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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家到教育学家的华丽转身 - 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从经济学家到教育学家的华丽转身 - 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2017/5/1 2:57:01 | 浏览:1080 | 评论:0

从经济学家到教育学家的华丽转身 - 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经济学家钱颖一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十多年了。在此期间,他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项科研经费,而清华经管学院的教育改革成为他最重要的课题,集中体现在他的两卷本新书《大学的改革》中。

2013年起,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时,还会收到钱颖一开出的书单:哈佛大学原校长博克的《回归大学之道》、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何兆武的《上学记》等,除了《魔鬼经济学》,都与经济专业无关。

打开这所拥有最热门专业的学院的本科课程表,更是让人瞠目结舌——140个总学分中,专业课只有50个学分,通识课高达70个学分,另20个学分是任选课。

“你还能找出比我们学院更‘功利’的领域吗?但恰恰是在这个最‘功利’的学院,我们在推行最不‘功利’的教育。”钱颖一说。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事业

如果你能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情,那是什么?

许多人都这样回答:改变中国的教育体制,或者说是高等教育体制。

钱颖一没有那样的雄心壮志,他要集中精力于一所学院。

2006年秋季,钱颖一出任清华经管学院第四任院长。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说。

钱颖一自认很幸运,“改革时代给了我好的机会”。40年前的1977年,在北京密云县一个公社中学里参加高考的他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1年他提前从清华毕业,赴美留学,无意中成为1949年以后到西方国家学习“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批中国大陆学生。

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钱颖一相继在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三所名校任教,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等国家的经济改革。

而回国后,这位研究改革的经济学家,把自己变成了改革中的一分子。

“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困难,学校改革比企业改革更艰难。”钱颖一看得很清楚。

2006年回国时,钱颖一离开清华已经25年。这期间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不少他读大学时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中国学生知道如何应试,却不知道如何思考;他们娴熟于解答作业,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展团队项目并做演示;他们善于在GRE和托福考试中获取高分,却不能说好、写好英文。

2006年10月,在清华经管学院一年一度的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当听说学院只有七八门课是英文授课时,当着很多人的面,清华经管学院首任院长、原国务院总理朱基对刚刚履新的钱颖一发了脾气。

早在2001年,朱基就提出过希望经管学院今后改用英语授课。在《朱基讲话实录》中记载:“我绝对不是崇洋媚外,因为现在经济在全球化,你不能跟外国人交流,又怎么能融入全球的经济呢?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靠改革开放,不会英语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管理。”

钱颖一“杀熟”,跑到经济学家李稻葵教授的课堂上说:“课间休息后开始,换成全英文授课!”李稻葵回了一个字:“好。”

就这样,改革开始了。

听完了这节课,钱颖一在学生中作了个调研:三分之一听得懂,三分之一马马虎虎,三分之一跟不上。

“这就是开始”。

2007年春季开始,学院本科英文授课的比例一下提高了50%以上。到现在,55%的课是全英文授课。

“我们并不盲目提高到100%英文教学,我们要求学生中英文都行。”钱颖一说。

最商业化的人最认同本科改革课程

英文授课只是一个起点。

中国教育界在2002年有一则轰动新闻:钱颖一等28名在海外大学任教的华人教授被清华经管学院聘为特聘教授。

钱颖一自告奋勇地为学院开设本科一年级两个学期的“经济学原理”。

“我一直都认为本科教育是大学中最重要的。”他相信,年轻人在18岁~22岁之间的可塑性比之后更强。

担任院长后不久,钱颖一拜访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李荣融,听取他对学院的建议。当时正值国资委面试公务员,李荣融告诉钱颖一:“清华的学生分析能力很强,可是这些高考作文分数都很高的聪明人怎么就写不好文章呢?”

钱颖一也不理解,就问自己的学生。学生们告诉他,高考语文与写作能力关系不大,那是八股式的作文。

他还去北京若干所中学听了多门高中课程,这让他明白,为什么本科生抱怨进了大学后英语反而退步,也知道为什么高考作文满分,也不一定能写出一篇有理有据的文章。

清华经管学院决定增加这方面的训练。但是落实起来并不容易:钱颖一找了清华中文系,又找到北大、北师大等学校,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老师。后来,终于从对外经贸大学请到一位老师,开设“中文写作”课。

2009年在清华大学教学研讨会上,钱颖一提及此事,引起其他院长的共鸣:博士生导师经常为学生的论文表述不清和帮助学生修改文字而苦恼。

钱颖一做过调查:哈佛大学本科课程都是选修课,只有一门课程例外,那就是“英语写作”。麻省理工学院这种工科极强的院校也同样对写作要求很高。

在美国大学待了25年的钱颖一知道,在本科阶段的专业知识上,国内很容易赶上。但是,在通识教育上,就难了。

而此前,钱颖一已经开始组织学院同事作了1年的本科教学调研,研究国内外名校的通识课。

2009年,清华经管学院作为清华本科教育改革的试点,开始加强通识教育。

这年秋季,清华经管学院为一年级本科生开设“中文写作”和“中文沟通”课程。2010年春季,又首次开设“心理学概论”。

在钱颖一看来,大学本科教育应该广阔,让学生去学习那些看似“无用”的知识。

“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这门课是清华经管学院的创新。钱颖一认为,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要提问题。而这正是中国学生的短板。

这门全新课程由时任经管学院党委书记的杨斌主讲,课程英文缩写是CTMR。钱颖一这样解读:在医学上,CT和MR都是用于医疗诊断的仪器设备。在清华,CTMR就变成了人的思维诊断的一种方式。

清华经管学院的学生讨论问题时经常会问:“对这个问题,你CTMR了吗?”

