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尹海洁教授的《神学骗子骗了中国50多所大学》，不禁拍案而起。作者俨然是正义之化身，气势磅礴似走泥丸，措辞果决如行使终极审判权。仅仅经过简单的举证，有罪推定便宣告完成。这突如其来的高潮，恐怕闪了不少读者的腰。
然而，尽管作者言之凿凿，但所举的证据却极为薄弱：它们几乎全部来自网络，获取的方式犹如王林大师的隔空取物。仅仅凭借这些百度级的资料，作者便迅速勾勒出“神学骗子”的形貌，演绎了举重若轻的修辞学技巧，展露了蔑视对手的潇洒姿态。于是，浏览完这篇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奇文后，我却不由得感叹命运的诡异：作为北大78级的毕业生，王治河当过《国外社会科学》的副主编，樊美筠曾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副主任，其昔日的同学同事现在大都位高权重，而身居海外的他们却要接受居高临下的审判。于是，一个想法浮出脑海：假如他们留在国内，恐怕会成为本文作者最为敬畏的“中央学者”了吧？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在声名鹊起之际，他们离开了吾等“地方学者”高不可攀的平台，加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家族，投身于弘扬生态文明的大业。复杂的因缘际会之下，他们最终成为作者眼里的“神学骗子”。我不想说出“势利”之类贬义词，但想斗胆问一句：倘若他们依然是学术界的权力主体，你还会冷嘲热讽、运笔如刀、快意恩仇吗？
在这篇奇文中，关键词是“骗子”。我认真地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发现如下解释：“[骗子]骗取财物、名誉的人；玩弄阴谋骗术的人：江湖骗子政治骗子。”尹海洁教授使用这个名词，可谓一语双关。其中之深意，圈内人都会懂的。于是，最重要的问题考验归结为：他们是谁？
（请参阅：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B._Cobb）
对于这个问题，我恰好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其一，我曾是克莱蒙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顺便说一句，该中心的确属于克莱蒙神学院（CST），它拥有柯布和格里芬等一流思想家]；其二，我也是中国生态文化的推动者，更容易还原他们的心路历程。此时，我想忠实地记录所见、所闻、所录，还原他们的精神形貌，供读者诸君参考。为了节约各位看官的时间，本文只想谈论三个问题：1.王治河先生的生态学转向（理解他的选择）；2.柯布教授的中国情结（消除对“渗透”的忧虑）；3.大卫·格里芬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告诉你他们有多激进）。
1. 王治河先生的生态学转向
在去美国之前，王治河是“后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其专著《扑朔迷离的游戏--有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和《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影响颇大，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很有可能会成为尹海洁教授眼中的“顶尖学者”，头顶各类含金量身高的桂冠。然而，他为什么在声名鹊起之时选择了离开？缘何踏上了一条人迹罕见的小径？自我放逐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自我规划？
在还原王治河先生的心路历程时，我找到了一条重要的精神线索： 1997年1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论文《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维度》，而《扑朔迷离的游戏》第一章的标题则为《流浪者的思维》。简单对比二者，我发现了一个逻辑线索：他想终结人文学科的流浪、坍陷、破产、陨落状态，穿越词语的碎片、废墟、空地，寻找具有建设性的路径。这些文本道出了告别的理由，也奏响了转折的序曲。此后，他奔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大本营，走上了“第二次启蒙”的道路。
与巴特、福柯、德里达等大哲不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探索：“如果我们想要在宇宙中如同在家，应如何做。”[1]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王治河开始了“生态学转向”。对于许多人来说，此类叙述过于高大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真是有人会为一种信念转型？作为王治河先生的精神同道，我的答案斩钉截铁：不但有，而且常常结对出现。譬如，1993年，在浙江大学任教的我突然醒悟，写下了《中国生态主义宣言》，从此升格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才理解王治河先生的选择：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义。
在世界范围内，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既来得太早，又来得太迟，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被搁置在两次变革的间隙。这注定了先行者要克服持续的艰难处境。2002年，我应邀到克莱蒙进行学术访问，亲眼目睹了王治河先生“转向”后的清贫生活：租来的陋室、逼仄的空间、经常罢工的老爷车，等等。当时，即使在美国，生态主义也是边缘思潮，弘扬它的人很难获得像样的经济回报。如果说窘迫的生活一点也没有影响他的情绪，那显然是在掩盖事实：与大多数人一样，压力也会使他不安、焦虑、急躁。不过，他依然坚持了近20年，继续在误解、低估、讥讽中前行，现在又因“宗教渗透”和“文化侵略”而被推到风口浪尖。支撑他的的确是信念的力量。
