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在2016年，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成中文版本在港出版（该版本不能在中国内地和台湾出版发行），胡祖六参与了译校。

　　周末再次系统读了这本书，除了众所周知的白洋淀和京津冀，其实，保尔森透露的其它故事和中国领导人想法，同样极具趣味性和参考价值。

　　书中记述了一次交谈。

　　“在中国你永远是受欢迎的，你的意见也永远会受到重视，”王岐山对我说道，“你知道如何成事，”他说。

　　而在书后，保尔森长长的致谢词中，有这么一句：

　　“我深深地感激朱镕基的亲切帮助，他让我使用了他保留的、我们之间举行过的一些会议的记录。”

　　这些内容的价值不言而喻。

　　美国前财长为何热衷帮中国

　　2014年3月初的一天，保尔森坐在一间能俯瞰波士顿港湾的豪华会议室中，接受一群金融业领袖的提问。这些男人和女人们所服务的机构管理着超过3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

　　有一个人问，汉克，你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那你为什么要帮中国？

　　“我的一生都被重大挑战所吸引，而我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也提醒着我，对美国来说，没有什么事比和中国打好交道更为重要。”

　　这个问题使保尔森突然停下来思考。三年前开始计划写这本书的时候，保尔森从没想到过某天会在一个由高级金融人士参加的会上被这样问到。“他们应该都认为帮助中国改革经济、开放市场、保持环境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正是所做的一切——也将给美国带来经济和战略利益。但这种看法正在发生改变，因为中国已崛起成为二战结束以来我们最大和最强的经济竞争对手，并且它还在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展现新的军力。因此，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持越来越恐惧和忌恨的态度，现在一些人更趋向于对抗而不是合作。”

　　今后数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和影响力很可能会达到与我们相匹敌的水平。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抓住机会帮助中国应对它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为什么要帮助我们的对手？

　　答案很简单：我们应该这么做，因为这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做法。首先，我们面临的几乎每一个重大全球挑战——从经济和环境问题到食品和能源安全再到防止核扩散和恐怖主义——只有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开始协作时，才能较为容易的解决。如果美国和中国不能联手而是互相拆台，这些挑战几乎不可能被解决。

　　夸大中国的实力，就和低估它的潜力一样，都是危险的。两者中任何一种情况都能导致我们在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做出非理性反应或犯错。

　　从邓小平1978年开始经济大改革以来，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坚持认为，中国的繁荣取决于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看不出中国有什么理由要放弃其追求外部和平与稳定的国策，为国内经济和社会进步创造良好条件。中国人非常善于学习历史。他们知道崛起大国几乎总会和现有大国形成冲突。如果习主席和其它领导人寻求与美国建立他们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那是因为他们想在获得大国地位，并在继续进行现代化和发展经济的同时，避免冲突。

　　关于这点，习在2014年做了简单明了的阐释。“我关心的主要是改革和相关问题，”他告诉我说，“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环境，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我们的道路将是和平的。”

　　美国早就过了那个甩开中国单干的年代。最可能也是最合情理的情况是，中国能对现有国际规则进行调整以适应自身国家利益，而不是试图另创一套新的国际体系，或把现有国际规则和机构抛到一边去。

　　一些关于国企改革的聊天

　　如果说邓小平是改革的总设计师，江是邓小平蓝图的总承包人，那么，朱镕基是榔头（执行者）。

　　在中国，要想见到重要的政府官员，需要介绍人。保尔森和朱镕基的第一次会见（1997年2月25日）是时任建行行长王岐山提议和安排的。王岐山一位热情活跃的领导人，散发着个人魅力和求知欲，与人沟通的能力非同寻常，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协助中国电信上市，把其股份卖给公众，意在成为下一个雄心勃勃的改革阶段——重组主宰中国经济的巨型国有企业——的示范和基石。这是当时将是中国国企最大的IPO。

　　紫光阁的会见。

　　我碰巧看了一眼朱在厚地毯上穿着黑鞋的脚，注意到他的外裤管下露出了秋裤沿。我说过他是个很务实的人，那时候北京的老办公室有穿堂风，常常很冷。

　　中国电信的IPO体现了朱镕基的铁腕，他意在让中国电信成为国有企业重组的样板。

　　高盛接到中国电信的业务，部分原因是因为拒绝了另一桩生意。中国邀请高盛和建行组建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但只允许高盛拥有约三分之一的股权。高盛拒绝了。

　　当1996年9月，时任建行行长的王岐山来到纽约高盛办公室，提出希望高盛牵头中国电信的IPO。

　　保尔森大为诧异，摩根士丹利是你们的合资伙伴，我不明白你们怎能来找我们。

　　我理解你的意思，王说得很简单。但是我已经决定跟高盛合作。

　　为什么中国人对摩根士丹利不满？保尔森感觉是文化和沟通的问题：双方组成合资企业时的期望不同，不完全了解对方想要什么。也许摩根士丹利想要营运一家成功的当地企业，瞄准的纯外资银行不能碰的中国生意。合资企业给了这样的跳板。王岐山想的是更大的事情：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后来，一位中国的顶级交易行家向保尔森解释说，一开始王岐山就不太在乎中金公司是不是赚钱，衡量成功的标准是看中金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改革。

　　中国电信IPO过程中，朱镕基在一次会议中用典型的坦率语气对保尔森说，管理落后，管理要更现代，更进步。

　　但他感到自己只能走那么远。国企需要外国资本，但中国人不能放弃控制权。理由很简单，国企亏损的部分原因是工人过多，外国人掌控就会大量裁员，他估计最高回到80%。如果没有充分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会威胁社会的稳定。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安全网，同时，利用股票市场实施中国版本的部分私有化。

　　1997年10月23日星期四，中国电信公开上市交易，香港暴雨如注。当天是著名的黑色星期四，恒指那一天下跌超过10%。中国电信开盘价11.8，收盘于10.55。但中国电信已经成功融资42.2亿美元。

