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尼亚和琴科因为抢劫希伯尼亚储蓄银行而被捕，被分开囚禁在不同的牢房。比起同伙，他们都更担心自己的自由。一个聪明的审讯官给了两人这样的条件：“你可以选择沉默或者招供。如果你招了，但是你的同伙没有，我会放弃对你的所有指控，然后用你的证词指控你的同伙。但是，如果你的同伙招供了，但是你没有，那么他们就可以被放走，就轮到你倒霉了。如果你们两个都招了，那么我会指控所有人，但我可以考虑给你们假释。如果你们都保持沉默，我就会以非法持枪罪起诉你们。如果你想招，就在明天早上我回来之前，给狱警留个话。”

这个思想实验告诉我们，在没有得到充分信息，和面对自身利益驱使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做出有利于所有人的正确选择。这种困境在于，对于所有的囚犯自己来说，招供比沉默有利——但事实上最优的选择是全都保持沉默。
这种情况在国际合作（包括禁止核武器）和我们和外星生命沟通（比如，无视星际间文明互相合作的有利的因素，一定要比它们先放出大招灭了对方才是上策）中比比皆是。

2.神经学家玛丽没见过颜色

这个问题也被称作“逆反光谱问题”，或者“知识论证问题”。这个思想实验的含义是对于“从纯物理角度解释宇宙的观点”的批判，包括“智力活动也是物理过程”的观点。这个实验揭示了“非物理属性”的存在——并且我们可获得的知识——只能从通过意识活动的经验获得。

弗兰克·杰克逊这样解释这个实验的观点：
玛丽是一个天才的神经学家，但因为某种原因，她从小被关在一个黑白的屋子里，通过一个黑白电视机观察整个世界。她的研究领域集中在视觉感知，我们假设，她研究的是关于我们如何看见熟透的西红柿、天空，与视网膜能接收到的光的波长的关系，和“红色”、“蓝色”等词汇通过肺部气息，读出“天空是蓝色”的这句话的过程（换句话说，玛丽只知道颜色和波长和对应词汇的关系），那么当玛丽被释放，从黑白世界来到真实世界的时候，或者给她一台彩色电视机的以后，她能学到新的知识吗？

这个思想实验告诉我们，比起客观的科学观察，我们能体验到的总是更要丰富，包括意识本身。它从本质上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这个实验也给我们带来了对于未来的希望；我们应该想办法拓展我们的感知能力和意识水平，我们就能开辟新的心理学和主观探索的新途径。

3.盒子里的甲虫

童年时期的维特根斯坦
干嘛要提出这样一个烦人的思想实验呢？这个实验的意义在于，我们的思想意识，就好比那个“甲虫”，我们永远不可能明确知道其他人的想法，其他人到底在说什么，或者其他人思考问题的不同视角。

4. 中文房间

哲学家约翰·塞尔让我们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只懂英语的人，他坐在房间里，回答外面的人用中文提的问题，但是房里的人有一本问题与答案对照的手册，这样就可以让外面的人误以为屋里的人懂中文（但实际上完全不是）。
这个悖论在于，他揭示了一个事实：就算计算机技术无比先进，看上去已经能用语言自然与人交流，但是它们仍然无法真正懂得语言本身。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说，计算机永远只是被限定在“操作字符”上。“中文房间悖论”出名就在于，它彻底干掉了“图灵论证”的可靠性，并且简洁地阐述了人工智能所能达到的极限，包括机器学习和潜在的人工智能的可能性。
塞尔的看法是对的，即有没有可能出现一种看上去和人类一样具有意识的人工智能？这不太可能，因为AI最多只能做到不懂装懂。所以，我们面对周遭这些“聪明的高科技”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

5.体验机

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的“体验机”暗示的是一个“享乐版”的黑客帝国的世界。在这本1974年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国家和乌托邦》里写道：
假设有这样一台“体验机”，能给你任何你想要的体验。了不起的神经科学可以模拟你的任何大脑活动，所以，你可能真以为自己正在谱写名篇、和华莱士谈笑风生，或者正在在刷无聊图。其实你只是浮在一个水箱里，脑后插着电路管线。你会不会一辈子就这样，预先写好自己一生的剧本？当然，你不会知道自己只是一缸腌菜，真以为自己正飞黄腾达……你会插上管子么？
在这里，基本的观点是我们或许应该插上管子，做一缸腌菜。因为我们身处这个宇宙没有任何明确的目的，而且时常被无意义的环境包围着，苦难和折磨，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本质上要更好的选择——哪怕那是人造的。但是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呢？和什么是对“真实”的定义？诺齐克的思想实验也许很容易被一笑了之，但它确实困扰了哲学家们好几十年。

