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届新政府可供观察的内容都所不同，但没有哪届新政府能比自诩颠覆性的特朗普团队更与众不同。这可能是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于1933年“大萧条”中期终结共和党执政以来，思维变化最大的一届美国政府。从某种程度而言，特朗普的上台似乎呼应1981年里根接管国家大权。自然地，媒体将目光聚焦在变化层面??什么是新的。但连贯一致的事物也是有的。为了给您的观察“加点料”，我想谈谈一些连贯一致的事物。

首先，每个取代反对党的新政府都带着竞选激发而出的高昂情绪入主白宫。精力充沛到狂热一般，这是竞选过程中兴奋的延续。那些一起乘坐竞选专机的人被给予充分信任，其他人则不然。继任者狂热的激情可以变得深有感染力，也可以变的很可怕。但新政府很快就会发现执政显然就不如竞选那么有趣。

其次，新团队借着“钟摆”效应入主白宫的，而这“钟摆”正摆得离上届政府的政策越远越好。因此新政府将很难承认上届政府的积极贡献，并且在政府的每一个层面都看到改革的需要。巴拉克·奥巴马很弱势，唐纳德·特朗普则很强势。奥巴马憎恨普京，因此他另辟蹊径，表现得似乎毫不在意普京的一举一动。奥巴马为了达成气候变化协定而迁就了习近平，因此他无视上述协定，转而向习近平提出新的要求。

再次，执政需要辅助。特朗普有一大优势。选民表现出的对希拉里·克林顿及奥巴马执政记录的反感让共和党人获得自1928年以来对政府最广泛的控制：白宫，参众两院，很快将出现的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以及（一共50名中的）33名共和党州长。由此，特朗普在推行内容广阔的立法日程上前景光明。

但特朗普的议程必须与国会领导人的议程相吻合。他们彼此需要。但国会整体上偏离常态的激进程度要比总统特朗普小得多。这从前议员、州长迈克·彭斯（Mike Pence）被选为副总统上便可窥一二。蒲博思（Reince Priebus），这位从与国会打交道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成为新任白宫办公室主任亦是如此。

要记住，特朗普直到最近才成为共和党人。以前对共和党人而言，“妥协”二字可能一直很不让人中意。但如果为了创造政治遗产，最初竞选成功的势头被利用殆尽，那在不远的将来共和党人将会势必妥协。顺便提一句，这种势头并不会长存。

第四，竞选有时会从互相之间有对立或有竞争关系的拥护者那里获得支持，但他们都期望获得回报。里根执政早期，他看上去有三位办公室主任，埃德文·米斯（Ed Meese）、迈克尔·迪弗（Michael Deaver）和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这种情形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最后贝克胜出。特朗普已指定四名政策要员，负责贸易这一他在竞选中的首要领域；不过，要弄清上述四位中究竟哪一位发言最具权威尚需时日。如同贝克那样，我会把筹码押在最有经验、最有学识的那一位身上，打赌那一位会最终脱颖而出。

第五，主流媒体在这次选举中选边站的情况远胜以往任何时候，而且似乎拒绝接受特朗普的胜选。这让《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CNN）这些特朗普的反对者被踢出了能获得内情的圈子。如果你依靠这些媒体来了解幕后的进展，你很可能会被误导。似乎《华尔街日报》和《福克斯新闻》才是被授予能掌握内部消息这一特权的媒体。

这就导致了有关内阁以下级别人事任命谣言和八卦四起。而正是依靠这些级别的官员，政府未来的大量必要工作才能得以完成。而最近未经报道的要事是国会相关委员会的关键职员就任。尽管你读了很多有关潜在内阁成员的消息（这些人长期游离于政府之外，有着或成功或失败的复杂记录），但政府内的工作职位正在被相对年轻，有经验的专业人士占据（这些人将最终长期留任）。尽管与克林顿站一队的建制派共和党人可能不得不被冷冻一段时间，但还是有很多人能挑担子干实事的。

最后，上述新旧总统过渡的所有特征都继之以政策过渡这一特征。尽管总统的个性仍然重要，但是随着时间流逝，政府需要积累成绩，因而政策议题将更少依赖个性，更多地依赖于处理长期的现实状况。中俄并未淡出国际舞台，全球变暖趋势也尚未逆转。危机必须要化解，联盟和友谊也必须要巩固。这些问题的处理并非对于总统而言并不能一蹴而就。