　　中国电信年底时，较首日收盘价上涨26%，较IPO定价上涨了13%，同期恒指上涨3%。

　　事后高盛亚洲主席伊云斯告诉保尔森，定价时王岐山反复要他别担心需求，当时伊云斯心想，这些人根本不懂交易定价。

　　后来伊云斯说自己的想法变了：也许是我根本不懂中国交易定价。

　　中金总裁方风雷则有别的法门：中国的迷信。中国电信在港交所的股票代码是941，中国读法的谐音是九死一生。

　　1997年11月21日，朱镕基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保尔森。

　　高盛做得很好，朱镕基对保尔森说，然后他指向边沿的伊云斯，高盛有多少伊云斯这样的人？

　　只有一个，保尔森说，他在他做的事情上全球最佳。

　　伊云斯先生，朱镕基说，如果我有10个你这样的人，我将重振所有的国有企业。如果我有100个你这样的人，我将重振整个中国。

　　就他说的这个目标而言，中国电信的交易为朱镕基发动了引擎。它是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高规格案例，是真正的里程碑。它的成功标志着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认可，也印证了朱的观点：缺乏决心、技能和新鲜视野的官僚做不了的事，西方资本市场能够为中国工业做到。

　　这笔交易同样标志着电信系统开始广泛的企业重组。这一重组将创建一个全国性的移动通信系统，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企业重组，产生出更具竞争性的国内市场。此次IPO后，政府很快重组邮电部，与其他部门合并，创建信息产业部。最终，中国有了三家大型的、相互竞争的全国性电信营运商。

　　2012年7月，我受当时的中组部部长邀请，在浦东的中国干部学院组织一场有关国际领导力的研讨会。

　　中国有很多世界级的大公司，在财富世界500强中占据73个，但在全球留下印记的却相对较少。李部长有针对性地问为，能否请到西方国家顶尖的管理人来讲讲如何缔造全球一流的公司、如何去海外收购。“我们一直在努力帮他们弄明白如何走向世界”，他告诉我，尤其是走向美国。

　　短短三个月，李召集了92个中国企业老总。他们几乎所有人都穿着黑色的宽松裤和短袖白衬衣；所有人的名片上都印着党内的职务，而非行政职务。

　　这是一个代表中国企业精英的群体：这些高管有才华、有雄心，受过良好教育，也意志坚强。我被他们的专注和精力所打动。我和很多美国的高级经理人开过会，会场上半数人在看智能手机，对会议不理不睬。但是这群人都在认真听、记笔记，还问刁钻的问题。在德意志银行的CEO发言后，姜建清针对他曾在安联集团的经历问道，你们收购了德累斯顿银行。可为什么收购失败了？是因为外部因素吗？还是因为一个保险公司管理不了银行？

　　在那天的晚宴上，中化集团的董事长刘德树说，模糊之处很多。我们是向国资委负责？还是向普通股东负责？抑或是向全国13亿人民负责？如果每个人都是股东的话，谁也不是股东了。

　　第二天，我在午饭的时候把这个观点告诉了傅成玉。他给出了一个实用的观点，他说帮政府就是帮公司，因为政府最终会投入资源来支持自己的政策。“我和股东讲，在服务于他们和服务于国家之间一点也不矛盾”，他说，“任何时候只要是国家战略，就意味着巨大的市场”。

　　陶氏化学的CEO的建议很直率。他的公司在中国有很大的生意。他说：要从你不能赢的生意里撤出莱。你不需要补贴。吧束缚国有企业的枷锁扔了吧！

　　在此后，傅成玉问了一个问题：我们的体系和全球化不适应。我们不能从国外雇用员工。我们在创造价值的同时，得和已有员工打交道，不能解雇他们。我们无法从现在一步就跨到未来。你有什么建议？

　　我从他的措词中感到，他与其是说给陶氏化学CEO听的，还不如是说给李听的。我朝李看过去，他坐在前排，正在点头，微笑。

　　想想看中海油特立独行的董事长傅成玉是如何换工作的吧。一天晚上，傅接到一个电话，让他第二天早上去中石化总部报到，就任董事长（他的前任调任福建省代理省长）。当傅提出来说，他想在正式宣布前礼貌地通知一下他的董事会同僚们，结果被告知已经来不及了。他最终勉强达成妥协、允许他继续担任中海油临时董事长，直到有人替代他，这样董事会就可以通过正式程序来批准对他继任者的任命。与此同时，傅已开始在中石化工作，只被允许带自己的司机过去。他的私人助理在几个月之后才去和他会合。此后，再也没有别人跟他过去，因为这不在计划之内。

　　党在培养未来领导干部上所做的努力以及投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所面临的困境。虽然花了很大力气，但如果真心想让国企成长为国际领先企业，还没做最艰难的事：那就是想办法松开他们的手脚。

　　“由于既得利益的阻扰，国企改革是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的。”刘鹤在一次长谈中对我说。那次会谈是我2014年7月访问他位于中南海对面办公室里进行的。“目前改革进展不是很快。我并不担心速度问题。改革措施的可靠性和质量才是我担心的。”

　　在中国做生意的经验故事

　　闯入新市场的关键是，与最重要的客户建立牢固的关系，以树立品牌。高盛进入中国始于香港，早期保尔森遇见的一位极重要的商人是董建华。

　　董建华当时希望开发一块北京黄金地带的地产——东方广场。位置好得不能再好，位于长安街和王府井（16.280, 0.00, 0.00%）大街交界处，距天安门广场一箭之遥，可说是中国最好的地产。

　　为了熟悉着中国市场，保尔森问董建华，高盛能否跟着他一起投资，他答应了。

　　1992年，董建华和其它几个投资者飞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江谈这个项目，保尔森也跟着去了。他是一行人中唯一的西方人。

　　和江会面的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江开始对保尔森说英语，一口气说出许多美国公司的名字，像通用电气、波音和IBM，并强调中国采用美国会计标准的重要性。他看着保尔森的眼睛说：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保尔森差点笑出声来。后来他说，他不是很确定美国政府领导人能否像这位地道的共产党人一样，这么简洁的总结资产负债表。

　　1991年的一天，保尔森第一次见到李嘉诚，同行的高盛驻香港的曾国泰。李嘉诚的核心副手霍建宁是曾国泰的香港高中同学，安排了这次会见。

　　李嘉诚的直率和敏锐令人印象深刻。精明、老道，视野涵盖全球。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但也是个现实派，十分实用主义。后来保尔森，慢慢了解到，李嘉诚是个极为明智的生意人，从个人身世了解到所处的世界既不确定又常常波动，所以珍视现金和流动性充足的保守型资产负债表的价值。

　　这次会面，李嘉诚请求高盛花200万美元在星空卫视投放广告。这是刚二十出头的李泽楷刚刚创办的。李嘉诚肯定不需要这笔钱，这个数字本身对他来说是个小钱。当时保尔森就视之为一种象征性姿态，但这个姿态对李嘉诚很重要，因为他希望儿子的第一笔生意获得成功。

