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道格（Douglas H. Paal），《外交官》，2016年12月12日

随着特朗普政府组建成形并准备接任，关于如何处理对华安全、贸易、以及经济关系（包括如何处理台湾问题）的各种建议也纷至沓来。好的建议包括维持良好的美国联盟关系、保障充足的军力前沿部署、以及制定可靠的国内经济改革日程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日渐强大的压力。所有这些都需要协作与磋商，以保障其有效实施。

但更为重要的是特朗普团队确立怎样的基调。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起初采取了对抗立场，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一立场到9/11时就瓦解了。奥巴马曾热切盼望与中国合作，结果却迎来一个咄咄逼人的中国。

这一次最好能表现出美国的自信。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接听台湾领导人来电这一举动——这是近乎四十年间的双方首次通话——就已经表现出了自信。从积极方面来看，美国会欢迎中方在我们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上的合作。但如果中方推行竞争，美国也不会退缩。不管中国选择哪条道路，美国都将会推进并保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切身利益。

尽管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但特朗普不应表现出为此忧心忡忡，这样才能增加自身力量。不执念于带有不公平迹象的经济交易，这样他才能保有筹码。更确切地说，他可以坚持认为，无论中国实力如何发展，都无法取代美国的位置。在出现贸易的反常现象时下，我们应在重建美国经济的过程中去寻求恰当有效的补救措施。我们可以和平共存，不让关系恶化陷入冲突。到目前为止，中国不断表明其希望避免冲突的想法，因此美国立场就成为一种考验，亦或是机遇。

中国可能希望通过混合手段（这些手段不会升级至武装冲突）或经济利诱迫使美国离开西太平洋地区。但是特朗普可以向友国及潜在敌国保证，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关系非常强大，在中国的压力下，其只会变得更加强大。自信的美国领导阶层能够处理自身事务（包括巡航自由），不用像奥巴马团队那样大喊大叫，用言辞代替行动，而是真正用行动确保稳定。

为了强化自信的讯息，特朗普政府可以放弃奥巴马的抵制亚洲和全球金融架构创新的脚本。美国在反对中国提议创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阵线上形单影只。 美国要求菲律宾在南海与中国对抗，但却未能提供援助以帮助菲律宾阻止基础设施恶化，改善其贫困人口的处境。在中国240亿美元诱惑之前，难怪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总统对华伸出求助之手。

特朗普及其财政部长若能召开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运用美国式的智力与体制领导去塑造未来，他们或将表现出色。与由罗斯福召集的那次重塑二战后国际环境的会议不同，这次会议不应仅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也不应仅包括G7，而是包括G20，甚至更多。

现代亚洲的发展是美国成功故事的重要部分，美国应利用这一地区旺盛的精力和活力，可以将世界增长中心的丰富资源放在菲律宾这样的地方。中国的亚洲邻国将会欢迎美国以积极投入的姿态出现，像以往一样制衡中国。中国的未来并不明确，如果美国能不被其吓倒，自信地前进，那将更受欢迎。

此外，中国领导人正寻求在该地区建立新的安全架构。该地区抵制这一架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地区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安全问题上存在诸多利益冲突。亚洲与欧洲不同。中国的邻国不愿抛开顾虑，他们无法不去怀疑中国获取主导权的动机。这正为美国提供了机会，使其可以广泛征求意见，从而为中国的邻国提供了一个塑造未来的安全格局的机会。

在具体细节上尚有许多可以着墨，但确定正确的基调将会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把脉历史