在这20年里，“生态学转向”没有给他带来了丰盈的经济回报，但却增强了“人类的福祉”：“在从解构性转变为建构性，从粉碎思想到建构思想的深刻转变中，中国思想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乐黛云先生的评价。它道出了一种定位：在她所说的“中国思想家”中，王治河先生无疑是“枢纽”，是领军人物；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才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它影响了包括汤一介在内的顶尖学者，推动他们重新思考“中国道路”：“在中国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如果同胞们认真倾听这位“中国思想家”的话，那么，雾霾蔽日的景象或许就不会出现。
2. 柯布先生的“中国情结”
在尹海洁的质疑文章中，王治河等人被标画为居心叵测的“渗透者”：试图把西方精神强加给中国的传教士。仔细审视其略显冗长的叙述，我发现柯布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不由得在心中大呼冤枉。
根据我的亲历，这种冷战式表述树立起的是颠倒的意象：身为著名思想家的科布非但没有“渗透”之志，反倒有向中国“求援”之意。这位西方世界第一部生态哲学的作者，绿色GDP的一个最早提出者，在接受我2002年所做的访谈中，明确表示：
中国将很有可能在五十年内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中国人口比北大西洋国家人口总和还多。中国人以其智慧、活力、自律、善于经营和创造性闻名于世。许多其它东亚国家的人民也是如此，但中国人民更突出。从很多方面看，西方正在走下坡路。在十八到十九世纪东亚确实处于衰落中，然而它现在正在迅速复兴。当然，西方的实体思维至少在表层上影响着中国人，因为它支撑着中国人目前正在极力追求的现代性，但我坚信中国人的深层知觉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它最终将再次证明自己。西方的过程思想为把中国的直觉与西方科学的成果结合起来提供了机缘。当过程思想被中国人所拥有和借鉴时，它在中国将比在西方获得更丰富的发展，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有机整体主义的。[2]
此后，在一次会议间隙，他又不断问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在他看来，改革后的中国可能综合东西方各自的优势，为世界走出一条新路：利用后发现代化的优势，中国可以既克服传统资本主义的缺陷，又超越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模式，创造出一种重视生态、关怀底层、弘扬多样性的多元新型文明，带动整个世界的后现代转折。面对中国时，他语词谦卑，态度真诚，总是表达殷殷期待之情，丝毫没有德里达式的傲慢。可是，如此热爱中国的老人，竟然也被当作居心叵测之辈。这是谍战片看多了的结果吗？无论如何，以阴谋论之心，度大爱者之腹，其缪莫大焉。
柯布教授是知行合一的学者。他几乎为生态文化捐光了所有家产，甚至卖掉了房子，自己租住在老人社区中。每个去他家拜访过他的中国来访者无不为这样一位大思想家住在如此简陋的斗室中而动容。如果新华社的报道属实的话，
那他2015年为举办那个数千人参加的生态文明大会---第9届生态文明论坛
所捐出50万美元应该是其毕生的所有积蓄了。其公开信更是令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动容。信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今年（2015）已经90岁了,我有两个漂亮、聪明、可爱的曾孙,我知道我见到他们的机会已经不多了。让我悲哀的是,我没有给他们留下一个像我出生时那样热情好客、充满希望的世界。为此,我和其它人代表我们这个星球,正在组织一个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关于生态文明的跨学科会议。”（参见：新华社：《一位美国九旬老人对生态文明的执着追求》，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03/c_1115499527.htm）
作为王治河交往最多的美国学者，其言其行都深刻地影响了他。由他的立场，我们可以反过来还原王治河等人的“中国情结”
3. 格里芬教授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
如果上述“亲历”还不能破除“尹海洁”式的幻觉，那么，格里芬教授的立场足以排除类似的疑虑：在我访问期间，作为过程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他激烈抨击“美帝国主义”，甚至认为9·11事件是布什政府的阴谋。可以说，他是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美国学者。
2002年5月17日，我来到格里芬教授位于圣塔芭芭拉自建的生态屋中，采访了这位因主编《后现代科学》而名扬华夏的大咖。
说起这个生态屋，它可被看作是格里芬夫妇为推动生态文明率先做出表率的产物。由于在70年代深受洛杉矶大雾霾的危害，格里芬当时在校园里骑车上坡时因为污染空气大量进入肺部而感到胸口疼痛。他意识到人类对于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用，已经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后果。正如有记者所说，人不吃饭也许能活一个月，人不喝水也许能活一星期，人不呼吸活不过10分钟。到了连呼吸都有问题的时候，人就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以促使现实改变。