　　午饭后，李嘉诚送保尔森到电梯口，并跟其一起下楼，这个举动甚是礼貌和亲热，保尔森也很快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亚洲来访者。

　　谢谢你，保尔森先生，李嘉诚在保尔森跨进车时说，我很高兴高盛将向星空卫视投放广告。

　　回去后同事立刻告诉保尔森，李嘉诚耍了他一把。但是，高盛来香港已经来晚了，保尔森的结论是，如果高盛想跟上节奏，有所成就，就需要一个承诺。他期待，这么做讲带来与李嘉诚及其家族的未来交易中的投资机会，以及竞争投资银行生意的机会。

　　保尔森把这事看做这一方向的第一步。他也是这么对高盛管理委员会解释的。这不容易说通。高盛的重点在机构客户和公司客户，对大众做广告没有什么意义。但最终委员会同意了，高盛支付了200万美元买下星空卫视的广告权，然后捐给了香港的儿童癌病基金。

　　结果，很快高盛就做了来到香港后一笔重要交易，帮助李泽楷把星空卫视卖给了默多克。

　　这是笔精彩的交易，默多克进入了亚洲，李泽楷在公众眼中的地位立刻上升，证实他是具备精明生意人的素质。他这笔赚了好几倍，开启精彩的创业之旅。

　　随后，高盛为李嘉诚及其公司做了相当多的事情，在许多生意上帮他融资、收购和出售。仅仅一个200万美元的承诺并没有为高盛赢得这些委托。李嘉诚是个太精明的生意人，他可不会这么做。高盛需要靠表现赢得每一份工作，但那个承诺的确使得高盛做到了桌子旁，从而能去争取生意，而且也帮助建立了高盛在香港的名声，以及后来在中国大陆的名声。

　　这不是说，高盛达成的交易都是期望的，或都是运作出色的。东方广场，即天安门广场旁黄金地段的巨型开发项目，经历了许多反复，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有争议。李嘉诚取代董建华成为首要投资人，他全力推动工程，项目于2000年开业。在此过程中，高盛近20%的投资份额被削减到几乎为零，只挣了很少的钱。

　　许多签署的理解备忘录毫无成效，建立牢固的个人关系对于做生意至关重要。为此，保尔森频繁去中国，尤其是最初几年。并逐渐学会了辨认出最可行的交易：既要有恰当的客户，也要有最合适的中国支持者。

　　1999年，中石油董事长马富才建立了内部IPO团队，团队主管是蒋洁敏。

　　高盛邀请英国石油公司阿莫科公司充当战略投资者，公司CEO布朗要求中国允许其公司进入中国南方身份经营油料零售业务。但中国当时正处于申请WTO的关键阶段，这一要求超出了当时的允许范围。

　　马富才开始紧张，他不希望中石油的IPO成为另一个中海油（初次IPO未能成行）。他设法找到了分管国有企业的副总理说明情况，副总理同意出具出面支持。

　　第二天，从副总理那里来了答复，但内容模棱两可：他并未明确说中石油可以把加油站卖给英国石油公司，而是说，一旦加入WTO，中国将对此类交易更为开放。布朗接受了这个模糊的承诺，同意买入此次募股股份的最多20%，最终的数字是将近6亿美元。后来，英国石油公司等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如愿以偿，在2007年跟中国石油（8.100, 0.08, 1.00%）成立了一家拥有广东500个加油站的合资企业。

　　如走钢丝一般正是中国风格，但你只能如此。在中国你不得不频繁地在灰色地带工作。你不得不凭着信念做事：尽管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中国人不能完全照你的希望那样立下字据，但他们最终会遵守和兑现承诺。信任和面子是最要紧的：哪怕他们闪烁其词，你必须相信，他们承诺了就会兑现。我跟中国最高层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打了二十年交道，我的经验是，只要某件事符合他们的最高利益，他们就会无一例外地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确保中国石油IPO成功显然符合中国的最佳利益。

　　2000年3月，在决定中国石油最终发行价格时。高盛判断价格在1.24-1.51港元价格的下端，即1.28。

　　讨论开始于当天下午7点半，马富才认为价格这么低是他的失败，不肯签字。几个小时候保尔森离席回家，交代伊云斯决定好了再打电话给他。可他没接到电话，会议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半才结束。

　　中石油和中金公司的官员用中国话争论了许久：保尔森得知他们把汉语叛徒这个词抛来抛去。大约凌晨2点，马在会议室桌子上睡着了，轮到蒋洁敏继续来谈了，他是政府指派来监督此次IPO的。

　　你们的董事长睡着了。伊云斯对蒋洁敏说，你和我在这桩交易上共同工作了两年，这是唯一可行的价格，你必须信任我，我们只能这么做。

　　最终蒋洁敏同意了。马富才醒来后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决定，但后来他对高盛一直耿耿于怀。

　　这次IPO最终融资29亿美元。

　　7年后的2007年，中国石油的a股登陆上交所，市值曾短暂超过10000亿美元，成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

　　高盛介入粤海重组，牵线人是一个熟悉的面孔，时任广东常务副省长王岐山。

　　这个事情并不合保尔森的胃口。破产重整或类似的债务重组，对高盛这样的投行是一件吃力不投好的工作。技术上复杂，工作强度大，难免产生争议；而且，即使你跟愤怒的债权人就苛刻的条件进行谈判，这种交易也需要你劝说公司采取不情愿的痛苦行动。而且债主很有可能是你自己的客户。你往往把最好的人手消耗进去，还要冒着名誉受损和得罪客户的危险。高盛没几个人的脾气适合这种对抗性的工作。我们最好的银行家受的的训练是搭建桥梁，而非拆毁桥梁，但讨论如何分担破产公司的损失时，拆桥的事情时常发生。

　　这件事的成败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大业和王岐山的个人声誉都至关重要。我起初推脱，是想确认王岐山是否明白这个挑战有多困难。但到头来，我没办法说不。我怎么能说不呢？高盛曾获得机会，主导中国的标志性海外上市交易，我们和王岐山曾紧密合作，亲密无间。所以我们同意接下这桩我认为肯定吃力不讨好的业务。业务是一个双向车道。如果重要的客户请你做困难又不大赚钱的事情，你也不能拒绝，尤其这位客户曾把中国电信（香港）的IPO这样盈利好、具有开创性的项目交给你做成了。