如果特朗普能通过立法实现其开出的减税、减少监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军事现代化的“药方”，美国复苏的经济动能将推动其总统任期稳步向前。

特朗普的推文似乎还会持续下去，但观察者很可能会习惯这一情形。而相较于抨击，特朗普可能将会有更多的可吹嘘的事情。

从贸易、金融到区域安全与技术合作，美日同盟自冷战结束之后发生了极大转变，从以遏制前苏联为单一目的的同盟关系发展为意义更为深远的伙伴关系。但是亚太地区长期以来的安全问题和新的挑战??例如朝鲜在研发核武器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和特朗普总统发出的颠覆现有全球供应链的威胁??使得这一关系在某些层面更为复杂。

卡内基国际和平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参加红迪网“无所不答”（Reddit AMA）活动，探讨了塑造冷战后美日同盟形态的因素以及美日同盟如何在2017年和未来进一步发展。肖夫还就特朗普上任初期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访日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分享了其深刻见解。

网络空间目前仍缺少一套明确的规则。关于国际网络空间规范的讨论将有助于推动这一领域实现更大的稳定。在众多国际性论坛中，专家们已经着手研究制定能塑造网络空间中国家、企业、以及个人行为的规范。随着“塔林手册2.0”的发布，联合国新的政府专家组会议和全球网络稳定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Cyber Stability）会议的召开、以及网络空间全球会议在印度举行，2017年将见证网络空间规范制定方面的重大进展。

为探索国际网络空间规范如何演变与运作，以及它们能怎样使网络空间更加友好，这一领域内四位领军人物在卡内基和平研究院展开了讨论。他们分别是：米歇尔·马尔科夫，他一直处于推动在美国国务院践行网络空间规范的最前沿；保罗·尼古拉斯，微软全球安全战略与外交团队的领导者；以及玛莎·芬尼莫尔和邓肯·霍丽斯，网络空间规范方面的两位全球顶级学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蒂姆·毛雷尔主持本次对话。

从巴西到尼日利亚，很多民主国家里罪犯们经常通过投票箱跻身政坛。在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多达三分之一的当选政客都遭到犯罪起诉。犯罪与政治之间的关联诱发了一系列复杂问题：自由与公平的选举怎么会与猖獗的犯罪行为共存？为什么诸多政党会积极招募那些具有行为不端的声誉的候选人？为什么选民会选举??并且通常还会再度选举??这些人？

在其开创性的新书《印度政治中的金钱与肌肉》（When Crime Pays：Money and Muscle in Indian Politics）中, 米兰·瓦希纳夫带领读者深入犯罪政治家的市场。借助竞选过程中的实地考察、大规模调查以及空前的关于政客们犯罪记录的数据，瓦希纳夫就其在民主国家薄弱环节的内在运作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探讨。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威廉·伯恩斯为本次讨论致开场白。《华盛顿邮报》记者伊山·塔鲁尔主持讨论。

日本在2017年面临诸多尤为重要的国内及国际议题，其中包括与特朗普政府携手打造新的同盟战略。特约嘉宾船桥洋一，国会议员华金·卡斯特罗与来自学术界、媒体和非盈利机构的顶级专家一道，就2017年可能会对日本造成影响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安全、社会议题以及它们对区域关系的影响展开分析。

在国际议题方面，与特朗普新政府携手打造同盟战略尤为重要，同时需要应对朝鲜日益增大的威胁，促进与包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等在内的诸多合作伙伴之间的经济与外交合作。

在国内事务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继续集中精力通过“安倍经济学”的政策来改善日本经济，也可能会受到诱惑而利用其相对政治优势举行众议院选举并/或推进已提议的针对日本已施行70年的宪法的修正案。

本活动由华盛顿日美协会（Japan America Society of Washington DC），笹川和平财团（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和全美日美协会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Japan-America Societies）共同主办。