他决定自己率先做点什么，以推动生态文明。于是和太太安妮一起在圣芭芭拉海边一个偏僻的地段用很廉价的钱买下了一块地，开始建造绿色环保的“生态屋。”这个实用面积约为110平方米的二层楼生态屋外形参考了希腊建筑的设计，屋内没有空调和电暖气，完全通过建筑技巧来实现冬暖夏凉的效果。每月电费只有３美元，水费也才20美元左右。想想看，这二十多年下来，仅此能源一块，就节省了不知多少。20多年来，他们的生态屋接待了数以万计的来访者，演变成生态教育的基地，年复一年地影响着许许多多的普通美国人。[3] 美国今日生态环境的改善，不能说跟他们的努力一点关系没有。
除了生态屋，为了减少尾气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节约能源，格里芬先换了一辆每加仑汽油可以跑５３英里的小型本田混合动力轿车，不久前又干脆换了纯电动的尼桑LEAF。
作为国际知名学者，格里芬并不缺钱，也不吝啬。新华社洛杉矶分社社长薛颖女士曾当面问格里芬和安妮：“你们为什么如此严格地要求自己节约能源和资源？”两人异口同声地说：“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愿意从自己做起。”
在和我的几个小时的对话中，他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自己的祖国：
虽然美国被认作民主国家中的领军人物，但它的民主是富人的民主，也就是说，它并非真的那么民主。事实上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如此地依赖于少数极富裕个人和公司的金钱，以至于很难让他们对这一转变（从使用石油、天然气、煤转向使用太阳能和风能）在立法上投赞成票。由于那些垄断了石油和煤碳的大公司要这些原材料继续被使用，它们会用金钱阻止通过应用无污染技术的立法。[4]
此后，他又通过电子邮件继续批判“美帝国主义”：
晓华，你和其他中国学者的主要问题是相信美国至少在某些国家推动了民主进程，但事实上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是阻碍全球民主的主要力量。它在许多国家里妨碍乃至颠覆了民主。除了两个例外，美国没有推动任何国家的民主进程：这两个例外就是日本和德国。但日本的民主是极为有限的，特别是在1947年著名的“大逆转”之后。日本和德国之所以成为例外，是因为美国需要它们在二战后分别在亚洲和欧洲做它们的代表。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丝毫的利他主义。
这种批评不可谓不彻底。它甚至使我觉得“激进”。断言这样的美国学者推销美国精神，是不是滑稽了点？误解真的这么引人入胜吗？
需要说明的是，大卫·格里芬是王治河的博士生导师。在他的影响下，王治河也激烈批判西方的主流观念，他和樊美筠提出7点具体主张：（1）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2）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推重文化互补意识；（3）挑战划一思维，欣赏多元之美；（4）拒绝“抽象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5）扬弃均质思维，走向道义民主；（6）挑战霸道科学，走向厚道科学；（7）超越纯粹理性，呼唤审美智慧。[5]这是一个十分全面的行动纲领。其中蕴含着满满的人类之爱。唯独没有的是所谓的“阴谋”。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不喜欢以恶意揣度别人。面对尹海洁教授的奇文，我更愿意相信她是真诚的：她在表达一个北方知识分子的信念，捍卫她想象中的国家利益。此刻我想起了怀特海的名言，“没有两个实际存在物源于完全相同的宇宙”。或许，她激烈的语言也是一种提醒：在观念播撒、增殖、分延的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边界会出现交叉、博弈、冲突。仅仅有善意是不够的。恰当的策略可能更为重要。
不过我还是真诚地希望尹海洁教授能静下心来读读柯布的《21世纪的生态经济学》（与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达利合著）和《生命的解放》（与澳大利亚著名生物学家伯奇合著），这两本书都有中译本）。如果实在没有时间，也请无论如何花两分种时间读读柯布博士给您的公开信。您会发现，另一种人是存在的，别一种文明是可能的。衷心希望您和我们这些生态主义者一起踏上建设生态文明之路。
就此打住，谨以此文还原我眼中的“他们”，声援被误解的生态主义者。这是我祝福人类的一种方式。
（王晓华，教授，博士，著有《个体哲学》、《生态批评》、《身体美学导论》等，曾为美国、英国、韩国、瑞士多所大学的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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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３９页。
[2] 王晓华《为了人类共同的福祉——柯布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报》2002年6月15日。
[3] 对生态屋有兴趣的读者可看一下新华社记者的参访视频：视频:环保使者——大卫·格里芬
http://process.blog.163.com/blog/static/17399281620142642351977/
[4]王晓华《后现代转折与我们这个星球的希望》，《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5]王治河 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保护和鼓励与世界科学学术界交流是科学学术在中国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答澎湃记者有关“尹文”事件报道的采访”》
（黄裕生 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