　　结果粤海的重组甚至比我预计的更困难。不过，事实证明，这是高盛在中国做的的极重要的事情。

　　漫不经心的观察者可能认为，庞大的中央政府是全知全能的，但北京并不总是能轻而易举地控制各省的行为，更不用说完全掌控了，尤其是广东这样充满活力的大省。

　　以过度借贷为投机而融资从来不是好事。更糟的是，中央政府完全不知道地方政府滚出了多少债务。这类投资工具已经成为各省和地方政府的蜜罐。他们靠借钱来刺激经济增长，为自己仕途发达助力，有时也放进自己的腰包。

　　1998年12月，保尔森飞到香港宣布高盛做粤海重组的财务顾问。他到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会见王岐山，并一起面对香港记者。

　　王岐山要传达的信息简单直接，即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粤海公司重组，使得它在金融上独立，商业上可营运。

　　我心目中的王岐山是个银行家，现在我第一次把他看作政治领导人，极能干和自信的领导人。并不在与他说了什么，而在于他怎么说。他说得直接有力，一会儿直率，一会儿潇洒，处变不惊，掌控自如。这完全是一次精湛表演。若干年后，2008年金融危机时我遭到记者的围攻，我不止一次回想王岐山在炮火下的冷静和清醒，但愿自己也能够有几分那样的优雅和雄辩。

　　那天我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小得多。我是去提供技术性支持，说到底是道义支持。对媒体和债权人来说，政府聘用高盛证明中国不会武断地解决这次危机，而将遵循国际最佳的惯例。我强调我们将机器努力地工作，宣布我们将注入自己的资本，凸显我们对此事的承诺。我说，一旦重组完成，高盛将向新生的公司投资2000万美元。

　　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获得具体明确的回报，我说，我们投资是为了传达我们对广东省的信心。

　　1990年代初，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把王岐山叫到办公室询问了两个小时，两人的关系密切了起来。他们以前见过面，但这是第一次实质性谈话。没过多久，朱直接掌管这样人民银行。朱赞赏王的能力，把他带到央行当副行长，打击猖獗的外汇投机。王完成得很好。这是他第一次承担这样的工作，后来屡次出手棘手问题，被称为救火队长，为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中出现的局部混乱收拾烂摊子。

　　我第一次见到王岐山时，他刚刚于1994年2月离开央行，出任中国建设银行（5.960, 0.06,1.02%）行长。建行卸掉了政府代理人的角色，成为一家全方位服务的商业银行。我立刻就看出，他是个学得很快的人，智性敏捷，罕见地同时具备商业精明和政治技巧。他有一种天赋，懂得分辨可能做到的事和希望做到的事，从而把事情做成。他也是个沟通大师，正如1998年12月的那一天，我在粤海新闻发布会上见识到的。

　　朱镕基想要实现银行业的现代化，驱除这种道德风险，确保坏的决定导致坏的结果，对发展市场经济至关重要。这样做还可以通过减少失控借款者借到资金的机会，约束他们，也可以将地方政府和省政府置于中央政府的号令之下。随着中国开始重组和私有化国有企业，澄清哪些是主债权，哪些不是，是重要的一步。

　　正如王岐山告诉我的，朱镕基坚定地相信，谁犯的错误就一定由谁负责。

　　高盛团队的首要团队是确定粤海的资产，评估其价值，决定为保留、出售或关闭哪些资产，以救出一家可盈利的自立企业，同时为债权人提供收回资本的机会。高盛挖出来的东西，或者滑稽，或者可怕。有做主流行业的公司，如酿酒、皮革和洗衣机制造，可也有一个鳗鱼塘，里面的鳗鱼据称被洪水冲泡了（假设起初是有的），还有巴黎市郊的一家酒店，和周期性湮没的泰国海景地产。

　　没有破产的资本主义就像没有地狱的基督教。这是弗兰克博尔曼的秒语。他曾是宇航员，后来成为东方航空（7.160, -0.13, -1.78%）公司的CEO。王岐山用不同的话说出了同一个意思。1999年5月，粤海重组的首个方案宣布后，他对记者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赢家赢、输家输。

　　这件事为通过破产程序和重组应对这种失败开了一个先例，而且也更加明确了商业责任和政府责任的决定性区别。这个差别是国有企业公司化和私有化的重要前提。他采取的这些举措调整了与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关系，启动了银行系统的清理，为未来的国企改革设定了蓝图。

　　无能和贪腐导致粤海公司挫败，充分说明中国十分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管理人才。没有人比朱镕基更明白这个道理。1998年成为总理的朱不想看到自己雄心勃勃的国企改革计划由于管理不善而搁浅。1997年秋天，中国电信的IPO的上市刚刚完成，我曾见到他。他要求我想办法训练优秀管理者，用于高盛正帮助重组和上市的公司。管理落后，他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他的说话方式。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应运而生。

　　不妨做一个比较，1966年中国关闭大学时，我刚刚在达特茅斯学院读完大二；1977年12月中国举行十多年来首次全国大学入学考试时，我早已读完了大学，从哈佛商学院毕了业，在五角大楼和尼克松的白宫里都工作过了，还在高盛做了四年的投资银行家。那段时间我的中国同龄人在种地、养猪和挖煤，还有别的重活。这种艰苦经历滋养了他们的雄心，坚定了他们的改革愿望，但中国需要的那种专业人才训练却被耽误了很多年。

　　中国的大学擅长批量产出工程师，造路、建坝、建厂；但若论培养能干的企业管理人才，就大为逊色了。高盛在中国招人时亲身体会了这一点。我们认定更合理的做法是，雇用当地大学的新近毕业生，或是留过学的中国学生，然后自己来培训，而不是招进中国公司（特别是国企）的老手。多数老手的知识技能结构不符合要求，也养成了坏习惯；许多人谨小慎微，不愿提出新的想法，对上司毕恭毕敬。

　　我喜欢用同样的方法面对每一个挑战：先有一个大愿景，再挑选能迅速完成的第一个具体措施，以积聚能量，然后不懈的推进，给所有人手设定紧张的进度表，否则太容易失去重点和动力。我在商界用这种方法有效，在清华用这种方法也有效，很大程度是因为结果导向的朱镕基也喜欢这种工作。

　　我答应担任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理事会的联合主席。王岐山担任协会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初期获得了环境保护方面的培训，到今天都感谢我。

　　协会在云南开展某项工作，需要北京的官方许可。若能获得国家最高层的首肯，自然会有帮助。就是要安排一次跟江主席的会见。问题是怎么安排。环保部门并无多大权力，也不容易接近江。他们的官员觉得，代表我们提出和国家主席会见是个大赌博，不肯那样自不量力。

