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描述了君子和小人这两类人，有人认为当今社会中，小人比较多。但是从比例上来讲，我认为还是君子多，因为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如果小人多的话，我们国家早就灭亡了，君子还是占绝大多数。我们一定要有王阳明那样的心态，如果自己认为谁都是小人的话，首先你问问你自己是不是小人?王阳明讲，我看到满街走的人都是圣人，满街走的人看到我也是圣人。这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看到，每一个人都有成圣的可能。
为什么我要讲国学?是因为我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圣贤，只有这样才是对人生积极健康的态度。对于孔子讲的君子和小人，是在当时已经看到的现实。春秋之世，诸侯争霸、列国纷争，各种惨烈的现象使他感到，需要树立一个君子的徽号，能够坚信确守仁义礼智信的一批人。他这个徽号，使人们对自己有所警觉，是不是小人，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所以写《春秋》，也是要表彰那些贤能忠良之士，对一些奸佞之徒予以鞭笞。我想就孔子本人来讲，他是非常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仁人的，“我欲仁，斯仁至矣”，只要你想做一个仁人，仁义的事就在旁边，就看你做不做。
君子和小人，在《论语》和孔子的其他著作里经常提及，成了两个符号。君子应该是什么，他的道德观是什么，他的行为准则是什么，他所持守的内心的自尊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是君子，什么样的人是小人呢?君子成人之美，小人成人之恶。君子是帮助别人做好事，为己之学，以利于他;而小人就怕别人好。
两千五百年前和两千五百年以后，虽然历经长久的变化，可是从人类的本性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对君子的要求和今天对君子的要求，我想没有太大的差别。对小人的判断在今天来讲，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比方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现在你看到一个人，一天到晚在阴谋计算，在搞鬼名堂，这些都是小人之行。这个在古代就有，小人是千古不变的。君子也是千古不变的，君子一般都比较坦荡荡，君子和小人一定有个本性，这个本性是，君子就是君子，小人你要叫他改也难。你说他十年前是个小人，十年后成为一个君子了，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先例。
君子和小人的本质性的分野，宄竟在哪里呢?本质就是仁义礼智信，君子能做到。不仁不义不礼不智不信，就是小人。其实大家学君子和小人，特别想知道，什么人一看就是个小人。就是能够知道，他这个本质性的东西，你就能够有一个定位。因为我是画人物画的，但凡一个人到我面前，我先看他的相，看他走路的姿势，然后他一张嘴，我就大体上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少。他再一吹嘘，更显出他的陋，再让他去做一个事情的判断，他可能是个小人，不是奸佞之人。可是奸佞之人，你不太容易发现。大奸若忠，你看他高谈阔论，没有小人之形骸，可是这个人奸诈，这就要看他的微妙的动作了。
孔子在清贫时保持自己的操守。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举个《元祐党籍碑》的例子。当时章惇、蔡京写了《元祐党籍碑》，这个文章的文采非常棒，字也是好文字，可是内容极坏。他当时叫各州郡都要刻，当时有一个叫安民的刻工就不愿意刻，他说人们都讲司马光是君子，我怎么能刻这个碑呀。后来蔡京大怒要杀他，他说：“好，我可以刻，可是我有个要求，刻完以后不要写我的名字，否则我没有面目见后人，会很羞耻。”这是一个弱者的反抗，他最后反抗的底线是，不要让他的名字遗臭万年。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也可以看到，为人处世要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的底线不可以动摇，所以讲“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种弱者的反抗，其实在现代战争史中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向丹麦刚发了三炮，这个国王就投降了，因为民族英雄只属于大的民族。当时这个国王讲，“我们要安徒生，不要民族英雄”。他这句话使丹麦成为一个中立国，这个国王实际上是个弱者，但他有弱者的反抗，他当时就接待了很多犹太人到丹麦去。希特勒知道了就说，凡是犹太人，都要戴一个黄袖套在街上，这个国王自己戴了个黄袖套，骑了匹马，在哥本哈根走了一圈，全哥本哈根的人都戴着黄袖套。一个弱小的民族，保护另一个受欺凌宰割的民族，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场景。我非常感动的是，这个投降的国王的雕像现在依然耸立在哥本哈根。
孔子对安贫乐道的弟子，比如颜回是赞叹有加的。其实颜回的生活是比较寒酸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用一个竹萎装点儿米饭，一个水瓢喝点儿水，这是很寒酸的，人家感到他很忧愁，他感到很快乐，孔子也称赞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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