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大卫·罗斯科夫（David Rothkopf），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6年12月16日 |  人们清楚感到国际社会正在发生快速且重大的变化。这样的感觉让人方向莫辨，其所带来的困惑或许达到了自25年前苏联解体之后从未有过的程度。宏大的社会变化趋势随着近期的美国大选及全球范围内一系列相似的剧变达到高潮。它们使得很多人思索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也令很多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恐惧。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最新著作《感谢你姗姗来迟：充满期望的时代中一位乐观主义者的成功指南》，（Thank You For Being Late：An Optimist’s Guide to Thriving in the Age of Expectations）一书中，界定了推动这些剧变的三股迅速成长的力量：摩尔定律（技术变革）、市场（全球化）、以及自然（气候变化）。这本书既是对当前世界形势的解读，又是指导人们如何泰然应对这些变化，在其中如何生存的指南。他建议我们与其同剧变苦苦挣扎，不如“后发制人”——花些时间去思考这些变化，并细细品味这一历史上的转折点。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大卫·罗斯科夫主持了与弗里德曼的对话，二者讨论了为何他们深信乐观是对历史进行理性严谨的评估之后能得出的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

 

国际秩序

陈懋修（Matt Ferchen），詹妮弗·斯塔茨（Jannifer Staats）， 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6年12月16日  | 中国在全球事务中不断演化的角色引发了全球的决策者、学者以及民众日益激烈的讨论。虽然中国将其崛起视为对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贡献，但许多国外（包括美国）的观察家却担心中国在国际经济与安全议题上转向强硬的政策或将破坏现有的区域和全球秩序。这两种相互冲突的范式都过分简单化了中国的国际冲击和影响上，都忽略了经济和地缘政治间的相互作用。怎样才能构建对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尤其是经济发展与全球安全的关系）更为均衡的理解呢？

为探讨这一问题并提供部分答案，陈懋修将介绍其题为“中国、经济发展及全球安全：弥合鸿沟”（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lobal Security：Bridging the Gaps）的文章中的发现。詹妮弗·斯塔茨主持本次活动。

 

核安全

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乔·拜登（Joe Biden），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1月11日 |  美国副总统拜登讨论了奥巴马政府在应对布拉格议程下核武器构成的危险方面取得的成就，并预见了下一届政府面临的核安全挑战。

 

科技战略

包道格（Douglash Paal），詹姆斯·肖夫（James L. Schoff），平野晋（Susumu Hirano），高橋恒一（Koichi Takahashi），藤巻遼平（Ryohei Fujimaki），约书亚·海克（Joshua Haecker），卡拉·萨顿（Kara Sutton），布鲁斯·斯托克斯（Bruce Stokes），林恩·帕克（Lynne Parker），新保史生（Fumio Shimpo），福田真崎（Masaki Fukuda），阿尼什·戈埃尔（Anish Goel），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1月12日 |  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2016年10月建议美国应为有关人工智能的国际参与制定一套政府整体战略。美日同盟为制定这一战略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基础。

此次为期半天的会议探讨了美国和日本的人工智能发展现状，研究了有关人工智能的同盟战略。会议回顾了这一领域近期的发展趋势，考查了两国的相对优势及投资领域。它不仅聚焦该领域的里程碑性事件、全球规范以及应对潜在经济失序等方面的政府政策，也关注私营部门的参与。

 

美台关系

包道格（Douglas H. Paal），《环球时报》

2017年1月8日 | 对于美中台而言，明智的政策路径应聚焦于怎样采取措施来维持稳定的现状，而不是挑战各自的核心价值。

 

美国战略

史文（Michael Swaine），约瑟夫·普理赫（Joseph Prueher），芮效俭（J.Stapleton Roy），保罗·希尔（Paul Heer），兰普顿（David Lampton），傅高义（Ezra Vogel），《国家利益》

2016年12月12日 | 追求稳定的中美关系和东亚更深层次的经济整合——这是维持美国经济长期发展，实现外部安全利益、国际责任、和国内需求间更好平衡的更为有效之路径。

 

台海局势

史文（Michael Swaine），《防卫一号》

2016年12月12日 | 当选总统特朗普应该看清当前这些逐步推进“台独”的努力背后更深层的含义，对于威胁美国核心利益的行为予以抵制。

 

The Survival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狄忠蒲（Bruce J. Dickson）

《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16年12月  |  与许多聚焦于中国共产党衰败的痕迹来探讨其前景的研究不同，本文基于对中国公众意见的调查来探讨中共何以持续维持政权。作者认为，中共的生存战略由镇压、合法化和同化三部分组成。尽管这些方法短期内都收到了成效，但它们都可能在长期构成对一党专政的威胁。

