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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家:如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杨福家:如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来源:《财经网》 | 作者:马国川 | 2010/6/17 13:40:34 | 浏览:1201 | 评论:0

如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对话著名教育家杨福家

《财经网》 2010年05月21日 09:10

杨福家:如何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 大学培养杰出人才关键在于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
  • 英国大学高明之处在于实行导师制,每个人从进大学起就有人关爱。
  • 现代大学四要素:有形资产、人力资源、文化内涵、良好办学机制。
  • 英国大学可以与美国竞争,但是永远超不过美国。
  • 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培养出一位大师。
  • 大学可以抚育公司,却不应占有公司。
  • 教授不一定当官,但要有发言权,受人尊敬。

什么是大学?

  【《财经》记者 马国川】《财经》:这些年许多人都在批评中国教育培养不出大师,温家宝总理也在一些场合指出了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且直言对我国教育现状有一种危机感。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福家:其实温总理已经回答了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问题。2007年5月14号,温总理在同济大学演讲时说:“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而在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要通过讨论与交流,师生共进,教学相长,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氛围,并不断完善和发扬,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这样,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就会有一批有智慧的杰出人才出现,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这段话在本质上回答了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财经》:如何具体化呢?

  杨福家:关键在于建立真正的现代大学制度。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我们首先要回到基本问题上来,即弄清楚什么是大学,或者说一所大学有什么?在我看来,一要有“有型资产”,它比我们通常所说的大楼的含义更全面,还包括设备、图书等等;二要有“人力资源”,包括要有大师。大楼大师的说法来自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他说过:“所谓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这个说法不完整,并不是说梅贻琦先生讲得不完整,因为他不是回答“什么是大学”这个问题的,梅贻琦讲这句话的背景是1931年清华大学的建设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学校已把重点放在引进大师上,而不是过多地关注大楼,于是他强调大师的重要性。

  除了大师,人力资源还应包括优秀的教师、学生与管理人员。大学有没有优秀学生,以及他们能否在一流教师的指导下,在人文、科学技术的前沿探索方面或为社会服务方面,以极大的兴趣与好奇心,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斗,是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几年前我曾夜访剑桥大学,晚上10点,仍见大批优秀学生与导师在实验室进行科研。我深有感慨,难怪剑桥大学培养出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世界一流大学,这种情景随处可见。有“中国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健雄教授就曾说过:“什么叫一流大学? 只要在周末晚上去看看那里的灯火是否辉煌”!确实,在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里,我们一定能看到:一大批既充满着激情与兴趣,又能艰苦奋斗的优秀研究生在杰出的教师指导下、在宽松又自由的气氛里夜以继日地探索自然的奥秘、攻克技术的难关。不少诺贝尔奖获奖者和大发明家都由此而诞生!

  《财经》:一所大学除了“有型资产”和“人力资源”,还需要什么?

  杨福家:还要有“文化内涵”,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大爱,包括爱师、爱生、爱国家、爱人民、爱真理等等,这是大学精神的要素。任何一所著名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化内涵。例如哈佛大学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与真理为友。坚持真理,而不迷信权威,“思想胜于权威”。哈佛大学把所有的学生都看成金子,要让他们都发光。哈佛前校长萨默斯曾经出任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当新校长不久就有一名新学生来找他,说我一直在跟踪你的数据,发现你的一个数据有错误。一名新生敢向校长挑战,这就是哈佛的文化。萨默斯说,如果哪一个大学能够有这种文化,它就有可能成为一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连续八年排名美国大学第一。虽然该大学仅有6000多名学生,但是小学校拥有大文化,它可以接纳有精神疾病的纳什教授数十年,没有让他离职,这就是大爱的文化——“美丽的心灵”。文化内涵对于学校非常重要,这正是我们很多大学所欠缺的。真理高于一切。所以,师生之间可以讨论,甚至争论。钱学森当年在美国读书时,在与老师讨论中,也曾气得老师把书摔在了地上。可第二天一大早,他的老师冯·卡门向钱学森道歉: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显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大学的文化内涵还应包括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宽容、不浮躁的学术环境。良好的学术环境是造就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

