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Michael Swaine），《外交政策》，2017年3月21日

中美双方必须认清各自对朝鲜的担忧，即使不认同各自忧虑的合理性。进而双方应做出有诚意的让步，表明其对朝鲜半岛最终迈向和平统一这一前景的诚意。

特朗普政府成立后所面临的第一个外交政策危机已然在朝鲜半岛浮现。一系列事件加剧了紧张局势，它们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遇刺、朝鲜向日本海海域发射四枚短程导弹、美国在韩国部署遭到中国强烈反对的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最近发生的韩国总统朴槿惠遭到弹劾免职等。

这一系列破坏稳定的事件发生的同时，朝鲜正在有条不紊地朝着部署能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这一目标迈进，这些导弹将不仅可以攻击韩国和日本，还可以袭击美国领土。包括特朗普在内的许多观察家对此表示“难以接受”，同时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近期出访亚洲时提出美国有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举措”对抗朝鲜政府。尽管上述言论决心可鉴，但是美国、中国、韩国、日本（有时包括俄罗斯）通过引诱、威胁、哄骗等手段劝说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的长达数十年的努力迄今为止全都宣告失败。

美中两国不能重蹈覆辙，通过合作重新开始的时机已然降临。中美双方必须认清各自对朝鲜的担忧，即使不认同各自忧虑的合理性。进而双方应做出有诚意的让步，表明其对朝鲜半岛最终迈向能为双方接受的和平统一（也就是说, 一个统一且很大程度上中立，没有外国驻军的朝鲜半岛）这一前景的诚意。这样做有可能冒着疏远韩国和日本的风险，但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为中国充分发挥其对朝鲜影响力铺平道路，中国才能迫使朝鲜在极端孤立并有可能灭亡，或者放弃核武库以得到安全保证这二者间做出真正的抉择。

中美两国要想迫使朝鲜做出这一抉择的障碍是中美双方战略计算中不必要的长期矛盾。中方领导层对美国政府的最终目的深表怀疑，认为比起一个未来统一，但让美国在中国边境部署武力的朝鲜半岛，朝鲜作为战略缓冲区更为有利。这使人联想起1950年中国加入朝鲜战争之前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同时，美国则认为，中国从未将半岛无核化的重要性置于潜在的半岛不稳定之上，且中方因此认为如果未来统一的朝鲜半岛是由美国主导，那中国将容忍朝鲜拥有核武器。

因此，中美关于朝鲜的一切谈判都应包含对一个统一且能为双方接受的朝鲜半岛的、开诚布公的讨论。

针对这样“未来的朝鲜半岛”展开对话的设想不大可能在目前特朗普政府据报道正在进行的朝鲜政策审查中出现。特朗普的各种支持者公开讨论的想法大多是在美国以往做法（包括采取更多制裁措施、更多引诱措施或者某种制裁和引诱相结合的方式等）基础上加以修改。其中为数不多的被提出的新观点包括建议美国针对中国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威胁手段或引诱手段以迫使后者给朝鲜施压，“解决”朝鲜问题；这些新观点还包括对朝鲜核设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第一种观点不太可能赢得中国方面的认同，第二种观点则有可能引发朝鲜半岛的全面战争。蒂勒森在出访亚洲时所发表的言论，包括宣称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战略忍耐”政策已不复存在等，表明上述风险性方案正得到更为积极的评估。

中美双方若想规避这些方案可能带来的可怕风险，两国需要互相做出重大妥协。美国方面必须考虑将一切作战力量撤出朝鲜半岛、结束美韩联合军事体系、无限期中止一切联合军事演习、以及无限期搁置包括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军事部署等措施的可能性。中国方面则必须准备无限期中止与朝鲜的一切经济往来、为统一后的朝鲜半岛提供明确的具有约束力的安全保证（包括承诺绝不会无故采取武力手段对付统一后的朝鲜半岛），以及最终终止与朝鲜签订的军事安全协议等。

上述应囊括在关于“未来的朝鲜半岛”的对话中的内容在初始阶段以及一定时间内都仅仅是对话，主要旨在消除中美双方对未来朝鲜半岛状况的恐慌和疑虑，同时为对付朝鲜制造强大的影响力。