镇压：中共严格限制公民社会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受到了严格的管理。但如果中共对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的非政府组织也拉下铁闸，对政权的不满反而会蔓延。同时，中共对于互联网的严格管理限制了民众自由获取信息的通道。尽管这种举措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大局稳定，但是越来越严格的网络限制政策也让民众的社会娱乐生活受到影响，增加了其不满情绪。此外，中共的反腐运动虽然赢得了民心，但也暴露了腐败在政府和党中的蔓延程度。如果民众意识到这一运动是高层权力斗争的工具，并不能根除腐败，那么对其政权的信心就会大打折扣。

合法化：中共主要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收入）、煽动民族主义、宣扬传统儒家思想，调动民众对于社会动荡的恐惧心理来增加其政权合法性。但这些方法也都有其内在的危险：当与民众福利息息相关的经济指标下降时（哪怕此时宏观经济数据仍然飘红），对政权的支持度也会下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虽然有利于增加民众向心力，也会限制政府采取温和的外交政策的空间；中共虽然在重新拥抱儒家思想，但后者已经不能激起广泛的社会回响；民众虽然对社会动荡有着恐惧，但当并不构成真正威胁的人群也被压制时，对政权的不满也会蔓延。

同化：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共大力吸纳城市精英（尤其是大学学生）入党以期增加其执政支持度。但城市精英选择入党根本上是基于自身职业发展的需求，而不是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当党面临统治危机时，这些群体很可能弃船自保。而且吸纳这些群体入党也让党面临从内部被改变的风险。

不过，综合观察公众意见的调查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社会应该难以形成对中共执政的系统性威胁。

 

Will China Test Trump? Lessons from Past Campaigns and Elections

凯西·缪拉（Kacie Miura），杰西卡·陈·维斯（Jessica Chen Weiss）

《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2016年12月 | 大选会怎样影响中国对新政府的政策？本文提出中国对待新当选美国总统的政策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当选者在参选时的对华论调是否与他之前的行为观点匹配、是否和他所在的党派利益和主流观点等指标一致；二是该候选人是否承诺要改变他的前任总统的中国政策。

基于对中国对历届新任美国总统以及其他国家新政府的态度的分析，文章归纳出三种情景：当大选当选人的论调与其过往立场冲突，与所在党派的主流主张不一致时，中国政府往往会采取观望态度，等待当选人的对华政策成形再有所动作；当当选人的政策与其过往立场，党派主张，以及智囊团立场高度一致，且有意采取对华采取强硬政策时，中国政府往往主动出击以寻求缓和可能产生的紧张；当当选人的对华政策强调延续上届政策时，中国政府通常也会维持其对美政策稳定。

鉴于本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政治素人，而且在参选时的对华论调缺乏政策细节，常常与其智囊团成员意见出现不一致，并于共和党的主流对华观点存在冲突（这一现象在贸易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议题上都体现得较为突出），中国政府极有可能对其采取观望态度，在摸清特朗普打算如何修正美国的对华以及亚太政策后再采取行动。因此中国政府预计不会在短期内挑起于美国新的冲突，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的最初阶段（约一年期间）不会出现显著恶化。但当观望期结束后，任何挑战中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行为都会引发中国政府的强力反击。

 

How the Next U.S. President Can Contain China in Cyberspace

罗伯特·K·克纳克（Robert K. Knake），亚当·谢加尔（Adam Segal）

《国际事务杂志》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年冬季刊  |  鉴于中国对美国的网络间谍与攻击行为在短期内仍难以得到解决，下一届美国总统需要继承奥巴马总统的政策，但同时调整政策重心至调查与起诉网络犯罪。

对奥巴马的对华网络政策不满的人往往出自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一方认为美国过于依赖中国以至于难以在网络安全议题上作出有效反击；另一方则认为中国政府脆弱且危险，企图借网络间谍与攻击行为来延长其政权寿命。但两派都认为中国短期内不会停止通过网络盗取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的行为。奥巴马政府在这一议题上采取了第三条道路：其认为因为中国在维护全球经济繁荣和区域稳定上和美国有着共同利益，也在经济和安全上对美国有重大需求，所以美国可以借此施压中国约束其网络间谍与攻击行为而不破坏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