  除了“文化内涵”, 一所大学还要有良好的办学体制。

  《财经》:在您看来,大学要有有形资产、人力资源、文化内涵和良好的办学体制。除了有形资产外,其他三方面我们都很欠缺。

  杨福家:现在国内大学软硬件建设失衡。较普遍的情况是大楼、教学设备等硬件建设大有改善,甚至可称豪华,远超国外一流大学。此外,不少大学还都有数个相隔甚远的校区,学生、教师的大量时间浪费在路途上,这与当今先进办学理念背道而驰。而大学的软件建设被忽视,大师、优秀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源相对欠缺,缺乏应有的特色和文化内涵。国内很多大学城有不少名校新建的校区,但感觉不太好,因为看不到这些名校原有的优秀文化传统,看到的只是豪华的建筑。观念与体制上的缺陷是造成这一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观念上,忽略了高等教育的特点,不了解建设一流大学的要素;在体制上,没有充分发挥教授在办学上的主导作用。我们今天核心的问题就是体制问题,这是我们当前改革的一个关键。

依法办学是关键

  《财经》:那么,怎么解决体制问题呢?

  杨福家:关键是三点:爱师爱生、依法办学、无为而治。

  “爱师爱生”是常识,为什么要强调?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爱师爱生”的大环境,就不能把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其它就很难做到。现在国内的大学纷纷实行所谓的量化管理,一名教师每年的论文数量、科研成果,甚至论文被引用的次数,都决定着他的待遇和升迁,这能说是“爱师”吗?

  普林斯顿大学各级领导“九年不问怀尔斯教授在做什么”(更不会要年年统计他发表多少论文),结果,怀尔斯教授经九年奋斗,虽无论文发表,但却解决了360多年未解难题,摘取了20世纪数学的皇冠。同样, 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院允许他们的的教授经历25000次失败而不受干扰,最后破解科学之谜 ,获2009年诺贝尔奖。

  英国大学教育最高明之处在于:从15世纪开始就实行导师制,学生一进大学,就有导师关爱他。剑桥有一句导师名言:“我的烟熏将把学生心中的火种点燃。”人的头脑不是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被用来点燃的火种。可是在国内,大学生和老师、学校的关系越来越淡薄,这能说是“爱生”吗?“爱师爱生”不是空洞的说教,它与体制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没有良好的体制就没有良好的氛围, 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其它的就都是空中楼阁。

  《财经》:您所说的“依法办学”主要是指什么?

  杨福家:作为现代大学,做事要有规范,要依法办事。法律包括宪法、教育法等,在这些法律基础上,各所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宪法”,就是大学的章程。其实,《高等教育法》早就明确规定,各学校必须要有章程。但是,现在有多少大学有章程?谁是按照章程办学的?有了章程,依法办事,最后达到无为而治。即在一定的规划(法治)下,“无为而治”或许是最好的“治”。如果各大学有了自己的章程并且切实遵行,教育部就不必什么都管。教育部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监督大学是否依法办学。

  《财经》:我觉得在这三个方面中,核心恐怕还是依法办学。

  杨福家:对,现在大学体制的关键是“按法办事”。比如,诺丁汉大学的章程有116页,各种权利义务都规定得清清楚楚。要做领导首先要懂得这个法,必须按法办事,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章程之上。

  《财经》:我们的问题是无法可依,即使有法也不依。

  杨福家:我对此深有体会。前些年我到深圳开会,当时的市长许宗衡临时约见我,一见面就说,你从此就是我们深圳市政府的顾问了。之前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我完全没有准备,市长一句话就戴上了一个“顾问”帽子,这样的顾问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不过,有一个顾问是很有意义的。几年前,香港大学问我能不能做校长的特别顾问,我说可以。没有想到,不久香港大学郑重其事地来了一个文件,顾问的权利是什么,义务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规定得清清楚楚。我签字后,做了六年香港大学顾问。中国所有的顾问都是“终身制”,不需要辞职,可是在2005年我正式辞去了香港大学的顾问职务,因为我已忙不过来了。

  《财经》:没有想到,人家的规定这样具体清楚。

  杨福家:一切都是有法可依的,而且非常清晰,我们就缺少这样的规定。所以我认为,各大学都应该根据法律制定章程,然后由人大会议承认章程。这样一来,各大学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章程来办事,这就是“自主办学”的含义。

  《财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里有明确规定,各大学“自主办学”。遗憾的是,落实不了。