　　于是我们通过高盛中国区主管徐子望联系了江的长子江绵恒。江绵恒对环保有浓厚兴趣，他取得了主席对会见的非正式许可。然后，我们就去找环保局的官员，请他们相信，我们通过自己的内部渠道得知，若他们提请会见，将会获得批准。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协会员工去了好几趟北京，环保总局才终于有了足够的信心提出会见主席的要求。可见中国的官员是多么谨慎。

　　2002年2月的第一周，我们在中南海见到了江。

　　江直奔主题。中国需要在股市和全球经济政策方面更多的学习，他对我们说，我想先谈这些事情。江问我金融方面的问题，特别是股票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他用典型的挖苦语气引用了牛顿的名言，即他能掌握物体和天体的运行规律，却掌握不了股票的运行规律。江说，他很难理解纳斯达克指数的崩盘（相比巅峰值跌了60%以上）。我觉得他有更有切身担忧：2001年中期以来上交所综合指数跌了三分之一。江认可中国设立股票市场的好处，但也表达了对中国人投机倾向的忧虑。

　　我解释说，股市提供了一种手段，把中国快速增长的资本投入到全国的经济活动中去，而非放在银行。我也强调，要由优秀的经理人经营公众投资的上市公司，这一点非常重要。谈话过程中，我试图把话题转向云南和环保，指出健康的经济和健康的环境相互依存，但江的注意力仍在资本市场上，持续的时间比我预期的长。

　　这是外国环保NGO代表和中国主席的首次会见。

　　周小川是银行重组的设计师。周身长而优雅，多才多艺，英语流利，1980年代学会打一手好网球，热爱西方古典音乐、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持久不衰，曾在研究生的帮助下编写了一本西方音乐指南。

　　周是一位敏锐的思考者，人脉特别丰富——这在中国总是个巨大的优势。文革时，他在黑龙江省当了四年农民。周有时间阅读，发掘自己对音乐的热爱，他收集的唱片摞起来高达5英尺之多。他曾对我说，文革时他们不让听古典音乐，但在农村没人管。最重要的是，他把那段下乡的寒冷日子用于反思，思考中国的正义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办法。

　　1999年周小川在朱镕基的授意下写了一篇论文，勾勒了全面银行改革的长期计划，详细论述了银行如何重组--提升会计和IT技术能力、提高透明度以改善管理和信贷水平——然后如何建设为股份公司并未IPO做准备。为了成功出售股份，银行需要向潜在的投资者表明，遗留的贷款问题已经解决，预防问题重现的机制已经到位。

　　起初周建议把政府的持股比例减低到30%，既能保持控制又能筹到充足资本，但总理告诉他，这样的方案在其它高级领导人那里永远通不过。于是论文建议政府继续控股。在朱镕基的支持下，周的论文2000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同年他调往中国证监会担任主席。

　　中国银行（3.620, 0.00, 0.00%）（香港）被挑中朱镕基方案的小白鼠。当时，中国银行由王雪冰掌管。每个人都叫他HP，这来自雪冰的粤语发音。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6年冬天。中等个子，戴着显眼的墨镜，笑容灿烂，性喜热闹，英语出色，外国银行家挺喜欢他。他最近求助高盛的老朋友、中金公司的方风雷，方又来求助高盛。

　　1999年10月的一个星期六（19.050, -0.30, -1.55%），照方的安排，徐子望和特雷西去北京昆仑饭店见方。徐子望是高盛首席中国银行家，特雷西是高盛亚洲金融机构部主管和日本银行部的联合主管。他们到了地方，吃惊地发现自己被引入蒸汽浴室。方在那里等他们，围着白毛巾，头上盖着冷柜洗脸巾。浴室里没有别的客人。方的两个人守住了入口。方选择了这个会面地点，以便极为机密地谈一个具体的银行改革方案。他以中国银行为重点，勾勒了一行两制的战略。这是参照邓小平收回香港时提出的一国两制。他介绍了一个方案：创建两个分离的法人实体，一个在中国大陆，一个是国际资产，两者都隶属同一个控股母公司，这个母公司两者兼顾。

　　不过，HP并未一直监督到这个方案最终实现。HP的接任者是刘明康，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朱镕基知道，成功的关键是合适的人管合适的事。高盛的结论是，中方预见到刘明康是推进中国银行IPO工作的合适人选。并且，鉴于高盛过去在其它大项目上的成果，希望由他和高盛共同工作。

　　中国银行IPO期间，2001年12月，安然公司会计造假曝光，制造了当时美国史上最大的破产案，公司崩溃。安然案吸引了全世界投资者、公司经理人和政府领导人的注意。安然案曝光后不久我曾会见副总理温家宝。他问我安然公司的事情，问得很全面；他问，怎么会发生这种崩溃，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

　　美国资本市场也影响到刘明康及其同事。高盛原计划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现在中国人希望跳过纽交所，只在香港发股。我们的资本市场团队不同意。

　　中国人很坚定，对高盛的立场越来越失望。他们希望中国的首次银行交易成功，而且渴望尽快推进。朱镕基希望在他来年去职之前银行改革能走上轨道；根据新达成的入世协定，2006年金融业就将对外国竞争者开放，他希望到那个时候中国的银行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想要消除与刘明康的分歧。我能看出他的毅力和技巧，许多他这一代的中国领导人都有这种特质，借此度过了文革并在文革后发展。他聪明执著，品格颇高，很了解银行业务却总是渴望学到更多。他在上海长大，1965年高中毕业，后被送往江苏省的一个农场干体力活。在农场他偷偷自学英语，用破破烂烂的BBC教材，在漫长的冬日夜晚秘密收听美国之音的特别英语节目。他的英语几近完美。1979年，29岁的他通过了公务员考试；这次考试是要挑选没有大学学位的下乡青年直接参加工作，总人口5700万的江苏省只有两个人通过。

　　银行业务之外，刘明康还有许多爱好。他是个有才干的艺术家，有一年，他的作品上了中国银监会年度报告的封面，当时他是银监会主席。他对环保和清洁能源深感兴趣。

　　我越想就看得越明白，也看得越简单。我们实质上是在说：这是我们以前的办事方式，以前成功了，所以应该继续那么做。我忽然明白了，这是个不顾客户真正需求的典型例子。我告诉特雷西，如果原则的意思是反对不道德和违法的事情，反对不利于投资者或不适合客户的事情，那么我永远坚持原则。但这里情况不是这样。我们必须判断：中国人会把这个交易做成功吗？这是一家基本上干净的公司吗？他们是一些可信赖的人吗？

