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已成为现代经济社会普遍现象之一，西方各经济流派从失业问题的不同角度出发，形成了古典学派的失业理论、凯恩斯主义失业理论、货币主义失业理论等。而皮萨里德斯等人的职业搜寻与匹配理论统一了人们对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认识，为自然失业率奠定了微观基础。其著作《均衡失业理论》也成为了失业宏观经济学中被引用的经典文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应用经济学教授约翰·范里宁（John Van Reenen）评价，“他杰出的工作刷新了我们对市场真正如何运转的理解”。对于如何解决失业问题，皮萨里德斯认为，失业会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成本，通过培训等就业保障措施，促进劳动力跨行业转移，才是促进就业的良策。

搜寻与匹配理论可用恋人关系来比拟

　　搜寻与匹配理论建立在两个假设基础之上：第一，工人和工作都是异质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劳动力为获得满意的工作，厂商为雇佣到满意的劳动力，必须不断地进行搜寻和匹配。第二，搜寻和匹配的目标越多，劳动力就越有可能获得一份满意的工作，厂商也越有可能雇佣到满意的劳动力。但搜寻和匹配是要花费成本的，包括时间成本、交通费用、信息费用等，这些成本可以理解为劳动力和厂商进行的一种投资。该理论认为，工人能理性地选择放弃某些工作并保持失业状态，以期在未来得到更好的工作。

　　可以用男女朋友之间的恋人关系来说明这一失业理论，失业者找工作的过程就像男女生的恋爱过程一样。假设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是男女朋友，他们的关系已经决裂了，她要找到下一个男朋友，她就需要时间去寻找。一个女生找到下一个男朋友，失去一份工作找到下一份工作，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等成本。搜寻匹配理论就是用来描述我们去搜寻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匹配过程的理论，寻找与自己最匹配的理论，使自己发挥的效益最大。

工业创新与失业之间是正面的权衡

　　目前很多令人振奋的新技术属于数字化信息技术，可以节省劳动力。美国是这一领域的领导者，韩国、日本非常重视此类技术的研发，而鼓励技术创新和提高信息化水平也是“中国制造2025”的重要目标。

　　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生产力，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比如，是不是技术会取代劳动力而导致失业？技术并不能同时在各行各业和所有企业同等程度地提高生产力。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快，有些行业生产力提高慢，技术进步一方面创造出一些新的岗位，另一方面又摧毁一些岗位。技术进步节省了劳动力，新的就业从何而来？

　　由于自动化与人工智能在这一轮产业变革中的广泛应用，大量的中层管理岗位、技术型岗位被摧毁，而以此谋生的中产阶级的收入不断降低，这些失业人群大都被服务业吸收。只要有工业创新，就会有工人知识技能老化和企业破产威胁，增长与失业长期而言存在一种正面的权衡，生产力增长的最终结果形成了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并最终带来了财富的重新配置。

　　政府在这一过程当中应当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通过培训帮助原有的劳动者学习、增加新的技能变成自己转型后所需的劳动者。大部分新增就业将出现在目前无法自动化的一些服务领域，如医疗护理、酒店、教育、个人服务、家政、物业等。政府应当对这些行业的中小企业给予支持。

加大就业保障来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

　　当前，孤立主义在一些欧美国家兴起，经济上表现为贸易保护势力抬头，政治上则是大批右翼保守政党掌握政权。国际贸易可以促进服务性经济增长，贸易摩擦则阻碍了市场化经济的步伐。劳动力流动的阻碍加大了劳动力成本差距，间接推动了贸易保护主义。政府应该加强公共部门对劳动力的培训等就业保障，以减少劳动力在用工部门的综合流动成本，尽可能促进跨行业流动。同时政府还应该为他们创造条件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

　　与传统竞争市场理论不同，从搜寻与匹配理论来看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一些低效率的公司也可能会生存下去，劳动力和资本不能在产业间形成最佳配置。这是因为当雇主发现员工不是最佳匹配时，他会考虑员工创造的效益与重新雇佣员工之间的成本关系。劳动力的流动成本比较高时，企业解雇员工会付出大量成本，不能雇佣最佳员工，因此也导致资本被困在低效的公司。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传统农业、传统制造业出现了劳动力外溢的现象，这些外溢的劳动力与新增劳动力只能转移到第三产业——服务业。我们看到，生产力最低的领域也许是劳动力最多的领域。最终服务业会起主导作用。比如说，在欧洲一些国家，服务业已经占了80%的劳动力总量，而工业占据17%，农业占3%。

中国服务业就业占比提升空间大

　　中国正在进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结构性调整。在自动化、机械化水平提高的背景下，制造业就业肯定会减少。“三去一降一补”涉及的企业会有人下岗，但他们不会失业，因为服务业领域还需要大量劳动力。换言之，劳动力会在产业间流动，不会出现大规模失业。欧美发达国家也经历了工人从工业领域转向服务领域的过程，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超过70%，而中国则不到50%，提升空间还很大。

　　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趋势下，关键是“中国能做些什么，中国的政府能做些什么，来提高中国平均的劳动生产率”。

　　第一，从三个方面推进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提高劳动力自身的生产力水平；其次，推进向“高效”转变的结构转型；再次，提高技术。

　　第二，解决中国GDP投资存在大量浪费的问题。中国目前的投资大概占了GDP的45%，而美国和欧盟的投资大概占GDP的20%左右。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超过欧美国家，但质量欠佳，同时存在大量浪费的情况。

　　第三，解决中国研发能力滞后的问题。日本GDP超过2.5%为私企科研投资，德国接近2%，中国只有约1.4%。与发达经济体比较，中国在研发方面是滞后的，这种滞后主要不是存在于国家政府主导的科研，而是私企与大学中的基础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