  杨福家:要自主办学,首先是得到法律的授权。

  《财经》:我觉得是两个层面问题,一个是各大学没有章程,无法可依,一个是即使《高等教育法》里有规定,但是有关部门不能做到依法办事。

  杨福家:实际上,西方大学的章程不需要校外组织批准,只要它没有违反本国的法律。在中国的特定情况下,大学的章程可以请人大批准。教育部的职责就是监督,保证国家的法律得到贯彻。美国教育部的大门口有两句话“教育公平,教育质量”,这是它要管的事情。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做到“自主办学”,才能有非常民主的气氛——“民主办学”也是《高教法》里明确规定的。

  《财经》:“民主办学”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吗?

  杨福家:是的,《高教法》里明确写明“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时演讲说,“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那些张扬的东西,而在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怎么保证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需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民主办学。

“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贬低”

  《财经》:2009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说:“教育方针、教育体制、教育布局和教育投入,属于国家行为,应该由国家负责。具体到每个学校如何办好,还是应该由学校负责、校长负责。不同类型学校的领导体制和办学模式应有所不同,要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由懂教育的人办学,这也是现在大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大家都在批评中国没有真正的教育家。

  杨福家:西方的著名大学都是世界范围来招聘校长的,而不是由教育部来任命。而国内的大学实行校长任命制,把行政化带到高校里来,这是造成今天大学不好氛围的一个重要原因。把一些大学的校长定为副部级,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贬低!在国外,大学校长绝对不用行政级别来衡量,教育部部长对他们都很尊敬。美国现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以前就是一位大学校长,他接到国防部长任命后写了封信说,我热爱这个学校,但是国家需要我,我更热爱我的国家,我必须走。韩国的一位大学校长直接被任命为总理。日元上的人物头像福泽喻吉就是庆应大学的校长,并非王室成员。

  《财经》:看来,把校长定位副部级,表面是抬高他们,实际上不过是明确把大学校长定位教育部的下属,我们之间就是一个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杨福家:美国教育部长到哈佛大学,哈佛校长可以不与他见面。英国的教育部长是内阁成员,他到诺丁汉大学里来,我们会见他,这是礼节性的,表示对他的尊重。但他说的话,对学校没有影响,更并不意味着所说的话就是“指示”,因为学校没有义务按着他说的去做。当然,英国的教育部长也从来不指示,他知道自己的定位。诺丁汉大学有一幢15层的高楼,建得太高,布局很不合理。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到学校来看到后,建议把它拆掉。校方虽然也认为当初建造是个错误,但是如果拆掉又要花一大笔钱,所以至今仍然在使用。撒切尔夫人的话学校可以听,但结合实际情况后,不一定按照去做,她也不会追究“你怎么没听我的话”。因为学校是独立于政府的一个学术自治体,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

  《财经》:但是中国却把大学视为政府的附庸,教育部更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是自己的下属。

  杨福家: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但是去除大学的行政化是应该的,至少应该把大学体制恢复到解放初的时候,那时大学没有行政级别,不管是复旦大学的陈望道校长,还是武汉大学的李达校长,他们的地位都非常高,绝对是高于部长级的。

  《财经》:核心的问题是要保证大学成为学术自治体,它和政府之间是有非常清晰的界限的,政府做什么,学校做什么,大家都非常清楚,而不是说学校是政府的一个附属。

  杨福家:大学成为学术自治体并不意味着一所大学可以不受约束,它必须要在法律规范下运作,不能违法。

  《财经》:教育家需要懂教育的人来办学校。在您看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家,换句话说,教育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杨福家:作为一个中国教育家,要在中国一流大学做校长,第一,他必须懂政治,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第二,他必须有比较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最好在其他大学或教育机构已担任过领导工作。第三,最好学习过一些教育理论,有相当的文化修养;教育本身是一门科学。

  以前我曾认为,美国的一些大学都有几百年历史了,像哈佛已经373年,比美国化历史还要长。而中国的大学才多少年,怎么和人家比?但现在我的观点有一些变。16年前我在复旦大学接待过以色列已故总理拉宾。当时,拉宾总理自豪地介绍:“以色列只有550万人口。领土的60%是沙漠,90%是干旱地。但我们是农业强国、高科技强国。”我问:“是什么因素使以色列如此强大?”他答了一句:“以色列有7所一流大学。”以色列最早的大学是1924年才建立的,不到90年就有了7所一流大学。近年来,在本土作出巨大贡献的以色列科学家更是接二连三获得诺贝尔奖。论土地面积,北京与以色列差不多;论人口,上海为以色列的3倍;论环境,我们60年和平,他们战火不断;论历史,我们的大学诞生得比他们早,京沪两地都有百年老校,却没有一所可与他们相比!总理一再问:60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像钱学森那样的杰出人才?对比这些,对中国教育现状怎么会没有危机感呢?

