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三十年所知道的那个国际秩序正在瓦解。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世界正在发生重大的变革。从比较视野来看，世界是一幅“东边日出西边雨”的画面。“东边”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始被一些人视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而“西边”的发达国家，以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却出现民粹运动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

　　然而，变化的不仅仅是对“全球化”的态度。在我们的分类话语体系中，美国、英国、欧盟成员国等被称为“发达国家”，这个“发达”其实就暗含一种它们已经“发展好了”的意思；而其他国家，被称为“发展中国家”，意思就是这些国家仍然需要好好“发展”，其实也就是欠发达的意思。在形形色色的发展规划中，主要是“发达国家”伸出援手、承担责任，去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

　　但回顾过去一年里发生的一个个黑天鹅事件，尤其是看到特朗普信誓旦旦地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要在美国修路、建厂、更新基础设施的时候，笔者突然意识到：“发展问题”不再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任务，而是重新成为“发达国家”的一个核心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了“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核心议题。

　　笔者不是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已经被抹平，更没有说从此发达国家不再需要承担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笔者也非常清醒地知道，所谓“发展中”本身是一种相对的概念，那些“发达国家”一直存在诸如贫困、社会不公、基础设施滞后等“发展问题”，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也从来不是只针对“发展中国家”。但是，对那些“发展好了”的国家来说，可能在过去数十年的时间里，“发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地成为它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巨大困扰，进而剧烈地搅动着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舞台。

　　这种困扰的根本来自于发达国家自身日益加深的不平等和难以消弭的族群冲突，但也不能忽视来自于那些“后发优势国家”的刺激和追赶。“后发优势国家”的意思是说，那些“后”发展的国家，可能反而有一些“优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修机场，早修机场的国家，可能还没法使用最新的技术和设计；但一个新兴国家却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以及其他很多人，会抱怨美国的机场看上去就像是“第三世界”。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年里，“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变慢，“发展中国家”中的后起之秀发展速度加快，这一“快”一“慢”的两条曲线，终于在今天开始产生一种叠加效应：不管是发展了的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站在了同一个路口，共同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

　　毋庸置疑，大家并没有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新一轮的科技变革以及伴生的商业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发展中的差别。在重大领域取得科技创新上的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的后起之秀们能否真正追上发达国家的关键。

　　但更重要的是看哪一个国家能够在新的大变局时代里，形成真正有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政体”。所谓市场政体，指的是权力、市场、社会与境外力量之间所形成的格局。事实上，“发展主义”的研究，在上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迅速发展的时候曾经如日中天过，当时的许多研究讨论的正是这些国家的独特体制与经济大发展的关系。虽然时过境迁，“发展主义”已经辉煌不在，但体制与发展的张力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可以想见，围绕发展议题产生的冲突，将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和政策争辩的一个新热点。围绕“价值”的政治议题也许仍然会火爆，但更根本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之所以强调“大”，是因为在这之前，对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生活，可以是平静的、安逸的，甚至有点死气沉沉的，有那么一些“发展”，可能也是在过去已经发展好的机体上做一点修修补补的工作。但今天他们所面对的那些问题，仅仅靠一点点常规的发展已经无法弥合。

　　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想起比尔·克林顿的那个“重要的是经济，笨蛋”的著名竞选口号。但我想强调的是，除了经济与科技，体制创新问题才是根本——即便对于美国这样的所谓“巩固的民主国家”而言，奥巴马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受到的掣肘、最近特朗普遭受的种种质疑，都表明美国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与他们的发展愿望之间，存在着一道需要去跨越的鸿沟。

　　因此，在关注科技革命、商业创新给新一轮全球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同时，我们还要把目光放到政治和社会创新上。如果“发达国家”的市场政体并不是最好的话，那么，“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走出一条真正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特殊道路？政治谋划和智慧可能是当权者要去考虑的大事。作为社会学的观察者，我寄希望于来自基层的社会创新。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后起之秀们来说，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如何实现更加公平的分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培养的太多“高材生”，都跑去学习如何赚钱，而我们现在紧缺的，是那些真正懂得如何花钱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