因此奥巴马政府从2013年开始便逐步采取行动迫使中国约束其网络行为。这些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效。2015年9月孟建柱访美就打击网络犯罪达成重要共识。自此之后，有证据表明尽管中国仍在对美进行网络间谍与攻击，且相关活动更有针对性与策略性，但来自中国的相关行动的次数确实大幅减小。

对于下届美国总统而言，为防止中方在网络安全议题上倒退，促使其成为在调查和起诉网络犯罪上负责任的伙伴，他需要做到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保证这一议题在双边关系议程上始终保持重要性和能见度；其次，保持持续公开地衡量双方在履行2015年9月达成的协议上的作出的成绩；其三，推动美国私营企业勇敢公开地站出来检举与反对中国的网络间谍与攻击行为；最后，超越盗窃知识产权这一狭窄议题，更广泛地就中国的网络行为与其磋商，迫使中国约束其在其它领域的网络行为。

 

Whither the China Model：Revisiting the Debate

赵穗生（Suisheng Zhao）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7年第26卷第113期 | “中国模式”本质特征是由专制政权领导下的经济高度成长。在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后许多观察家开始重审“中国模式”，也有许多学者继续为“中国模式”辩护，相信中国领导层有能力调整经济模式使其与新常态相适应。基于对三次“中国模式”大辩论的回顾，“中国模式”的核心争议点的梳理，以及“中国模式”面临的困境的分析，作者提出除非中国领导人能够成功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使其从由出口与投资驱动转向内在发展驱动，同时建立民主与法制体系以系统性制衡国家权力， “中国模式”将难以持续，衰败不可避免。

关于“中国模式”的大辩论有三次高潮。第一次始于2004年；第二次始于2008年北京奥运成功举办之后；第三次始于习近平于2012年掌权之后。在前两次辩论时中国政府尚对一味鼓吹“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怀有戒心。到习近平掌权并开始宣扬“两个不能否定”和“三个自信”等理念之后，吹捧“中国模式”之风便与日俱增，抵制西方价值观的“中国特殊论”大行其道，质疑之音日益微弱。

“中国模式”相关辩论的核心议题是国家的角色。近代以来中国精英将国家权力的衰弱视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因此，中共自建政以来便鼓吹其肩负有重建强有力的中央权力的使命。1980年代的“去中心化”改革在89风波之后随着中国的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戛然而至，集中权力重新成为中共执政的核心动作。习近平上台之后以建立各式各样的领导小组方式来绕过官僚体系的做法与此一脉相承。党在中国政治与经济体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使其可以调动无数资源来全力推动经济增长，并且保持一党专政，这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巨大吸引力。美国在近年来的内外政策失误以及中共在对外交往时不强调民主等价值观也使得“中国模式”的吸引力进一步上升。

然而，“中国模式”已逼近临界点。经济增速的下滑，以及中共对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的失败调控等暴露了以投资和出口驱动的经济模式的致命软肋，以及中国领导层的能力局限。同时，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均，社会福利稀缺，环境恶化严重等问题都显示“中国模式”在当下已难以为继。如若不进一步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改革，“中国模式”的前路危机四伏。

 

Maritime Security in East Asia：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Active Defense in China’s Diaoyu/Senkaku Policy

李斯洛特·奥德高（Liselotte Odgaard）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7年第26卷第113期  |  和平共处是中国的首屈一指的外交政策概念。在后冷战时期，对这一概念中国出现了温和和激进两派不同的解释。占据主流的是温和派，强调和平共处的目标是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及军事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因此可以允许各国对国际准则有不同解释，以避免危机中国的对外交往。激进阵营对中国对在与美国这样战略利益存在分歧的国家交往中承诺不使用武力和和平竞争存有疑虑，其认为和平共处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建立前的过渡阶段，中国应该全力增强经济，外交与军事实力，如果外国妨碍中国发展，中国必须予以惩戒。