美国政府在中国提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议题上应对失据：误读了诸多盟友的意图以致于最终处于极为孤立的状态。为什么美国政府会表现如此糟糕？美国有无可能更好地处理这一议题以及未来中国倡导的类似提案？本文作者提出回答上述问题需要对中国在当代国际局势中的角色和中国崛起所带来的 挑战有更为均衡的理解。 作者提出当今中国虽然是具有破坏性的势力，却不寻求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与毛泽东时代不同，中国目前是勉强的现有秩序参与者，虽然是现有国际组织的成员，却时常对这些组织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态度以及不满情绪。

虽然美国政府欢迎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并试图将中国更好地融入现存的国际秩序，但是中国在处理其与国际组织关系时的三个特征使得美国固守现存国际体系非常吃力：首先，中国并不衷心认同二战后创立主要国际组织的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价值；其次，中国尽管加入了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但也在积 极支持这些组织的潜在替代组织； 其三，中国期望现存的国际组织能够适时调整，给予中国更大的话语权并相应地削弱西方民主国家的影响力。

但美国应对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的最大挑战不在全球性国际组织，而在亚洲。中国在塑造亚洲秩序上的影响力日益突出，这既与该区域长久以来 的“泛亚洲主义”情结和理念有关，又得益于中国成功地将自身在改革亚洲秩序上的需求与印度的相应需求相匹配（印度与中国类似，也不愿意永远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扮演次要角色），还与中国娴熟地借用其它国家在区域发展上的倡议有关。 这一现象意味着亚洲区域国家在促进投资和经济合作上日益相互依存，而不是寻求西方国家支持。

对于美国的决策者而言，要更好地应对这一局势就需要美国不花费过多精力被动地随中国起舞，而是主动地利用美国的优势，与区域伙伴一同积极地塑造区域乃至世界秩序。具体而言，美国需要更谨慎地选择与中国的发生冲突的领域，不对中国的倡议一概而论，一味反对；其 次，美国需要避免强迫盟国和伙伴在无关美国核心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议题上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其三，美国需要在其核心利益所在的领域内（譬如贸易）投入更大的精力； 最后，美国需要认识到国际体系如果不能容纳快速成长的新兴大国将无法正常运转，所以美国需要在调整现有秩序的同时更好地促使新兴大国在诸多具体议题上用非传统地方式进行合作，也促使它们进行相应的自身改革。

怎样因应中国崛起的海洋力量？本文作者提出美国新政府必须继续向亚太地区“再平衡”，但是需要采取比奥巴马政府更为迅速，坚定的措施。

作者认为美中两国已经陷入了长期的战略竞争状态。对于亚洲的海洋秩序，美国的核心目标是保卫航海自由，遏制冲突与胁迫，以及促进各国遵守 国际规则。航海自由是二战后支撑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和贸易秩序的最关键要素，任何美国政府都应该竭尽全力维护。另一方面，因为中共领导人将海洋议题上升至主权，历史，和国家尊严的高度，所以中国在这一领域让步的可能也非常微小。两国目前的相关立场都已达到难以松动和调和的状态，长期对峙无法避免。

尽管美国的总体军事实力优于中国，中国仍有可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安全承诺，美国无法在 亚太地区投入其全部军事力量；其次，亚太地区远离美国本土而中国享有主场优势；再次，中国正投入巨大精力建设海军和海上准军事力量。亚洲各国都已感受到中国迅速崛起的军事实力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航海自由的准则也受到威胁。

冷战之后由于美军实力鹤立鸡群，美国领导者逐渐变得优柔寡断，惧怕作出有风险的决策。在南海议题上也同样如此。奥巴马政府绵软的回应导致中国有恃无恐，得寸进尺。那么美国新政府应当如何因应呢？作者提出最为根本的是美国领导人要转变思维方式，大胆迎接风险，将风险视为大国竞争中无法避免的要素，并且巧妙利用风险向中国政府传递在南海问题上予取予求将招致有力 报复， 对中国国家利益有害无益的坚定信息。具体而言，美国海军应对大幅增加在南海的海洋自由航行行动次数至国际法允许的上限，虽不大张炫耀但也不事先向中方通报，并且停留足够的时间；其次，美国海军应当依照“分散杀伤力”理念使所有水面舰艇都有一定的作战能力，这将大幅增加中方的因对风险，耗费其资源，从而达到限制中方监控美军行动的能力，迫使中方在发起挑衅前反复斟酌的目的。