尹文概括起来有两部分，表达了两个意思：一，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柯布以及王治河这帮人是学术骗子；二，他们是打着学术的名义来渗透中国、遏制中国的。你们的报道只侧重第一方面，而且只釆访尹女士，没有采访当事人另一方。这无法保障新闻的客观性，已经呈现你们有偏向的苗头，而且是不应该有的偏向。
在中国高校访问期间，对柯布等美国学者的身份、头衔的介绍可能不够准确，但说他们是学术骗子，显然不符合事实。他们都有严肃的学术作品行世，且受国际同行认可与尊重，与不学无术、无正当学术身份而混迹于学界的骗子有云泥之别。更重要的是尹文的第二方面内容，你们只字不提，而这部分是非常糟糕的。因为这部分内容借当前特殊环境，给中外一些学者乱扣帽子，牵强附会地把学者的学术主张与政治阴谋挂上沟，生拉硬拽地把学者的学术观点与政治意识形态对上号，试图污名化那些他不喜欢的学者或者与自己有不同主张、不同利益的学者，甚至把他们打成敌对势力，然后再试图借助某种不健康的势力“合理地”加以清除。这完全是在复辟“文革”的恶习！这样的做法是非常不健康的！如果在学术科学界允许甚至提倡这样做，那么学界将人人自危！
对柯布、王治河等学者的学术观点可以有不同看法，可以批评和质疑，但动辄上纲上线，动辄与“政治正确”挂勾，甚至动辄把与欧美的学术交流活动臆想为隐藏着政治阴谋，这非常不应该。这种做法曾经给中国学术界、科学界带来了深重灾难，不应再次在中国学术界出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学术与科学界有了长足的进步，逐渐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交流！今天，如果再次掀起动辄给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学术主张乱扣政治帽子的风潮，必将再次中断中国的科学学术来之不易的发展势头，甚至再次把中国知识界带入寒冬而给整个民族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所以，任何一个真正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负责任的人都不应该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走出去，请进来，保护和鼓励与世界学术界、科学界交流，是中国学术与科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学术问题终归要由学术研究来解决，学术分歧只能以学术讨论的方式来化解。这是一个学者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有的理性精神。希望你们的报道有利于中国学术界的健康发展，而不是相反！
马光：到底谁骗了谁？— 对《神学骗子骗了中国50多所大学》一文的质疑
最近，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尹海洁教授发表了一篇《来自世界排名10548的美国克莱蒙神学院的神学骗子骗了中国50多所大学》，其中指控美国学者约翰?柯布、菲利普?克莱顿等人涉嫌以虚假身份来中国招摇撞骗。
尹教授的这篇文章，广为流传，网上多有转发，某公众号的转文阅读量已远超10万，其影响不可谓不大。尹教授的打假精神可敬，但略读其文后，感觉有些不对劲，尤其是文章的后半部分，更觉诧异。若是骗子骗了一两个学校，也算正常，但是骗了一大批知名高校（尤其是一些常与国外打交道的高校），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
本着求真求是的理念，我们来看一下涉嫌“身份造假”、“编造事实”，“虚构研究成果”的几个学者的真实情况。因为本人最近写论文、备课等，精力有限，十分繁忙，故只能对其中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做一些简要的情况展示。
John B. Cobb（约翰.柯布，1925—）
约翰.柯布这个人到底靠不靠谱？
有些人，需要一大堆的考证才能知道他的为人。但是，对于柯布教授这样的学者，只需要一个头衔就可以判定了。他的这个头衔就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院士机构及地位最为崇高的荣誉团体之一，也是进行独立政策研究的学术中心，当选为其院士一直被认为是美国的最高荣誉之一。目前，该院共有约4,000位院士及外籍院士，其中包括超过250位诺贝尔奖得主及超过60位普利策奖得主。胡适、钱学森、李政道、何炳棣、丘成桐、杜维明、施一公、李零等华人学者都曾当选为该院院士。
还有一件事，或许能让我们看到柯布教授的为人。据闻，“前些时候，柯布教授将他个人获得的50万美元的奖金和自己居住的豪宅都捐了出去，老夫妻俩住在只有两间房的小屋里”。富豪与明星做慈善的不少，但有些人的捐款占自己的财产不多，却作秀十足。柯布教授却能把自己的豪宅都捐出去，最后陋室而居，足见其精神气质。
柯布在国内的盛名，也可以通过国内学者对他本人的学术研究而窥一斑。查询知网可知，多有学者对其思想进行研究，甚至有学生专门以他的生态伦理思想为题，进行硕士论文研究。若是没有一定的真才实学，恐怕很难会吸引一批人去研究他本人的思想。
有关柯布教授的更多信息，如下（点击超链接查看详情）：
维基百科词条
著作情况
发表论文情况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简介
The Boston Collaborative Encyclopedia of Modern Western Theology词条
Philip Clayton（菲利普.克莱顿，1956—）
菲利普.克莱顿教授，耶鲁大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慕尼黑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任教或访学。克莱顿教授著作颇丰，在耶鲁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Routledge、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世界顶尖出版社均有专著出版。难道，这些国际知名出版社，都被蒙蔽了双眼，判断不出来他的学术价值？从其教育情况和发表论著情况来看，个人认为，克莱顿教授同样也是颇有建树的知名学者。