6. 电车难题

这是伦理学家的问题——你要觉得痛苦，那就怪著名的哲学家菲利帕·福特提出了它。这个实验有很多变体，但最早是出现在福特1967年发表的论文《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中。

假设你在一个铁轨变道闸的控制杆前，远处有一辆失控的火车冲来。铁轨在你这里一分为二，一边有5个人，一边有1个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火车撞死5个人，但如果你选择变道，撞死一个人，你怎么选？

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杀掉那一个人情有可原。而康德学派则认为人不能作为利益的代价，道德的判断不是根据结果，而是动机，他们会提出你不能把那1个人作为另外5个人获救的的代价。所以，你应该什么都不做。

在这个思想实验的另外一个版本里，没有分叉路，而是多了一个围观的超级大胖子，这个胖子的死可以完全挡住火车而救下这5个人，所以，你会不会把胖子推倒铁轨上？

这个思想实验揭示了道德判断的复杂性，在杀一个人和看着一群人死之间做抉择——一个永远胶着在我们的法律、行为、科学研究、政治和战争之中的道德问题。“正义”和“邪恶”永远不是听上去的那么简单。

7. 小便池里的蜘蛛

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

这个问题让人联想到柏拉图的“洞穴理论”，同样是一个经典的思想实验。由托马斯·内格尔在他的小说《生死和生命的意义》中提出，它讨论了关于生命的无意义和荒谬。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书的时候，在男厕所的小便池里看到一只蜘蛛，于是获得灵感。看上去蜘蛛过的很悲惨，时不时被尿一身，而且“它看上去也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他接着说到：渐渐的，我和它的邂逅让我觉得过意不去。当然，这可能是它的天性使然，但是因为周遭光滑的绝壁，它哪儿也去不成，而且它也说不出想去哪儿……所以，当这个学期结束的那天，我扯了一截手纸，垂下来靠近它。它的腿搭上了末端，接着我把它拎了起来，放在了地板上。

它默默地待在那儿一动不动。我用手纸戳了它几下，还是没有动静……我走了，但是2小时以后，我回到厕所，它还在那里没有移动。

第二天依然这样，它的腿已经卷曲，就和死掉的蜘蛛一个样。它的尸体就这样在那里待了一个礼拜，然后被清洁工扫走。

内格尔因为感情的共鸣，认为蜘蛛应该过的更好——甚至享受人生——离开那个便池。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他害死了蜘蛛。

8. 替换悖论

在这个思想实验中，我们来到一个人类不好肉味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被当做家畜饲养。于是世界上的牛、猪、羊、鸡的数量锐减。就如弗吉尼亚·伍尔芙所写的：“关于素食主义的争论远比人道主义来得激烈。猪将会有强烈的渴求把自己做成培根。如果地球上都是犹太人，那么猪就灭绝了。”
沿着这个逻辑，会导出一些诡异矛盾的结论。比如，是不是有20亿人的穷苦世界要比10亿人的富余社会来的好？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不消灭另外10亿人呢？为什么我们继续过着苦日子而不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9. 回到原点

约翰·罗尔斯

这则思想实验，是我成为约翰·罗尔斯死忠的理由。他让我们幻想在一个世界里，我们对自己的生活一无所知——活在“无知的面纱”后面，我们对现在的政治系统和法律一无所知。更不懂什么心理学、经济学、生物学和其他科学知识。但对于这样一群处于原始状态的人，我们问他们，让人们从一大串各种社会制度中选择一个最适合他们的，公平的制度，而不告诉他们任何关于私利和现实世界的信息。

所以，假设你不知道自己在选择这样的制度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回到现实世界，比如，你是一个活在印度乡下的穷人？一个挪威的中产阶级？或者一个残疾人，一个百万富翁？（或者另外一种生物？）

根据罗尔斯的说法，我们将选择保证基本公平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公民权的制度，而且追求覆盖最大范围的福祉。而且他认为，我们肯定会选择一个保障公平教育权利和平等工作权利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