钱颖一对此尤其感到欣慰——当一个名词变成动词的时候,就说明此事进入了一个新境界。通识教育和批判性思维教育,已在清华经管学生中生根了。

在2010年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会议上,钱颖一介绍了本科课程改革。顾问委员中的一些大公司CEO对此非常肯定,给予很高评价。

“这些最商业化的人,反而最认同本科课程改革。”钱颖一感慨。

“我们收获一位教育学家”

“我们正好处于增长期。”钱颖一说,学院发展同经济发展一样,“只要是在增长期间,就好解决问题”。

这位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说:“我把经济改革的办法全用在教育改革上了。”

钱颖一说:“我是亲力亲为的行动者,用一杆子插到底的方式做事。”

有人说改革要算经济账。钱颖一的账本中有经济账,比如他努力去为学院筹款。但在改革中,并非都是经济账。以“中国与世界”课程组为例,外请老师几乎都是免费授课。“这些人来,是因为认同你的事业”。

清华经管学院教学办学术主任朱玉杰算了算,几乎全院都在办本科——40多名教授中,有30人以上给本科生上课;70多位副教授里,将近60人给本科生上课。

有人评价,清华经管学院经过本科教育改革,等于又办了一个本科生院。

按照国内现有的考核体系,本科改革是最不容易出“政绩”的。“我不在乎‘政绩’,这就是价值观。”钱颖一说。

而清华经管学院的本科生都是什么人呢?这里每年只招180名本科生,近100人是各省高考前10名,其中20人左右是各省第一名。

钱颖一说:“我们要给他们创造出一种宽松的学府环境,不能有官气和俗气。”

每年,钱颖一都要逐字逐句修改本科生培养方案。因为他的办学理念很简单:大学为学生,而且还要为学生的一生。

对学生的重视,是从小事开始的。经管学院每个学期都举办一次本科生的“院长下午茶”,钱颖一与自愿报名前来的同学“闲聊”两个多小时。学院还有一个学生教学咨询委员会,每学期两次会议,直接听取学生对教学的意见。

钱颖一认为自己是“办学最投入的,在本科教育上花的时间,可能比任何海外回来的学者都要多”。这几年,他的经济学论文少了,探讨教育改革的论文倒是写了好几篇。

2014年,清华经管学院的“经济管理本科教育改革的理念与实践”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这在该院历史上是第一次。

改革不仅在本科,清华经管学院的硕士、博士、MBA、EMBA等每一类项目都进行了改革。学院人事制度改革和学院治理建设也在清华各院系中率先进行。

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刘遵义在清华经管学院听了一场美国学者的讲座。10年前来过清华经管学院的他,从讲座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来判断:“真是大不同了。”

钱颖一认为,自己回国这些年“尽力做事,干成了一些事情”。他自我定位是:一个“把一些事儿干成的理想主义者”。

2016年年底,钱颖一以十多年前的“在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的研究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颁奖仪式上评价:“这些年来,钱颖一忙于清华经管学院的院务管理,这无疑减少了他用在经济学上的精力,但我们收获了一位教育学家。”(原春琳)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

 

从经济学家到教育学家的华丽转身 - 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

  我对教育问题有极大的兴趣,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我的求学经历(清华、哥伦比亚、耶鲁、哈佛),二是我的执教经历(斯坦福、马里兰、加州伯克利、清华),三是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至今八年多的经历。由于我并没有受过教育学系统的训练,所以不熟悉教育学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所以我就从直观的观察开始。我今天讲对中国教育问题的三个观察。

中国教育的“平均水平”较高

  首先,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因为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上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叫做“均值”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我是指在同一年龄段,在同一学习阶段横向比较而言,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

  这从“国际学生测评项目”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可以看出一斑,他们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都名列前茅。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这个测评中,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子女,艺术院校学生的数学比美国学生平均水平,都要强。这更说明了问题。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作用,特别是在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在引进先进的IT技术和管理流程,超级市场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和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的、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准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验。

“拔尖创新人才”太少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均值”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的平均数,而“方差”则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起来的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该与人口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凭借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表明了一种问题。

  还有其他证据说明问题。我们不用去同发达国家比,与印度的比较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它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从我自己平常接触到的例子看:全球著名商学院中,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全球著名大跨国公司中,微软、百事、德意志银行、万事达卡的现任CEO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

  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缺乏创造力,缺乏领导力,缺乏影响力。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

  我在2010年8月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和在2011年2月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都强调了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问题。这个讲话被广泛传播,这个观点受到广泛认同。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扼杀”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

  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结论是,我们培养出的人的“方差”小,不是因为中国人先天“方差”小,而是后天被人为地压缩小的。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发展不同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这样,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核心问题:“均值”低,“方差”高

  如果说在知识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程度中可以领略,那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

  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钱理群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造成了更严重的问题,造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

  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我在2014年清华经管学院本科生开学典礼致辞中的主题,就是“人”重于“才”,这是因为人不仅是工具,更是目的。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和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三个观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来概括:

  • 一是我们的优势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均值”较高,这对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
  • 二是我们的劣势是基础知识特别是能力的“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这就导致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
  • 三是教育除了为发展经济服务的功利作用之外,教育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更为重要,而人的素养的“均值”低却“方差”大,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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