其它相关详细信息，如下（点击超链接查看详情）：
克莱尔蒙特神学院个人网页
个人网站
维基百科词条
重要著作摘选
The Predicament of Belief：Science, Philosophy, Faith（Oxford：Oxford Univ. Press, 2011）
Religion and Science：The Basics（London：Routledge, 2011）
Practicing Science, Living Faith：Interviews with Twelve Leading Scientists Philip Clayton and Jim Schaal, edito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Jan. 2007）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Philip Clayton, edito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v. 2006）
The Re-Emergence of Emergence：The Emergentist Hypothesis from Science to Religion, Philip Clayton and Paul Dav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uly 2006）
Mind and Emergence：From Quantum to Consciousness Philip Clayt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ov. 2004）
Science and the Spiritual Quest：New Essays by Leading Scientists Philip Clayton, et al., editor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02）
Explanation from Physics to Theology：An Essay in Rationality and Religion Philip Clayt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发表论文（因不懂哲学领域期刊的权威性，故对论文水平不做评价，读者可自行判断。）
对尹文中的几点质疑（仅举几例）：
1，尹：“至于他们所声称的美国克莱蒙大学（或克莱尔蒙特大学）、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则在地球上根本不存在！”
实际情况是，克莱蒙大学（Claremont School of Theology ，似应译为克莱尔蒙特神学院）不但存在，而且中国教育部也承认其学历（教育部官方查询认证地址）。克莱尔蒙特研究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也是存在的，且同样是教育部认可的知名大学。
2，尹：“这样一群乌合之众却被包装成学者”。
其他人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从上面两个人的考察情况来看，还真不能称他们为“乌合之众”。这两位不仅是正儿八经地学者，而且是非常有建树的知名学者。
3，尹：“克莱蒙林肯大学是中美教育部都不承认的大学，也就是俗称的野鸡大学。”
克莱蒙林肯大学（Claremont Lincoln University）与克莱蒙大学关系密切。2008年，克莱蒙大学决定设立克莱蒙林肯分校，2011年正式对外公开校名，同年秋季开始招生。2014年，两所大学正式分家。从这一年开始，克莱蒙林肯大学才开始独立成校。2016年2月，该校获得美国西部学校与学院协会（WASC）高级学院与大学委员会的认证，换句话说，该大学已正式得到了美国权威教育机构的认可，属正规大学！但是，该校由于刚刚建校，尚未得到中国教育部认证，故其学历尚未被中国官方认可。尽管如此，该校仍是正规大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三无“野鸡大学”。
4，尹：“一群世界末流神学院的基督徒们，为什么要隐瞒身份并编造多个虚假身份进入中国？无耻的欺骗一定是为了卑鄙的目的！”
尹教授文中还提到他们以学术交流的名义在中国传教，隐瞒基督教徒身份等。对于这些指控，因从未接触过这些人，所以不敢贸然判断。但是，我想说的是：尹教授怎么会判断他们隐瞒了自己的基督教徒身份呢？他们不给别人讲，或陌生人不知道他们信教，并不代表他们刻意隐瞒自己的教徒身份，对吧？除非，你问他们是否信教，他们明确撒谎说“不信教”，或回避这个问题。据我所知，很少有人会隐瞒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为什么呢？没必要啊！况且，他们工作所在地，不是别的普通院校，而是神学院！
进一步的思考
尹教授在文中还对一些哲学问题进行了批判，其中还涉及到了意识形态等严肃的政治问题，这个我就一点都不懂了，不能做任何评价，只好留给相关专家去判断了。
尹教授还提到，哈工大聘请克莱顿为首席顾问，月薪高达10万，聘请王治河、樊美筠夫妇，年薪20多万，且可以呆在美国，不必到哈工大工作，只以哈工大的名义发表文章即可等事，的确值得调查与反思。当然，这可能是哈工大的校内事务了，作为外界人士，很难去评价得失或对错，留给哈工大自己处理吧。
近来，极个别不学无术的外国学者到中国招摇撞骗，中国的学术环境亟待净化，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分青红皂白而盲目排外。最后，我想说的是：质疑精神是好的，正因为有了质疑，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去辩证，从而认清真相！但是，一归一，二归二，不能因质疑而混淆事实。
郑重声明：本人与该事件无任何利益关系，也不认识原作者和作者提及的任何人，只想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该事件做出公证的考察，以免谣言对社会，尤其是学术界，造成更多的危害。- 马光