当面临外来挑衅时，政府是否会控制媒体进行强硬的宣传活动以激化民族主义情绪？本文试图通过研究2014年南海石油钻井平台危机期间越南政府的宣传策略这一案例来探究这一问题。

在国际关系紧张时， 政府往往会操控媒体以达到合理化官方政策，抑制批评政府的声音，维护政府形象等目的。这一倾向在民主与专制国家都有体现，但在专制国家或民主不成熟的国家，媒体内容通常就遭受更严厉的审查，尤其是在外交政策这样敏感的议题上。统治精英在很多情况下会煽动排外民族主义情绪来达到战略目的，显示政府严肃对待特定议题的态度。

学术界通常认为如果政府在处理国防外交议题时面临以下四种情形，那 么其挑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可能将大为增加。这四种情形分别是：首先，该政府本身的政权合法性脆弱；其次，与发生纠纷的另一国家在历史上爆发过战争或冲突；其三，不利的地缘政治因素；最后，民间敌意的存在。在这一案例中，上述四种因素俱存。首先，越南作为一党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始终在政权合法性议题上面临挑战，尤其是在近几年经济发展速度回落的情形之下；其次， 越南在历史上和中国爆发过很多次战争及冲突；其三，中国近年来迅速膨胀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使得中国威胁论在区域内大行其道；其四，越南民间对华敌意根深蒂固，且在近年来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有激化倾向。

那么越南政府是否与学术界的预测一致，在2014年危机期间采取了强硬的反 华宣传策略以激化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呢？通过分析越南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国营媒体《青年报》（Thanh Nien News）对2014年危机的报道，作者提出这一假设并不完全成立。虽然越南政府明确地通过媒体采取了宣传活动以反对中国在南海的动 作， 但是越南政府谨慎地避免了过度激化民众的反华情绪，并且试图将民众对中国的愤怒情绪引导转化为保持国内团结一致，相信支持政府的氛围。但是通过研究越南网民对媒体报道的评论，作者也发现公众对于危机的反应与政府存在落差，公众的反应更为情绪化，而且更加希望采取对华强硬政策。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大力集中权力，并发动了中国后毛泽东时代最大的一次意识形态运动。作者认为这一运动结合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列宁主义元素。运动力图某种程度上恢复自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日益薄弱的信仰。 同时，由于民族主义是赢得中国民众忠诚度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中国共产党大力挑动民众民族主义情绪，将自身标榜为国家利益和尊严的守卫者，从而将对党国体制的批评和不满都污名化为对国家的攻击。但高涨的民族主义也可能导致民众在中共的外交政 策显得软弱时演化为对政府的批判。为预防这一情形，这次意识形态运动还着重强调列宁主义，希望使其成为党员和中国民众的行为准则，无条件地遵守党的政策与纪律。

习近平主导的这次意识形态运动力图重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在实施过程中习近平采用了毛泽东时代的语言，手段和策略，试图防止西方价值观在中国的进一步扩散。媒体和高校成为这次意识形态运动的主战场。习近平和中共宣传部门大力收紧对传统媒体，新媒体，社交媒体以及互联网的控制，企图进一步打压已极为有限的新闻自由，将媒体重新塑造为党的喉舌，同时全面压制互联网上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声音。在高校方面，运动将社会科学学科教育视为主要目标，企图收紧西方思想在高校的影响，提振知识分子对党的忠诚度。

习近平的意识形态运动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展开，试图先发制人，压制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所可能导致的社会动荡。目前为止这运动的效果喜忧参半。尽 管其成功地达到了让社会噤声，共产党独尊的效果，却无法提升民众对中共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和忠诚。而且这一运动很可能带来恶劣的后果：疏远互联网用户，造成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同时使得中国的商界，知识分子以及科学家更加难以自由地开展活动与研究，从而延缓中国的经济转型。

作者判断，即便习近平成为自毛泽东后中共最有权力的领导人，他也无力将中国带回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驱动的社会压制也不可能成为解决目前中国面临的问题的药方。习近平大力推动意识形态运动恰恰也暴露了中共政权目前的脆弱性与不安全感。