　　我的结论是，这几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

　　中国银行（香港）的募资完成是在五个月后的2002年7月，这是首家在大陆以外出售股份的中国国有银行，帮助改变了许多国际投资者对中国银行的负面看法。

　　作为这个新市场里的银行家，高盛成功的关键是愿意放开眼光，不知看短期问题，愿意赌一赌中国及其领导层。许多企业投资者也下了同样的赌注，投资了中国银行的IPO，如李嘉诚的长江集团和郭氏家族的新鸿基地产。

　　2003年6月我计划去日本出差，同事戴青丽建议保尔森紧接著去中国。她非常了解中国，直觉很准，所以她提的建议都会考虑。

　　为了解决当年的非典问题，4月份王岐山被任命为北京市代市长。我们跟他做了确认，他回话说旅行是安全的。高盛的许多人劝我别去，但另一些人如香港办公室的胡祖六竭力敦促我去。

　　胡祖六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后来成了杰出的投资银行家。他熟悉了解中国宏观经济，了解中国领导人优先考虑哪些事情，也知道为了做成那些事情需要采取哪些政策举措。他人脉很广，而且低调。中国官员也常常找胡祖六咨询。和高级领导人开完会后，大家都会纷纷告别，此时往往能看到有领导人请他说说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在高盛的重要客户群里，中国国有银行的行长们尤其欣赏尊重胡祖六的才华。

　　6月3日，我从东京飞往中国。我得知自己是非典后首次造访的跨国公司CEO。我受到的接待正像是如此。我被安排到钓鱼台国宾馆的豪华客房，套间的浴盆简直就像是个小游泳池。我的到来是晚间电视节目的头条，还登上了次日早晨各家报纸的头版。这条新闻意味着中国恢复正常商业活动了，既力挺中国，也力挺了直接处理这次危机的王岐山。

　　当时我并不知道，从某些角度来看，此次来华是我在高盛时最重要的中国之行。几年以后，我的中国朋友还会动情地提到我在非典期间到中国的访问。而首次谋面的很多中国人都说，是靠着这次来访的媒体报道才真正知道了我。嫉妒的竞争对手眼见高盛在生意上吃到了好果子，常常说我运气好，碰上了去的好时机——我听了喜孜孜的。事实上，我早就懂得所谓患难之交对中国人的重要性，我的回报是获得了深入持久的个人满足感和自豪感。

　　2004年11月，时任工行行长姜建清邀请保尔森一起午饭。姜和他在大圆餐桌上并肩而坐，姜把椅子转过来直接面对保尔森，说：我们做IPO前，高盛有没有兴趣成为我们的一位战略投资者。姜这么直接地说让我有点不自在。

　　不过后来，我知道这就是姜的个人风格。他胆大、直爽，行事风格跟我遇到过的多数中国国企CEO都不同。他们更为谨慎，小心按草稿发言；除非事先得到了答案，他们避免单刀直入提出这样的要求，生怕遭到拒绝丢面子。姜强力而直接，随性而为。

　　我要求胡祖六等人组织一次对工行的彻底尽职调查。我向他们提出挑战，说服我。我很快看见他们的工作成果了，那些数字真的振聋发聩。我关注的一直是资产质量。但资产负债表的另一侧是一大发现。工行的存款总量约合6000亿美元，新的存款大量涌入，根据计算每个工作日新增近存款约合2.25亿美元。这样下去，只需一年钱的数量就足以排进全美国银行的前15名。

　　工行的前景似乎好得不可思议。中国政府设置银行向公司贷款的利率，以及用户在银行的存款利率；政府特意让这两种利率保持较大的差距，确保借贷人的利差稳定。这么多现金涌进来，工行简直是在印钞。这样的盈利机器很容易就能抹掉许多历史呆账的损失。

　　这一定是全世界最大的压钱垫。保尔森对同事说。

　　我渐渐喜欢和信任姜建清了。工行当时拥有1.5亿个人客户和2500万公司客户，占了中国全部用户资产17%的份额。没几家机构能比工行更好地代表崛起的中国经济了。我明白了姜的自信来自刻苦勤奋的工作。姜生于上海，初衷毕业后被送到偏远贫穷的江西农村种稻子，在农村小徐教书，后来去河南的煤矿干活。文革结束时他回到了上海，到上海财经大学读书，入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姜对会计特别熟悉，能力也出奇。“银行账本里的数字就像音乐里的音调。都是有逻辑的。”他曾对保尔森说。“我读财务报告就像读乐谱。我喜欢这种感觉。”

　　工行的国内业务十分惊人，但最终说服我投资的因素是姜——在银行业务方面，在工作的挖掘和完成方面，在激励员工和机制变革方面，他都有出色的领导力、技能和热情。我们要确保数字有意义，但同样要确信这个机构拥有强大的领袖，这一点极为关键。

　　就中国的改革而言，步履蹒跚与快步疾驰相比，前者使中国遭遇挫折的风险更大。这种风险当然也包括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身为财长和中国打交道

　　2006年9月，我作为美国财政部长的首访选择了杭州。对于是否要接受财长这个工作，我仔细而深入地思考了很久。在此过程中，我想起令人尊敬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说过的话。他私下对我说，汉克，你能起重要作用。

　　能为你国家服务是无上的荣耀，周说到，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位置上你会有想象不到的机会来发挥重要作用。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身材高大、充满自信，是那种一出现就能满室生辉的人物，所以我能看出来为何他能在领导层晋升得如此之快。他观点犀利，有远见。他说，持续的繁荣抬高了劳动力价格。他的关注点在帮助浙江和其它沿海地区走向产品价值链的更高端，也就是说，像新加坡在过去的数十年所做的那样。

　　我们要为创新培育一个更好的环境，习对我说，中小民营企业可以做领头羊。

　　同样关键的是，他还希望中国在推动这些变化之时，能如他所说把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前提。有朋友后来告诉我，他很感激我作为美国财长来中国第一次访问能首先和他见面。

　　这次见面还给我带来了另一个好处。我还没能敲定和胡主席私人会晤的时间，而我对此志在必得，指望习或许能帮到我。我们听说胡对我见我有顾虑，他不愿意有任何意外发生，认为我可能利用见面的机会公开说教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事——这是一些国会议员抱怨中国时提出的最大问题，他们认为中国让美国人失去就业机会。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习，我只想和胡主席讨论战略经济会谈的议程。即便我在杭州只待一晚，我相信这个信息会被传达给胡。