他们使我感受到希望的力量
（薛 颖）
前日，朋友转来一篇网文，大意是说美国克莱蒙神学院的柯布、格里芬、克莱顿，以及旅美中国学者王治河和樊美筠是“骗子”，骗了中国50多所高校，披着过程哲学的外衣对中国进行“宗教渗透”。看了该文，我的第一反应是哑然失笑——中国50多所高校恐怕没那么容易都被骗倒吧？而且其中很多是中国一流高校，如北师大、哈工大、西安交大、浙大、北二外、黑大等等。这样的文章竟然也能在网上流传？50多所中国高校师生的智商、判断力、思想觉悟不会被认为这么低吧？
但是后来，听说有网络大V借机炒作，标题唬人，阅读量动辄10万+，使一些读者不明真相，对过程研究中心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活动也造成了一些影响。我才意识到，看来对待这类问题还真得严肃点。
我从2012年认识柯布等几位美国学者和王治河、樊美筠老师，也曾秉承职业训练的谨慎态度仔细观察过他们，也曾对他们忘我辛劳的追求动机产生过疑问，也曾对他们所说的“建设性后现代”“过程思想”“有机哲学”等等术语困惑不解。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建设性后现代”这个词时的反应：“现代怎么不好了，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目标，干嘛要超越现代，提倡后现代呢？”后来我发现，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国情，大家有时候用的词不一样，但是说透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工业化发展的弊端等问题的认识都是一样的。
从2012年到2016年回国之前的四年里，我和柯布等时有接触。越接触，我就越被他们的思想、理念所吸引，被他们的精神所鼓舞。
过程研究中心位于克莱蒙神学院校园内一处不起眼的平房里，与国内各种高大上的研究机构办公设施天壤之别。但是“小庙有真佛”。当我得知柯布在上世纪70年代卖掉祖宅，用得来的200多万美元创办过程研究中心，并靠这笔钱维持该中心运转至今，成为世界过程哲学思想的支柱型研究机构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上世纪70年代，200万美元得值多少钱！如今，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在老人社区的小单元房里过着简朴而充实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追求与境界！
因为对老人多年来倡导的生态文明感兴趣，我开始试图了解他的学术专长“过程哲学”，期待从中找到他多年来一直认为“人类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的思想依据。由于缺乏哲学理论基础，我对他们所说的“动在”、“互在”等专业词汇难以理解，但是在接触过程中，我多多少少明白了一点。罗素的老师怀特海创立的“过程哲学”，也叫“有机哲学”，认为:1、万事万物都是变化的（动在）；2、万事万物彼此之间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互在）。另外，他们还讲究“1+1>2”，比如两个个体相加作用，产生的效果一定大于两个个体的简单累计。
对于他们的哲学理念，我至今可能都没有理解到位，也无法表述清楚，毕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要不是出于好奇反复向他们请教，王老师、樊老师和到过程中心交流访问的中国学者给我掰开揉碎地讲，我可能连上述理解表达都做不到。但是不知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亲眼所见他们的言行、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哲学理念具有强大的魅力，他们总是使我感受到希望的力量。
他们的目标很远大，比如建设生态文明。2015年，90岁的柯布老人用尽最后的50万美元积蓄筹办了主题为“走向生态文明”的“第十届世界怀特海大会暨第九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因为有2000多名来自二三十个国家的学者参会，会场设在克莱蒙最大的礼堂----波莫那大学的布里奇斯礼堂，租金每天就要20000美元。同声传译也花了不少钱，当时听说租一个同传耳机就100多美元，但是老人认为该花的钱不能吝啬。看到两三千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建筑学……等诸多领域学者自己掏钱买机票来克莱蒙开“走向生态文明”大会，我的内心不仅感到震撼，而且非常感动。一位生活简朴的老人，帽子破了都舍不得买新的，还满不在乎地说自己戴的是“空调帽”，凉快。但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却不惜投入。这次大会围绕生态文明共设立了82个专题，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生态文明的蓝图及建设路径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会上会下的交流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大会为他们搭建了平台，形成了合力，为人类生态文明未来播下了更多火种。
柯布已经90多岁了，按中国人的想法早就该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干嘛还要花费钱财精力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筹办大会？从1971年他出版《是否太晚？》一书对人类发出生态道德拷问时，他就知道，人类向生态文明转变的过程将是漫长的。用他的老朋友、已故生态建筑学家保罗·索拉里的话说：“长颈鹿的脖子不是一天长长的。”但是这位老人拿出“一息尚存就要尽己之力”的劲头儿，认为“只要有希望就不算太晚、就要努力”，愣是花三年多时间，带领一群人筹办了这次西方世界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最大规模的学术会议。