另一方面，积极防御是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指导概念。它强调后发制人，在危机升级为冲突之前化解危机。对于积极防御之一概念中国也有温和和激进两派不同的解释。温和派着重威慑，视增进区域各国对和平稳定的共同利益为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一。而激进派则强调备战甚于威慑，他们认为美国并不真心维护和平，而是绞尽脑汁围堵中国，因此中国需要展示使用武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的意志。

本文试图分析中国在何种程度上于钓鱼岛／尖阁列岛争端中实践和平共处与积极防御这两个概念，二者又是否加剧了冲突与对抗。作者分析认为对这两个战略性概念的温和解释派促使中国政府与美国，日本寻求稳定钓鱼岛／尖阁列岛争端的权益之计，默认美日在该海域的存在的同时试图让美日也接受中国在该海域的实质存在。但美国和日本并未认同中国在该海域活动的合法性。同时，中国国内对这两个概念的激进解释派释放出了不同的强硬讯号，使得围绕该争端发生武力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

 

China’s Regional Forum Diplomac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Socialisation and the ‘Sinosphere’

克里斯·奥尔登（Chris Alden），安娜·克里斯蒂娜·阿尔维斯（Ana Cristina Alves）

《当代中国》（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7年第26卷第113期  | 中国是否需要融入主宰当代国际体系的西方规范一直是萦绕中国当代发展的问题。以机构论为代表的学术思想主要探讨中国在国际机构中向主流规范社会化的前景，以及中国想要改革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可能性。但是这忽视了中国牵头的区域倡议。这些区域倡议拥有不同的规范，并由以中国为主的金融机构支撑。相比之下，对这些区域安排的分析能够更加清楚地揭示当代中国在待多边主义上对规范、利益和实践的偏好。此外，这些区域论坛网络的构建和其机构化也体现了中国政府逐步从不结盟外交政策向积极与多个国家集团互动的转变。本文通过对两大中国牵头的区域论坛的分析得出，尽管有所谓的“政治平等”和“互惠互利”的规范和中国政府维护自身利益的努力，中国的立场却不断受到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挑战，包括对关键的管理机构和决策过程的质疑。这体现了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在日益壮大之时也希望重塑中国的行为，使中国更加社会化以更符合他们利益。

中国在发展中世界参与区域组织与其想要在发展中国家中提升领导地位密不可分。中国于1996年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并于2003年与东盟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区域外交逐渐伸向拉丁美洲和非洲，并建立或加入了多个多边银行机构。文章指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区域组织建立的论坛是对其正式外交关系的补充，并与主导的国际机构形成差异，这都体现了中国想要构建其外交关系，并在不与西方影响力重叠的情况下塑造和谐全球秩序的愿景。

本文着重分析了中非合作论坛和澳门论坛。非洲联盟一直试图说服中国政府采用其监督和评估机制，此外还希望非盟的国际合作伙伴司能够充当该机构的永久秘书处，虽然这些遭到了中方一定程度的抵制，但是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努力下，许多分论坛的召开使双方逐步达成共识，形成共同价值，也使得非洲国家更加积极地表达其在与中国关系中的期望和担忧。与中非合作论坛不同地是，澳门论坛有永久秘书处执行和监督省部级会议的决议和更为正式的架构。即使如此，葡语母语国和中国在澳门论坛的概念实现、架构和执行方法上也都存在分歧， 而葡语母语国也一直在积极地从内部推动改变，以期论坛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的利益，以及中国在某些方面能够作出让步。两者虽然看似都很依赖中国的资金和日程，但是都希望能够在论坛的实践、政策和基础规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发起的论坛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推动主权、“政治平等”和“互惠互利”等规范；寻求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地位；以及秘书处作为中间的联结纽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成员国因为不同的规范、利益和期望对关键的管理机构和相应的决策机制进行挑战，另一方面中国的策略也在抵制和妥协之间变化。这将有助于理解中国在发展中世界宣称的领导和规范国家地位，以及中国期望构建的符合其利益的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