  《财经》:在美国,历史不到100年就成为世界名校的也有,关键是大学怎么办。

  杨福家:新中国成立60年了,没有培养出一位大师。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已经有八位了,但是他们与新中国的教育没有关系。例如,杨振宁和李政道是解放前的西南联大时期培养的。

  《财经》:西南联大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大学,虽然那时候很穷,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了。

  杨福家:包括谈家桢、苏步青等人的重要的学术文章,都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因为那个环境允许搞学术。而现在的环境呢,使学者浮躁得不得了。最近我在几次演讲中,都要求取消研究生毕业要发表几篇SCI文章的规定。如果把这个规定用到世界上,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拿不到学位。很多获奖者就是靠他们的博士论文拿到学位并得到诺贝尔奖,此外就没有其他文章。但是现在我们要求至少发表两篇,这不是很荒唐吗?

  我们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把关系理顺了,大学就会发展很快,就会出很多人才。使人满意的体制应该能够保证大学由教育家办学,保证大学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办学自主权,保证做到《高教法》规定的“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大学绝对不能盈利

  《财经》:您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任校长,和国内大学比起来,英国的大学是怎么运作的呢?

  杨福家:我曾经问过哈佛大学校长,他的职责是什么,他说他主要做两件事,全世界找钱,全世界找人。诺丁汉大学一开始征求我的意见时,我首先问,要不要管这些事呢?筹钱我可没有办法。后来我才了解到,与中国一样,英国的学校都是政府的,不需要校长去筹集资金。实际上领导学校的是三个委员会:校董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三个委员会之下有一位执行者,执行三个委员会的决议,他就相当于国内大学的校长,或公司的总经理,是执行校长。教育部不干预学校的事务,各大学都是依法办事。在就任诺丁汉大学校长八年以后,有了越来越深的体会,我在一次演说中说,直言英国的大学很难超过美国大学,因为美国的一流大学都要自己筹集资金,依此建立基金库;社会对大学的大量资助,重要的还不在于钱,而在对大学的认可,这种机制激励着美国大学奋力追求卓越。大学有没有来自非政府的、充足的资助,是大学能否成为世界顶尖大学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财经》:现在国内民众普遍对教育不满意,大学很难得到非政府的资助。

  杨福家:老百姓对教育不满意,怎么会给你钱?而在美国,来自非政府的资助可以让教授安心研究,不要考虑生活问题。我们现在有很多教授分心太多,无法全心全意搞学术研究;而学生为了早日找到工作,在最后一年也无心念书,教学质量怎么会高?

  《财经》:中国也在搞市场经济,许多人都在困惑,大学和市场应该是什么关系?

  杨福家:大学校长、科学家与总经理这三个角色绝对不能混在一起,这三者组成了一个三角形。要搞科研,就专心搞科研,既要搞科研又要做大学校长,是做不好的;要做生意,就专心做生意,既要做生意赚钱又要搞学校管理,也不可能做好。我做复旦大学校长时就强调,学校的责任不是拥有多少家公司,但必须为国家经济服务。美国的大学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有人统计过,美国经济的增长有70%来自大学。

  《财经》:大学应该对经济有贡献,并不等于大学就要办公司。

  杨福家:大学不能办公司。大学可以出哺育公司,但不意味着大学应该占有公司。麻省理工学院哺育出了上千个公司,可是自己没有一个公司。所以必须明确,在现代社会,大学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是责无旁贷的,必须为经济服务,但并不意味着学校的每一个人都要做与经济直接有关系的工作,这是两码事。一定要有一部分人做长远的基础性的研究,做他们有兴趣的研究,学校应该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生活和研究条件,让他们安心工作。

  《财经》:如果说大学和政府之间要有清晰地边界,同样大学和市场之间也要有清晰界限。

  杨福家:大学绝对不能盈利。我一直反对“教育产业化”,因为大学是一个公益的事业,绝不能有任何盈利。即使因为某种原因有一点收入,也应该用于增加教学研究经费,绝对不能与教师的利益挂钩。教师的工资由学校支付,保证他们安心工作,全力以赴,让同学有问题时可以及时找到他们。可是现在国内大学教授兼职之风盛行,北京有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已经毕业了,说连老师的面都没见过!当然,教授也有苦衷,来自学校的那点收入不能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生活。问题是,这样子,中国教育能搞得好吗?