所以我对尹海洁老师所说的柯布等“用生态文明为借口遏制中国发展”特别不理解。我相信，如果尹老师仔细读一读包括柯布在内的各位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她就会发现，她误解了。包括柯布在内的与会学者谴责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造成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赞扬中国为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努力，认为各国应该向中国学习。柯布是因为认识到美国摆脱不了资本主义体制的束缚，无法像中国一样搞生态文明建设，才认为人类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特朗普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位在“民主选举”中上台的美国总统，一上任就取消了美国政府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
生态文明道路是中国自主选择的道路。由于中国坚持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对世界许多国家形成了示范效应。虽然美欧发达国家比中国早几十年经历了工业化发展导致的环境恶化，这些国家的学者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思考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被利益集团操控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无法真正带领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行动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赞誉，这是中国“软实力”上升的一个体现。在西方世界里，像柯布、格里芬、克莱顿这样的从心底里对中国持客观、公正、友好态度的学者真不多。如果尹老师多接触一些外国学者，就会感到柯布、格里芬、克莱顿他们的可贵。
从柯布到格里芬，到他们多年的老朋友保罗·索拉里、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生态农业专家迪恩·弗罗伊登伯格、韦斯·杰克逊，以及与他们有学术交往的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约翰·福斯特、提出“生态文明”清晰概念定义的罗伊·莫里森，还有“走向生态文明”大会的主旨演讲嘉宾、著名环保人士比尔·麦基本、万达娜·席娃等，这些人具有很多共同特点：为人类命运忧虑，为保护环境勤俭克己、鞠躬尽瘁。他们相互尊重、欣赏，虽不在同一个州甚至不在同一个国家，也不属于同一个专业领域，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他们之中有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深受教育。
他们之中很多是美国社会的知名人士，同时也有不少是反对美国政府、反对富裕精英阶层的斗士，比如麦基本、席娃、福斯特，还有和柯布一起创办过程研究中心的大卫·格里芬。2005年我在伦敦攻读“国际冲突”专业硕士的时候就读过格里芬的知名著作《新珍珠港》（此书的中译本已于2004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该书对美国政府所描述的“9·11事件”提出质疑。当时我还不知道几年后我会认识这位年近八旬高龄的作者，但是对作者敢于质疑的勇气感到由衷钦佩。
尹老师敢于质疑的勇气也是令人钦佩的，而且其从祖国和人民利益出发的动机也是好的，虽然对事实的认识有相当程度的偏颇，甚至可以说，“帽子扣的有点大”。因此我想，如果没有掺杂其他因素，尹老师的文章中的一些错误可能只是误解，包括称克莱蒙林肯大学为“野鸡大学”，称王治河和樊美筠为“来自神学院的神学骗子”等，可能也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有一些情况，如果去实地看一看，可能就不会产生误解了。比如在克莱蒙神学院的校园里，可以看到穿佛教僧袍的学者，也可以看到戴犹太教小黑帽的学者。由此可见，克莱蒙神学院与宗教组织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克莱蒙神学院研究各种宗教，而不像宗教组织只虔诚地信奉某一种宗教。而且据我了解，在克莱蒙神学院即使从事神学研究，也并不一定非得信奉宗教，更不要求必须信奉某一种宗教。
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神学家，而柯布是美国著名神学家，（维基百科里引用哥伦比亚大学Gary Dorrien教授的评价，称柯布是“北美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神学家之一”。）出于好奇，我曾经问他，在他的心目中，上帝到底是什么？他的回答很长，我无法复述，但是我理解，他心目中的上帝，相当于我心目中的“自然”，宗教则意指“对世界的忠诚”（怀特海语）。
后来我慢慢理解了为什么在西方，有时候哲学与神学不分家，因为很多神学家对人类核心问题的思考不亚于甚至超过哲学家，他们的哲学理论同哲学家的思辨一样，可以用于解释世间万象。对于柯布，我们把他当作哲学家，但是神学研究界把他当作神学家，给予他很高的神学学术地位。我认为，他的著名神学家头衔不应该影响我们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与理解。歌手鲍勃·迪伦都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想柯布既是哲学家又是神学家这事估计也不那么难理解吧？