韩国和日本对于中国的崛起已然感到担忧。这样的对话会让韩日更担心反复无常的特朗普政府在履行安全承诺上心猿意马。因此，为消除它们的担忧，中美两国需要作出可信的保证，保证在对话过程中会全面征求韩日两国意见，并且保证在未得到韩日两国正式许可和参与的情况下，不会采取任何推动朝鲜半岛实质统一的举动。

中美如果就统一的朝鲜半岛问题展开对话，其本身就势必会让朝鲜面临遭受全面孤立的前景，从而给其施加巨大压力。

然而这种对话要想取得成功，还必须与替代性的“退路”相结合。这种“退路”方案应以创造积极鼓励性措施的方式展开，并成为逐步积累，等价交换的关系正常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些措施可以包括签署和平协议以终结朝鲜战争结束后的长期停火状态；外交承认；终止所有现存制裁；提供经济援助；以及美国从朝鲜半岛部分撤军等。这些举措只有在朝鲜削减常规武装力量、逐渐开放经济，封存并最终解除核武器计划的前提下方能采取。

这些鼓励性举措，加上就朝鲜半岛未来展开严肃谈话所造成的威胁将使朝鲜面临抉择，要么进入去核过程以获得囊括其过去几乎所有要求的阶段性利益，要么选择遭受由这场对话导致的孤立进而衰退。而这场对话的成果一旦施行，将可能为朝鲜的最终灭亡奠定基础。

采取上述战略的关键主要在中国。中方虽然一贯支持对朝鲜采取积极的鼓励性措施，但却由于惧怕朝鲜的反应及对美国的不信任拒绝就朝鲜半岛的未来展开谈话。然而，现在中方领导层对当前的朝鲜领导层强烈不满，并且这种不满情绪仍在累积，这使得他们对激怒平壤的担忧大为减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意回避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中方官员和学者对于朝鲜政府的一系列举动几乎毫不掩饰内心的蔑视，这些朝方举动包括持续拒绝中方建议、违背联合国多项决议、杀害朝鲜政权内的亲华派、引发韩国和美国部署令人无法容忍的萨德系统等。此外，最为重要的是，如果美国可以做出可信的承诺——从统一后的朝鲜半岛永久撤军，离开中国“家门口”，那中方几乎肯定会更愿意冒着激怒朝鲜的风险就朝鲜半岛的未来开展对话。

明显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政府或许能作出那样可信的承诺，并同时能够安抚日本和韩国，向他们保证其利益不会受到损害。这需要一个明确、连贯一致的亚洲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应是通过主要大国特别就朝鲜半岛等热点展开长期互利的安排部署，来营造稳定的区域环境。特朗普喜好与人达成交易的施政手法可能对这一战略的实行大有助益，但也需要特朗普放弃通过即兴推文来制定政策，并需要其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切实际地寻求在亚洲的永久性的军事和经济优势，无视中方的安全需求，“让美国再次伟大”将成为黄粱一梦。

虽然这一战略需要清晰的头脑、持久的努力、高明的外交（和达成交易的！）技巧，并存在一些风险，但是一个反复无常且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将会给各方带来远胜于此的危险——甚至也会将朝鲜自身置于险境。

德国视角

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 威廉·伯恩斯（William J. Burns），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4月20日 |  在当下这一全球政治和经济处于不确定和不安状态的时刻，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分享了他对欧洲未来，跨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全球经济的看法，并预览了德国担任二十国集团主席国期间的优先事项。

 

网络安全

斯图尔特·贝克（Stewart Baker），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马西莫·卡拉布雷西（Massimo Calabresi），迈克尔·切尔托夫（Michael Chertoff），贾里德·科昂（Jared Cohen），沙恩·亨特利（Shane Huntley），简·霍尔卢特（Jane Holl Lute）， 克里斯托弗·佩恩特（Christopher Painter），乔治·佩科维奇（George Perkovich）， 戴维·E·桑格（David E. Sanger），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4月18日 |  Jigsaw公司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共同举办了一场讨论会以探讨数字时代的外交——充满威胁的环境，政策需求和私营部门的作用。

