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最大学术出版机构之一施普林格一次性撤销了涉嫌造假的107篇中国论文，涉及的单位不乏中国知名三甲医院以及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重点高校。107篇论文被撤稿，原因是“同行审批造假”。按照国际规则，论文作者需要请一位同行专家评审论文，以确保论文达到国际科研水准。这次被曝光的论文，则是在论文上署了评审人的真实姓名，却虚构了评审人的邮箱等联系方式，所以出版方通过邮箱等方式验证论文时，自然是“百分之百”的通过率。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屡次卷入“同行审批造假”丑闻，而把他们“打出原形”的都是国际学术机构。此前，英国现代生物，爱思唯尔等国际出版集团就因“同行评议涉嫌造假”，撤回了大量中国学术论文。但中国论文造假，并未伴随国际机构的频繁揭丑而收敛和改观。此番论文造假丑闻，“造假规模”可谓造出了新高度。

学术论文造假，其副作用远不是丢人打脸那么简单，对中国科技发展而言更是一场灾难。首先，论文造假泛滥成灾容易导致学术研究环境混乱，这对埋头做研究的人是一种极大不公平——造假者轻而易举抢走了本属于真学人的科研资源；其次，论文造假泛滥成灾容易导致科研价值观扭曲，做学问的不如作假的，会干的不如会骗的，任由这种风气蔓延，中国学术水平难言被整体拉低。

要治愈“论文造假病”，就需要对症下药。说到底，中国论文造假成风，目前的考核评优机制难辞其咎。如同官场上官员政绩一度与GDP挂钩，在科研领域，评优评先往往与论文直接挂钩。论文为零，一年辛劳早出晚归等同无用；论文多发，职称晋升提干评优永不落下。107篇医疗论文造假，扭曲的考核评优体系就是始作俑者之一。

假论文满天飞，还在于违规成本太低，这与中国整体对造假的宽恕环境有关。然而，如果每每遇到造假，批评指摘只是体现在言语上，而缺乏行之有效的严厉惩罚，那么打假就真的是如同拳头打在棉花上，效果自然不彰。当造假所获好处远远大于面临的惩处时，就会有前赴后继的人走上造假之路。这呼唤中国尽快建立对造假“零容忍”的打假机制。

撤稿事件，中国科协的表现比“科研造假”还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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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些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有意无意地在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审稿程序都是国际惯例，“防君子不防小人”，只是因为中国人太狡猾了，标准化流程就被中国人玩坏了，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科协在倒打一耙，推卸责任”。必须强调，这种印象与事实不符。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作假者的作弊手法。每一个科学杂志在接受投稿时，都会请投稿人提出几名推荐的审稿人；如有需要，还会提出几名要回避的审稿人。这起事件中，投稿人推荐的审稿人姓名是真实的，信箱却是伪造的，可能是Gmail、163之类。审稿系统给这些信箱发信，就发到造假者的同伙手里，他们给出的审稿意见自然都是赞成发表。

对作弊固然应强烈抨击，但同时也可看出，这样的作弊手段很低级，应该很容易被发现。绝大多数情况下，学术机构人员的信箱都是所属机构的专用邮箱，例如我的信箱是ustc.edu.cn的，一看就知道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何一个杂志的专业编辑如果看到大量以Gmail、163为地址的推荐审稿人，不感到奇怪吗?

其次，正常情况下，学术期刊不会全都采用投稿人推荐的审稿人，我有不少同事在国际学术期刊担任编辑，他们对每篇投稿都努力寻找对路的审稿人。工作量很可观，消耗不少时间精力，但他们兢兢业业地承担了下来，完全是为了服务整个科学共同体。如果编辑只需要把稿子扔给投稿人推荐的审稿人就行，自己什么脑筋都不需要动，那这份工作不是太容易了吗？还有什么技术含量？一般而言，编辑会从推荐的审稿人中选择一个，还会从杂志的专家库中再选择一两位专家进行评审。如果《肿瘤生物学》的编辑全部采用推荐的审稿人，只能说明他们可能连个专家库都没有，或者压根就是在糊弄。

我们再来看看《肿瘤生物学》这个杂志。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事件，听说过这个期刊的科学工作者估计寥寥无几。有个指标很说明问题：它的影响因子（即过去两年内该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数）只有2.9。这如果在物理、化学领域还算可以，但在生物学领域是比较低的。作为对比，肿瘤学界比较好的杂志《肿瘤研究》影响因子在9以上。国际顶级学术期刊《Nature》《Science》《Cell》的影响因子更是超过20。

更值得注意的是，《肿瘤生物学》对发表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收取版面费，每篇1500美元，这是它跟大多数科学期刊不同的一个特点。事实上，大部分学术期刊都不收费，尤其是重视学术声誉的期刊。虽然收钱的杂志不一定不严肃，但它对虚假论文的放水行为，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

第四，尽管2015年已发生过类似事件，但《肿瘤生物学》杂志并未以此为戒，居然放任类似情况持续一年多，实在太可笑。这家杂志要么是在偷懒，要么是有意为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此赢利。

第五，这次揭出的造假者的单位，除中国机构（主要是各医院）外，还包括日本爱知医科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州血液中心、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这样看来，这家杂志是“来者不拒”，任何国家任何人愿意提供1500美元的版面费，都欢迎。

在了解以上情况之后，我们就会理解中国科协的说法：希望出版集团能够尽快完善内控机制，加强对期刊的管理，把问题论文处理在发表之前，而不是发表之后一撤了之，同时高度警惕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与“第三方”机构有勾结的“掠夺性期刊”。中国科协清晰传达了愿与施普林格加强交流与合作的愿望，施普林格也应以此为契机，查找不足，共同维护国际科技期刊出版诚信。

我们还应看到，此事是国内国际一系列造假者的共谋，折射出国内现行科研人员评价体系的不合理。

近年来中国大规模撤稿的事件，几乎全都集中在医学等应用型学科领域。在数理化等基础研究领域，就很少有这样的事。显然这跟一个老问题有关：对应用型人才的评价和升职标准过多强调论文，而医生们忙于做手术，很难有精力写论文。于是，假论文、假中介、假杂志的一条龙利益链应运而生。

以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来评估人才，引入这种通行规则，是个巨大进步，但在一些领域“一刀切”以论文发表做评估，确实有些过犹不及。

真正有实力的学术人员基本不会向《肿瘤生物学》之类的期刊投稿。但现实来看，发文章关乎医学科研人员的晋升和职称评定，需求确实很大。然而在这种应用性比较明显的学科领域，从业人员大量时间用于临床而非学术理论，何况水平远不只体现在学术水平和理论贡献上。尤其在临床领域，治病救人的能力更为重要。

很显然中国已注意到这点并加以改进。今年初，中央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到要重点解决制度体系不够健全、评价标准不够科学等问题，认为“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评价应突出市场和社会评价”。更多医院在取消评职称中论文的权重，改成“积分排行、年限、评优、课题、论文、获奖等都可换算成积分”。唯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调整落实人才评价机制，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类似造假事件存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