸具有非常明显的排外主义，会通过非常极端和激进的方式区分内部成员和外部成员。

即使说动物具备以上四个构成文化的属性，但最后一个它们无法拥有。也许人类文化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它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能够在先前成就的基础上发展产生一切，例如苹果手机、现代医学和民主。而这从未在动物身上发生。动物行为的某些方面似乎是以文化的方式而改变，而颠覆性的改变当然也可能发生。20世纪90年代，南非实施的大象扑杀政策使得最年长的大象被射杀，其后代的族群重组导致原本正常有序的母系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不再有长辈们的遏制，年轻的大象变得异常地具有攻击性。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干扰都是有害的，但是无论这种干扰是好是坏，动物社会都还没有呈现出稳定、适应性的改变，没有表现出任何文化的进步。知识在最年长的个体身上积累。1993年，坦桑尼亚塔兰吉雷国家公园（Tarangire national park）遭遇大旱，那些存活得最好的象群是由经历过1958年严重旱灾的母象所带领的，但是1958年这场灾难的经验最终也会随着母象逝去。

关于动物的思想，还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地方。动物具有带语法规则的语言，这一点几乎可以被排除;而一些物种具有学习制造工具的能力，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很多结论处于两者之间，既不能完全肯定也不能完全否定。是否接受这些结论，部分取决于衡量证据的标准。如果动物的共情问题是一个刑事案件，要求提供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proof beyond reasonable doubt），你可能会犹豫动物是否存在共情;如果该问题是一个民事案件，需要提供证据优势（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你则几乎可以肯定地得出动物具有共情的结论。

使用上述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大胆地提出三个推论。

首先，很多动物确实具有思想。动物大脑功能的生理学证据、它们的交流以及对不同环境的多样性应对，都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而灵长类动物、鸦科和鲸类也具有文化属性，但不是语言或有组织的宗教（虽然著名的动物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看到黑猩猩在自然中表达某种宗教性愉悦的场景）。

其次，和人相比，动物的能力是不完整的。狗虽然可以学习单词，但却不明白其深层含义;乌鸦家族的成员北美星鸦自每年八月份开始储存种子，在森林、草原和它能飞到的树洞中藏下10万颗种子，并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都不会遗忘这些种子的位置，但它们却不懂得像其他乌鸦那样制作工具。动物的这些特定、单一的能力，和一些关于人类思想的现代观点是吻合的。这一观点认为，人类思想并非是能够以相同方式应用于生活所有方面的纯粹理性思考的引擎;而更多的是完成某些特定任务的子程序集合。从这一分析来看，人的思想就像一把瑞士军刀，而动物的思想则是一把镊子或开瓶器。

这启示了一个推论：在某些方面动物的头脑可能超过了人类。举例来说，日本京都大学灵长类研究所的年轻黑猩猩Ayumu在记忆上表现得特别出色。它能轻松地记住闪现在触摸屏上一系列随机分布的数字的具体位置，当这些数字被小方块遮挡后，它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它们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在屏幕上逐一触碰。在对人和Ayumu进行的一项测试中，通常人类记住5个数字的分布需要500毫秒，当数字增加到9个时，人类则很难通过测试;然而Ayumu记住9个数字的分布，却只需要60毫秒。

具有闪存记忆能力的人也能通过类似的测试，但对于黑猩猩来说，这种似乎能力很普遍。那么，从黑猩猩的祖先与人类的祖先分道扬镳，各自走上独立的演化道路开始，到底是黑猩猩由于某种原因进化出了这一技能，还是人类在这一过程中遗失了这一技能呢?目前，人类还无法破译动物的思考方式，因为它们和人类的思考方式完全不一样。动物用来思考的感官与大脑区域和人类完全不同，或许它们还没有语言的需要。比如说，章鱼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它们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可是科学家能够想象章鱼是如何思考和感受的吗?

第三个普遍事实是，动物所展现出的思想和社会属性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具有最高认知水平的野生动物（灵长类动物、鲸目动物、大象、鹦鹉），是那些像人类一样，具有较长寿命并且生活在复杂社会中的物种；在这样的社会中，知识、社交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它们的大脑很可能像人类一样，随着它们所处的社会环境而进化。而这种进化方式可能是连接不同物种思想的桥梁。

在巴西南部的拉古纳，人们和宽吻海豚合作捕鱼已经持续了上百年。海豚在游向岸边的过程中，将鲻鱼群赶向渔民。渔民在下网之前，会等待海豚的信号——一种独特的跳水姿势。海豚负责掌控全局、聚拢鱼群以及给出至关重要的信号，但是只有部分海豚能够做到这一点。渔民必须了解哪些海豚会驱赶鱼群并密切关注它们发出的信号，否则捕鱼就会失败。在这个过程中，两者都必须学习所需的技能。对渔民来说，这些技能由父亲传授给儿子;对海豚来说，则是由母亲传授给幼崽。从这个例子来看，两个物种之间又有多大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