国家发起的网络攻击损坏了关键基础设施，操纵了选举，并拉开了充斥着影响深远的间谍活动的新时代的大幕。威胁正在激增，政策回应难以紧跟其后。对新理论、新概念的需求的紧迫度史无前例。这需要私营部门与政府携手应对，尤其是在私营部门建立积极的网络防御方面。本次活动汇集了杰出的政策、法律和技术专家，帮助理清网络世界战略格局的轮廓，以及私营部门建立积极的网络防御方面所面临的具体挑战。

 

叙利亚局势

巴斯莫·科德马尼（Bassma Kodmani），加利普·达利（Galip Dalay），侯塞因·穆赞维安（Hossein Mousavian），杰哈德·梅克迪西（Jihad Makdissi），里尔德·哈吉布（Riad Hijab），鲁巴·麦伊森（Rouba Mhaissen），塔希尔·拉尔维（Tayssir Raddawi），约瑟夫·巴哈德（Joseph Bahout），马尔文·穆罕默（Marwan Muasher），耶齐德·萨伊（Yezid Sayigh），马哈·叶海亚（Maha Yahya），托比亚斯·埃伍德（Tobias Ellwood），尚塔·德瓦拉哈恩（Shanta Devarajan），美国华盛顿特区

2017年4月6日 |  六年来，叙利亚冲突已从从民主起义演变为世界上最紧迫的国际危机。值此美国新政府制定处理该冲突的政策之际，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东项目召集了来自叙利亚、其他阿拉伯国家、土耳其、欧洲和俄罗斯的专家，共同探讨叙利亚冲突未来的可能情景、外部国家的角色，以及这场悲剧性冲突造成的严重政治、人道主义和安全挑战。

 

川习峰会

包道格（Douglas H. Paal），《南华早报》

2017年4月3日 | 在中美于棕榈滩举行峰会之际习近平和唐纳德·特朗普应展现灵活性，穷尽一切措施以避免冲突。

 

美中贸易

黄育川（Yukon Huang），《华尔街日报》

2017年3月21日 | 仅凭双边贸易平衡状况不能准确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

 

半岛风云

托比·道尔顿（Toby Dalton）， 乔恩·沃尔夫斯塔尔（Jon Wolfsthal），《政治杂志》

2017年3月15日 | 朝鲜拥有核武器，这一形势在短期内无法改变。情况已然糟糕，但如果以不当行动来应对这一形势从而让韩国效仿朝鲜，情况将更为严峻。

 

Asia’s Diplomacy of Violence：China-US Coercion and Regional Order

罗伯特·艾森（Robert Ayson），曼基特·帕得（Manjeet S. Pardesi）

《生存：全球政治与战略》（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第59卷第2期，2017年3月 |  亚洲作为一个历史上大国间战争频繁的国家在近二三十年间保持了难得的总体和平。但在和平的表象下，中国近年来日益频繁运用的军事胁迫手段正在改变亚洲的现状，将战略天平摆向改变美国主导这一格局的方向。

军事胁迫（但不触发全面战争）是亚洲地区国家为获得短期利益和达到长期战略目的都曾运用的手段。美国在二战前主要运用军事胁迫手段（比如佩里的黑船敲开日本国门等）成为来帝国主义分割亚洲格局的一员。二战之后美国则运用军事胁迫手段来维护其创造的以美国的区域联盟体系为核心的区域安全秩序。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也继续亚洲运用军事胁迫手段，借此既传递信息给中国这样的潜在挑战者，也安抚盟友和安全伙伴。

同样的，中国也是军事胁迫手段的频繁使用者。二战后中国曾就台湾、朝鲜、越南、巴基斯坦等问题多次使用军事胁迫手段。中国尤其善于在区域力量平衡有利于自己的时候采取军事胁迫手段获取利益。这一模式在近年来进一步体现。随着2008年之后美国的相对衰落，中国针对菲律宾、越南和日本进行了军事胁迫。其军事胁迫的三个特征是：制造既成事实，有限试探和可控压力（利用自己相对周边国家的军事实力优势改变现状，制造新的既成事实，同时不断对各国和美国进行试探，保持对各国的可控压力）。