　　随着经济的对外开放，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直在贬值，从1980年的1.5亿贬值到1994年的8.62。随着中国经常性账目余额的增长，自1990年代末到2005年决定把人民币和美元脱钩之前，政府一直把汇率稳定在8.27。

　　当保尔森告诉布什他和胡单独见面的时候，布什问道：

　　单独吗？你说单独是什么意思？

　　我回答到：单独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很羡慕你啊，总统说道。

　　为了宣布中美SED的成立，中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保尔森首次见到了他的官方搭档。吴仪副总理一头灰发，她紧紧握住了保尔森的手。

　　我知道你不想让我来，她直白地说道，我知道你觉得我不够强。但是，我会证明我和你一样，甚至比你还强。

　　我就是这样被介绍给中国的铁娘子的，我对她的态度开始软化了我欣赏她的直接，更不用说还有她捂手时力量。她的力量是自然而然的。我后来发现她是个不好对付的谈判者，也是有效率的沟通者。她从不扭曲意思，也从不丧失信心，对别有足够的尊重。那天，当我环顾有很高天花板的接待室，发现满屋都是穿深色西装的男人时，立刻明白了她升到党和国家如此高的位置该经历了怎样的奋斗。我对她很钦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钦佩变成了惺惺相惜。

　　对我来说最为感动的时刻是SED开幕的第一天晚上。我们的代表团在晚上参观了故宫，之后是盛大的宴会。宴会在北京饭店举行，在一个中国乐团演奏的西方音乐声中结束。吴仪自豪地说，她为我们准备了特别的节目。我们被带到饭店的阳台上，风很大，从高处俯瞰北京城。吴仪提醒我，在外面请往后靠。很显然，她担心我一不小心会从低矮的栏杆上翻下去。

　　我没穿外衣，在12月的夜风里冷得发抖。助手们警告我别出去，怕我感冒。而我不想错过我的东道主所做的安排，尤其是吴仪对此明显很兴奋。

　　目睹了几个街区之外的惊人美景，我就把天气的寒冷抛到了脑后。紫禁城内外所有的灯都打开了。这盛大的古老宫殿群见证过几个世纪的王朝兴废、战争、革命和抗议，而今夜却灯火通明，只为了欢迎我们。

　　我于2007年3月8日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发表了演讲。

　　没有很强的资本市场，却拥有很成功和可持续的平衡经济，我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这样的国家，我对上海的观众说，我也想不出有这样的国家，对国内和国外的竞争都不开放，却能取得经济上的成功。

　　第二轮SED结束之后，布什在艾森豪威尔行政大楼接见美国和中国代表团。我向总体解释说，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吴仪对她很有意义。她从来没到过那儿，在世贸谈判成功之后也没有机会跟克林顿总统一起拍照。总统欣然邀请她到白宫。

　　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布什总统跟吴仪谈中美关系，谈起她起的作用的重要性，然后提议同吴仪一起拍照。在我们单独会晤结束时，布什总统握着吴仪的双手，弯下身子，与她吻别。

　　吴仪那天什么也没有说，但在四年以后，在北京设午宴接待我时，她眼睛闪着光说，我见过许多外国领导人，但在椭圆形办公室是我第一次被亲吻。

　　2007年11月，我和周小川私下会晤，地点在南非勒文多米酒店。周小川和我在我房间外的海景阳台上共进早餐。看着波光粼粼的南大西洋（6.170, -0.09, -1.44%），周小川告诉我一些不好的消息。那个美丽的清晨顿时暗淡下来。随着美国市场出现动荡，他说中国不打算向我们希望的那样，往前加快资本市场改革。虽然我感到失望，但并不觉得完全意外。我已经预见到改革的前景已变得不乐观。

　　我们从许多其他渠道得知，反对改革的势力得势了。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加强了他们的影响。为什么模仿西方不对的东西？那一年中国出了一本书《货币战争》，这本书代表了对西方的猜疑和排外心态，而变革的反对者们则充分地李永了这种猜疑和排外心态。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叫宋鸿兵的人。这本书是伪经济学和达芬奇密码式探秘的奇怪组合，试图展示西方国家如何利用资本市场臣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如何遏制崛起的中国。这本书声称，西方国家听命于跟罗斯柴尔德家族有密切联系的富有私家银行。西方国家没有人拿《货币战争》当回事——无疑，这是阴谋论的一部分。但是这本书在中国很时髦，据说国务院也有人看这本书。

　　2008年8月在北京时，保尔森得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我听说俄罗斯官员接近了中国的最高层，提出建议，中国核俄罗斯不妨联手减持美国政府资助企业的证券，迫使美国政府使用危机处置权支持这些公司。我不知道俄罗斯提这样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这样做会对政府资助企业机构造成伤害，也会殃及资本市场。但想到他们也许是在试探我们，结果让我更无法入睡，也更不安了。中国人拒绝这样做，表示决心同我们政府合作，在整个危机过程中，保持他们持有的美国的证券。这是令人敬重的。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资产在伦敦被冻结。大卫．麦克考米克冲进保尔森的办公室，说：我得到坏消息。中国人在转移他们的资金。

　　最大的货币基金之一主要储备基金净值跌破一美元之后，从华尔街的渠道得到消息，中国的银行非常紧张，开始从货币市场撤出大笔资金。我们还听说，中国方面由于担心交易对手的风险，正在将资金撤出有担保的隔夜拆借产品。而且他们开始缩短持有的政府资助企业证券的到期期限。

　　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看起来一切都是不祥之兆，因为中国的投资是巨大的。在我同王岐山的谈话中，他强调中国不会再购买美国政府和其它机构的票据，但也不会减持这些票据。我安排去打探清楚是怎么回事。

　　您也许没有建议他们减持，大卫告诉周小川，但是政府某些机构在做这样的决定。

　　周小川说他不知道大卫所描述的这一切，不过他答应会搞清楚。周小川说话算话，他第二天就打电话过来，证实我们得到的报道基本属实，不过他让大卫放心，这些减持并非协调行动。

　　人们在做他们认为是明智的选择，周说，有关隔夜拆借和储备基金的减持，我们会给予一些指导意见。

　　这之后不久，中国机构改弦更张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银行应该自己独立做决定：毕竟改革和重组过程不就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吗？我们不期望周小川阻止银行采取自救措施，但他可以指出他们行为的危险后果。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银行在很大程度仍然在国务院的管控之下。虽然，这些银行有公众投资者，但他们又是国有的，他们的首席执行官最终是接受政府指令的。结果，中国政府的指导意见遏制了部分美国市场恐慌。金融界应该对此表示感谢。

