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税改计划目的是刺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简化税制，降低美国家庭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税负，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全球最高之一降至最低之一。

而这一方案如果得以实施，将对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影响非常之大。

先从企业方面来看。

企业税改革方面：1．将公司税率从35%降低至15%；2．建立属地税收制度；3．对美国公司在海外持有的数万亿美元现金一次性征税，鼓励资金回流美国。

美国资本是全球化的，包括发达国家的资本，欧洲的，日本的，也包括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甚至包括中国资本。

一般来说，资本流向低税率国家。美国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个税，将有利于吸引资本回流。未来部分在华的外资企业可能倾向于把资本汇回美国，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有海外投资计划的企业，也可能在选择投资目的地时考虑美国。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也有一个大幅度的减税决定，赤字增加了很多，但是减税以后，资金回流。美国在90年代，10年左右的时间，信息技术就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当时，美国出现了IT创新。之后信息技术的进步，又带动了其他方面的发展。

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美国吸引资本回到美国以后，会让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的贸易逐渐外迁。资本回流后，美国可以重点发展想要发展的领域，比如高科技领域。

而且，目前中国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都在上升，所以这也是导致企业来到美国的一个原因。

来看一组数据，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占全球制造品贸易份额的17%以上，远高于美国。

但当美国大幅度减税后，很可能造成的局面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钟飞腾说描述的，亚洲是其他一些制造业贸易的重要国家，包括如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对全球制造业的走向都很重要。在特朗普竞选期间，中国已经有人担心美国减税将大规模地吸引制造业回流。2016年对外直接投资中制造业迅猛增长，而美国是中国制造业投资的最重要目的地，数据似乎也佐证了这种担忧。从成本上看，发展制造业在美国很有前景。比如有人认为，美国电力成本只有中国的一半，天然气价格为四分之一，交通成本更低（美国高速公路不收费）。尽管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是中国的8倍，但美国公司的综合税赋负担比中国低得多。现在美国发布减税计划，这一情况将更加严重。

以福耀玻璃厂为例，当时，福耀玻璃在美国建厂就被指是由于税率低。那么以后如果实施减税，将可能会有更多这样的现象出现。

再从个人来看。

个税改革方面：1．简化税制，将个人所得税税率级数从七档减少到三档（35%、25%、10%）；2．将“标准扣除金额”上调翻倍；3．增加对有孩家庭的税收减免；4．废除替代最低限税；5．废除遗产税。

美财政部长姆努钦则表示，特朗普决心通过减税，充分释放商界能量，最大限度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并扩大中产阶级收入。

从个人税改来看，只保留两项抵税项目：房贷利息（mortgage interest）与慈善捐款。

也就是说，美国居民，包括在美华裔，从中可以受益。

以收入情况来看。税改不仅将提升银行的利润，同时也会增加银行的客户的收益。一旦这些客户加大投资和推动经济增长，这可能进一步刺激借贷行为，进一步推升银行的所得。

不过，根据和讯网的分析，富人肯定比穷人更受益。

此次税改，个人降低，企业税也降低，富人多为企业主，将获得更多利益。

同时，对于华人来说，华人来美多以投资创业公司为主，或者自营小本生意，例如中餐馆、律师楼、牙科政所、会计所等等。原本他们没有能力把公司搬到海外，高额的企业税给他们的运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如今企业税猛降，他们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能够赢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除此之外，那些中产以上阶层，可以获得大量遗产的家族，对于遗产税的废除，也让他们非常开心。

这将导致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中产阶级以上阶层有可能资金流向美国，或产生移民倾向。

这种情况下，中国要不要跟着减？

现在，减税似乎是一个“趋势”。

在美国大幅减税动作的时候，英国也批准了进一步下调企业税的政策，承诺到2020年将企业税下调至17%。

英美两国税改计划的推行，有可能导致各国为留住企业和资本，进而纷纷跟进减税政策，引发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

在这种情况下，4月19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公布了总规模约3800亿元人民币的减税举措，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告诫有关部门，“许多国家都在酝酿出台减税措施，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我们要有‘抢跑’意识，用实际举措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李克强指出，当前国际竞争非常激烈，很多国家都竞相发出“减税”信号。“所以我们要有‘抢跑’意识!企业埋头苦干、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政府要通过减税降费，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环境。”

普华永道中国中区流转税业务主管合伙人李军认为，各个国家通过减税来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态势会更加明显。中国有关财税部门也会积极开展部署研究对策。当然中美情况不尽相同，中国第一大税种是增值税，而非所得税。减税空间有多大取决于财政负担的大小，所以在研究减税方案的同时也应关注财政预算体制改革以及如何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这也是国家竞争力的表现。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冯俏彬认为，中国减税选择上主要是落实对税外收费体系的清理上。行政性零收费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广东等地已经在做，中国已经具备基本条件。政府性基金项目虽然不多，但金额大，需要结合价格机制改革来进一步清理。社会保障费率降低也有空间。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则称，中国在降低企业所得税方面还有减税空间。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白彦锋认为，中国企业所得税若选择降税负，可选择方案有不少。比如降低名义税率的同时减少税前抵扣来确保税收总收入不受太大冲击。或者通过降低税率、增加税前抵扣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同时，加大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资源税、环保税等“绿色税收”征收力度，这一方面可以让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不会因普惠性降低税率而“搭便车”受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对冲因企业所得税降低带来的“减收冲击”。

普华永道中国税收政策服务主管合伙人梅杞成说，应该谨慎审视美国减税方案对中国的影响，但是不要盲目应对，“并非美国减了多少税，我们就要减多少税，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政策目标去做，包括已经推出的鼓励企业创新税收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