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权力制衡

  《财经》:对于现在大学实行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一些学者也提出异议,认为应该改革,您的意见呢?

  杨福家:这是《高教法》里规定了的。但是一定要厘清,“党委领导”是党委集体领导。

  《财经》:问题是,在实践中“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往往会蜕变成为“党委书记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所谓集体领导最后往往变成一个人领导。

  杨福家:确实如此。许多大学的党委会基本不开,即使开会,尽管党委书记只是委员中的一员,可是委员会其他成员很少会发表与他不同的意见。于是就形成,常委会上由党委书记说了算。因此,我建议在现行的体制下改革党委会。

  《财经》:党委会要改成什么?

  杨福家: 党委会成员至少有三分之一由教授中选出。“教授治校”或“教授治学”的重点是有一套体制保证:教授,特别是在教学与科研第一线的教授受到充分的尊重;他们在学校内有充分的发言权与决策权。在诺丁汉大学,教授有充分的权力,如果校长做得不好,30名校务委员会委员中有超过8名认为校长不合格,就会启动一个程序组织调查。如果换校长,就要组成12人委员会,其中6人是第一线的教授,还有6人是具有教育经验、与学校没有利害关系的校外人士,而所有管理层是不能进12人委员会的,也包括现任校长。校务委员会中的教授是由广大教授选出来的,必须对教授会负责。我认为,我们可以学习借鉴这种做法,党委会有三分之一是校外人士,三分之一是教授党员、学生党员选出来的,三分之一是学校领导层的负责人。

  《财经》:这个方式不错,至少可以防止集体领导走样变成一个人领导。

  杨福家:党委书记是组织中的一员,而且要明确规定他的职权在哪里。比如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一所中外合作办的大学,由英国诺丁汉大学负责日常教学,我提出来非要有党委不可。党委的职能是什么?第一,保证中国法律在学校里贯彻实施,党委做监督工作;第二,在处理学校与政府间事务时,党委做协调工作;第三,党委负责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保证学校的稳定。第四,党务工作。但是学校的人事,党委不负责,而是由校委会来讨论决定。经过改革,就可能真正做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财经》: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如果真正改革了,其实这样的体制也是可以的。

  杨福家:关键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实现权力制衡。诺丁汉大学的“校务委员会”的领导不是校长,我是董事会的主席,虽然在学校名单上我是第一个,但是校务委员会主席不是我,而是由校外的人士担任。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执行校长可以任命数个副校长帮助管理学校,一起执行三个委员会的决议,而不需得到其他人或委员会的批准,这是他的权力所规定的。但是三个委员会都会监督执行校长,任命自己的亲戚做副校长是根本不可能的。校长有权力任命副校长,但无权任命财务长和负责教学质量控制的教务长。这三个职位都是由校务委员会选举的。

  《财经》:校长、财务长、教务长三者是平行的。

  杨福家: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他们都对校务委员会负责。如果权力不实现制衡,都掌握在某个人手里,就可能滋生腐败。

  《财经》:诺丁汉大学的这套机制设计是非常科学的。

  杨福家:我们的大学负责人都是由教育部任命,既然是由教育部任命的,他们为什么要听教授的?

  《财经》:您的观点给我启发非常大,改革党委会,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

  杨福家:总之,高等教育必须改革,对此,从国家政府层面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决断是十分必要的。我建议先在国内几所大学试点,尽量选得全面些。

  《财经》:改革的方向就是让大学逐渐成为一个独立体,自主办学,实现大学自治。

  杨福家:也不能完全做到自治,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但是希望改革,途径就是在几个学校试点,三年以后可见初步成效。大学改革的关键是体制改革。理想的体制应该做到: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保证大学在国家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自主办学权。保证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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