　　还是个年轻的投资银行家时，我就学到，成功的关键在于培育关系，培养你和客户之间的关系，你的公司同他的或者他的公司的关系。还是个年轻的投资银行家时，我也学会了一些其它的东西：从不把不当做答复。你第一次几乎不肯能得到你所要的，特别是新客户那里。你得努力理解他们的需求，设计你的建议，诉诸他们的最高利益。然后，你得坚持努力，坚持努力，坚持要同一样东西。只要花了足够的时间和努力，回答也许就会变成是。我当然在中国使用了这个同样的做法。在要求中国方面开放其市场或升值其人民币时，我有多少次听到不、还没有或者不会这么快？即使我们没有得到所要的答复，我们也设法把门撬得更开一些，下一次，我们再推开一点。在一个许多人都在许多问题上出谋划策的国度，我们至少帮助他们为改变形成共识。

　　“美国仍然有很强烈的反华情绪”，我强调说，也提醒胡，如果中国停止或放慢改革，中美关系会遭受挫折。

　　这是我对中国主席最后的正式忠告。他对我这个财长最后说的话意在让我放心。

　　“我们走的也许不会像你期待的那么快，”他说，但我们会一直向前走，改革的进程是不会逆转的。”

　　对中国未来的思考和建议

　　中国的借贷不仅仅是数量巨大的问题，还有由此而来的债务和花费的不透明。糟糕的决策和糟糕的管理导致了重复建设和房地产泡沫，以及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因此，最高领导层正在逐步给予地方政府必要的财政工具让他们更好的管理资金的财政。2014年初，北京批准了一个试点项目，允许十个地方政府直接向公众发行债券，由相关的省市直接负责还款。

　　但在我看来，只有当地方官员获得额外的可靠收入来源并且能够对投资者和中央政府有清楚的账目交代后，中国才会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市政债券市场。中央最终得准许各省市拥有独立的课税能力，在更多的省市实行房产税，并试行按年度向商业地产课税而不是像现在那样对每笔交易进行课税。一旦中央确定地方政府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就应该放下所有的权力让他们掌控自己的预算，并开始制定和发布公开透明的财政结算报告，这些都是建立稳健的财政管理和健康的债券市场之必要条件。

　　这些变化需要推行全国性的财政和税收制度改革，并彻底改革中央和省市分享税收收入的制度。它们可以为地方提供更加稳定的收入，同时保证中央政府不会再是地方政府糟糕决策的永久担保人。总体来说，这些措施能够减轻对危险的政府表外融资工具的依赖、减少土地征用、控制城市扩张，更快地提高大城市的能源利用效率和宜居程度。2014年2月财政部长楼继伟告诉保尔森，现在证明税收改革会更复杂，因此会比预算改革需要更长时间。但是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同时进行着这两项改革。楼举例说，扩大房产税试点是政府考虑的一个很大的方面。

　　中共开始在其政治纲领中添加了对生活质量的考量。对环保的考量还被加进了对官员的政绩评估中。习主席说官员们即使在他们调任新职之后，也要对其曾管辖的城市和地区的环境问题负责。2014年7月，习的首席经济助手刘鹤直截了当的告诉我说，不作为的省长会被就地免职，我这时才知道习是认真的。但是，在面临经济增长放缓时，拒绝回到不惜代价求增长的思路上去，是需要极大的政治意志力的。

　　总体而言，习和他的领导团队致力于改革，和他们的一些前任一样，他们看到有机会可以利用国际协定来帮助客服国内对变化的抵触。正如一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告诉我的：当改革遇到阻力无法前行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外部力量帮忙。

　　在1990年代，江和朱镕基曾利用加入WTO，更大的开放国内市场，他们还利用在西方股票市场上市的前景，来打破铁饭碗、重组笨重的国有企业。

　　城镇化可以是增长的一种动力，但关键在于解放私有经济，这一点中国人也知道。和受宠的国有行业相比，私有经济虽然不占竞争优势，但刘鹤撰写的论文显示，在中国，私营企业提供了90%的就业、拥有65%的专利发明和80%的技术创新。

　　坦率地说，当所有这些农民都搬到城里以后，仅靠国有企业是无法给这些人提供就业的，李克强在2012年12月评论到，只有私营经济，而非国有经济，才能肩负起创造就业的重担。

　　把各项改革及他们的顺序排好很重要，中国政府首先关注的是财税政策，这非常明智。这么做讲迫使地方政府停止疯狂举债。这么做也会加速国企改革，迫使国企更为商业化地营运以提高效益，增加分红，出售股权，为政府的资金需求提供更多来源。政治压力将推进改革而不是阻扰改革。

　　坦率的说，中国金融系统，特别是信托公司，面临清算只是个时间问题，到时候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大量信贷亏损和债务重组。商业银行业将面临更多坏账。这是过度举债进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后果。现在的问题是损失将由多大，以及能否避免其造成的金融动荡殃及整个经济。

　　要准确预测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严重性或直接起因是不可能的。每个经济体都出现过信贷泡沫膨胀和破裂。在美国我们大约每8到10年就经历一次。在中国引发危机的原因很可能是房地产价格的全面下跌。房地产市场已过热多年，而中国快速增长的债务也大多以房地产为抵押。

　　但如果说我的金融业生涯有什么经验可总结的话，那就是监管制度和监管者再能干，他们也不能只靠监管预防金融系统问题，必须加上市场自律才行。这就要求所有市场参与者，包括客户、债权人、对手方、股东和管理层，时刻保持谨慎，将机构失败会殃及所有人这一条铭记在心。国有银行系统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道德风险，政府总是被期望着去拯救一家破产机构并承担损失。

　　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多个决策的国家里，建立明确的问责机制极为重要，这样才能保证决策的及时性和一贯性以提振市场信心。如果政府想减少参与者依赖政府救助的不良行为，它就必须十分明确的界定，哪些机构具有系统性重要性，政府必须保；而哪些债权人和投资者需自担损失。政府不应该救助大量不具备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应该允许这些机构破产。

　　但我仍是谨慎的乐观，因为我知道习是多么认真地想实现改革，而且通过这些年和中国人打交道我也知道了，绝不要低估他们克服万难取得成功的能力。

　　领导人试图在北京和地方省份之间重新分配权力，一方面加强全国环保执法方面的中央集权，一方面把其它责任移交地方，比如征收新的地方税的权力，如房产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