柯布从来没有问过我信不信教，信什么教。在和他们接触过程中，我感觉他们认为信仰问题纯粹是个人问题，无论一个人有没有宗教信仰，信仰什么，都应该被尊重，包括信仰共产主义。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作者、公开的社会主义者克莱顿是柯布的得意门生，成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接班人。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做一名公开的社会主义者，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克莱顿的意识形态取向么？柯布选择克莱顿作为他的接班人，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柯布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友善态度么？
王治河老师不是基督徒。我曾听他对别人说过：“我这个人信一点儒家思想，信一点道家思想，佛教的也能接受一些”。他手腕上常年戴着一串小核桃珠子。他曾和其他学者合写过《中国禅的生态意蕴》和《日本禅的误区及其超越——从中国过程禅的视阈看》，可见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他都有所涉猎。恐怕没有哪个真正的基督教传教组织会重用一个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基督徒。
这也是我对尹老师文章提出的怀疑哑然失笑的一个原因。我不理解尹老师说他们对中国进行宗教渗透是指的什么教？因为尹老师提到的这些人中有些不信教，信教的也不都是一个教。
王老师和樊老师有一本已经悄悄引起中外学者关注的著作《第二次启蒙》。已故国学大师汤一介曾为该书作序。汤老写到：“有幸在2005年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小约翰·柯布博士有一次面谈，此后又认识了留美中国学者王治河和樊美筠博士。上个月他们把将要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作《第二次启蒙》寄给我。我粗粗地翻阅了该书稿，真是喜出望外，这部书使我更加全面地了解怀特海“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今日人类社会的意义，特别是该书充分而且广泛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思想资源，而且显示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之后，汤老严肃地探讨了他为什么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感兴趣、他如何看待“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学术和思想价值等。
在该书第三章《和者生存——走向一种建设性后现代尚和文化》中，两位作者对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争斗崇拜”进行了批判，认为其误区包括“现代原子式个人主义”、“实体思维”、“二元对立思维”以及“非道德主义”等。对于柯布、王治河等过程思想家来说，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存在任何内在联系的机械思维是错误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也是错误的，这些错误思维决定了道德与正义的缺席。
我想，如果看到他们这样的思想，从过程哲学（或称有机哲学）“万事万物彼此联系”的角度出发，柯布、王治河等人为生态文明大会无私奉献、为中美院校学术交流奔走不怠的精神也就容易理解了。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己好不是真好，只有大家一起好才是真好。
这让我又想起一件事。柯布老人除了多年来倡导生态文明，与中国正在走的道路高度契合外，还提出了“潘多树精神”，又恰恰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最好呼应。
潘多树是美国犹他州的一棵活了8万年、占地40多万平方米的古树。从地面看，它是4万多棵彼此竞争阳光、水分和养分的颤杨，但是在地下，这些树干共享同一根系。因此，事实上每棵颤杨树干都在通过光合作用为整个植株提供营养。因为这样的特性，潘多才能够历经世事沧桑，成活至今，成为全球最古老的树。柯布认为，世界上林立的各民族、各文明正如潘多，表面上看互相竞争，但往深层次看，各民族和文明没有哪一个能够孤立存在，不与整个世界发生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因此生态文明不仅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也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这就是柯布等人的哲学，也是他们做人、做事的逻辑，是他们为了他人无私忘我、勤勉追求的动力。
朋友提醒我，为他们说好话，小心连你也一起“被怀疑上”。我想了想，如果回到文革，即使我和他们一起被“打倒”了，那我也会为自己能够和他们站在一起感到自豪。好在现在的人们应该不会再像文革时代一样，黑白不分，一棍子打死，让人连点真实想法都不能说了。
啰里啰嗦，最后还是我的那点建议：希望尹老师和借机炒作的大V们到克莱蒙走一走、看一看，和那里的人们聊一聊。我认为尹老师忧国忧民的精神是可贵的，而且有误解、有分歧并不可怕，只要有为国为民的精神在，误解可以消除，分歧可以弥合，大家可以走上共同的道路。所以，或许尹老师去看了之后，一切都明白了，说不定会和柯布他们走到一起，共同为中国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而不懈奋斗。我相信柯布老人和其他学者会热情地欢迎尹老师加入。
我相信，良知总会发挥作用，时间最终会证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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