“灰色地带”事态对于日本而言主要指中国围绕钓鱼岛／尖阁列岛展开的“反应式强硬”动作――中国动用民事或准军事力量挑战日本对该争议岛屿的实际管辖。尽管这些挑战可能不构成军 事攻击，却模糊了执法与军事活动之间的界限，给日本因应中国的相关活动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因为在日本执法部门和军事防卫部分权责与 界限划分极为清晰，对于中国这些介于民事和军事间的动作，日本方面应当由哪一部门来应对（日本海岸警卫队或海上自卫队）？日本的海岸警卫队和海上自卫队怎样最好地相互协调？在紧急事态发生时，日本海岸警卫队与海上自卫队怎样保证职责地有效移交而不让事态升级至军事冲突？怎样保证海岸警卫队和海上自卫队能拧成一股绳，有效震慑中方挑衅？这些问题对于日本而言都十分棘手。

作者认为目前日本海岸警卫队和海上自卫队的协作程度有限，存在诸多阻碍两机构间协作的因素。它们包括：首先，海岸警卫队，海上自卫队以及警察间存在强烈的竞争关系，不愿意其他机构介入本机构的职 责范围；其次，日本缺乏明确界定各机构在应对“灰色地带”事态时角色与程序的法律框架，而通过相关法律框架不仅会在日本国内，也会在周边国家引起反弹；其三， 海上保安厅法第25条规定日本海岸警卫队是纯民事的法律执行部门。海岸警卫队对此规定严格遵循，不愿意介入军事活动。

为改善这一局面，作者提出日本需要从法律与实务运作两个方面进行努力。法律层面日本需要进一步澄清界定“灰色地带”，为机构间的协作提供法律基础。实务运作方面，首先海岸警卫队和海上自卫队内部要进行改革，将机构内管理，沟通，和运作等体制朝着同化的方向努力，从而为协同合作打下基础；其次，两机构间需要大力加强应对“灰色地带”事态的训练 和演习；其三，日本海岸警卫队目前的人员和硬件在应对“灰色地带”事态上力有不足，需要大幅提升。

中国民族主义正在崛起――这是自90年代以来关注中国的学者，媒体，政策制定者普遍接受的观念。基于这一判断，美国学界和政界担心崛起的民族主义会绑住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的手脚，迫使他们推行强硬的外交政策，甚至挑起军事冲突。但作者认为，尽管中国民族主义在崛起这一判断被普遍接受，到目前为止系统性的衡量中国民族主义强度的研 究却极为匮乏。

因此，作者利用在北京地区展开的一系列调查的第一手数据，进行了五组测试以衡量中国的民族主义自2000年早期以来的强度变化。这五组测试分别衡量了受访者国家自豪感和对政府的盲目支 持的程度，受访者与日本人、美国人相比的身份认同差异，受访者中对美日激进看法的普遍程度，受访者对其他主要国家的亲密感或敌意，以及民族主义情绪与年龄层的关系。研究显示，受访者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未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绝大多数指标在2009年后呈现下降趋势。同时，中国的年轻人也并未显示出比年长者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作者提出，对于其发现有两个可能的驳论。第一，尽管其未呈现上升趋势，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要高。作者指出2013年其他学者的调查并不支持这一判断，要做出这一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尽管中国的民族主义未崛起，但中共的排外宣传正在加强，因此民族主义可能会在此影响下上升。但作者通 过分析《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中“外国敌对势力”一词自1988年后出现的频次后指出，习近平治下这一词汇出现的频次并未出现显著变化。同时《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之间这一词汇的使用次数在2014年后分化（《解放日报》的使用次数明显高于《人民日报》），显示出比起社会大众，习近平可能更加担心外国意识形态在军队中的影响。

作者认为，其发现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第一，它显示中国在近年来似乎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并不可能是由上升的民族主义驱动的，研究者需要从其他方面入手来解释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向；第二，它显示中国领导人不太可能基于国内民族主义的考虑而挑起军事冲突；第三，中国研究者需要自我反省，检讨学术界流行的所谓普遍看法。作者也提出比起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 制，比起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精英领导阶层的民族主义以及其影响政策的途径应该更加值得注意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