针对中国这样的军事胁迫，美国从三个方面进行回应：首先，美国拒绝在亚太地区划分势力范围；其次，以展示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以外交和法律地手段回应中国行动；其三，积极重振其亚洲军事联盟，建立新的军事伙伴关系，来应对中国的增长的影响力，阻止中国建立区域霸权，安抚盟友。但是，尽管这些举动会有积极的心理层面的效果，却很难扭转中国逐渐在物理层面上改变现状的趋势，美国对于中国在南海的单方面举动也实际上采取了默认的态度。这是因为除非发生军事冲突，否则美国很难逆转中国的行为。双方在这一区域的动机也是不平衡的。中国改变现状，以平复其百年来遭受的屈辱的决心比美国维护现状的决心要强大得多。

在预期的未来，中美都会继续运用军事胁迫手段来达到各自的战略目的，区域现状将会继续被改变。如果美国及其盟友希望延缓现状被改变的进程，就必须明确它们愿意为此多承担多少风险，以及如果这些风险导致战争的可能性增大，它们将怎样应对。

 

Is China Eroding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Traditional Donors in Africa?

海莉·斯韦德隆德（Haley J. Swedlund）

《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第93卷第2期，2017年3月 |  随着中国崛起后与非洲关系的快速提升，学术界对于中国在非洲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的讨论也逐渐升温。但两种明显不同的论调出现了：一种认为中国觊觎非洲丰富的资源，其在非洲的活动正在削弱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在非洲保护人权，环境，确立良治等努力；而另一种认为中国正提供给非洲国家亟需的帮助，并且指出发达国家在帮助非洲问题时同样怀有私利。本文不针对上述论调做出判断，而聚焦于“中国是否正削弱传统援助提供者在非洲的谈判主动权？”这一相关问题。

尽管许多学者断言来自中国的财政援助正削弱传统援助提供国（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在非洲的谈判主动权，但却缺乏严谨的实证研究支持。因此，本文将通过调查问卷和案例研究的方式具体分析这一课题。首先，作者对在15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工作的传统援助提供国在地援助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询问他们在就援助问题与非洲国家政府交涉过程中是否感受自己的谈判主动权被中国削弱。结果显示近半数受访者回答不是，只有20%的受访者给予了肯定回答。 更进一步，作者询问了受访者中国在四个具体领域（即受访者与援助接受国的谈判，受访者母国援助展战略的制定，受访者对未来援助分配的决策，以及关于采掘和自然资源相关行业的援助决策）是否对其产生影响。结果显示中国虽然在关于采掘和自然资源相关行业的援助决策这一领域影响最大，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影响仍然较低。因此，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援助正颠覆性地改变非洲国家与传统援助国的关系，大幅削弱传统援助国在援助谈判中的主动权的论调难以成立。

紧接着，作者对三个国家（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加纳）的受援助状况进行了案例分析，进一步剖析中国的影响。分析显示中国的财政援助资金很大程度上最终流向了承担建设援助工程的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的援助集中于生产部门（即基础设施，农业和采矿业），并且中国的援助金额通常被夸大。同时，中国援助在这三个国家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远不及传统援助国提供的官方开发援助。尤其是在受援国的政府开支这一项中，传统援助国提供的援助所占比例很高；而且传统援助国提供的援助很大部分集中于社会事业和社会服务中，与中国援助的领域重合度很低。因此，断言中国援助正取代西方传统援助，西方国家在援助非洲事务中话语权下降的主张并不成立。

作者最后指出，尽管中国正削弱传统援助提供者在非洲的谈判主动权这一论段不成立，但在少数中国和传统援助国直接竞争援助项目的情况下非洲国家会倾向选择中国的援助，因为中国的援助到位更为迅速，相关的程序也更为简便。同时，虽然中国并未引起传统援助提供国的话语权下降，但中国的确会倾向于援助那些传统援助提供国话语权正下降的国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往往因为自然资源丰富经济状况处于改善中，从而为外国提供了更多的投资与援助机会。

 

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Making Sense of East Asia’s Repeated Tensions

庄嘉颖（Ja Ian Chong）， 托德·霍尔（Todd H. Hall）

《亚洲安全》（Asian Security），第13卷第1期，2017年3月  |  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和部分东亚国家间一系列悬而未决的争端导致紧张局势频频上演，周而复始。为什么这些制造紧张空气的争端难以化解？每一次局势升级对之后的争端的处理有着怎样的影响？本文旨在回应这一问题。

学术界对于造成国家间紧张局势反复上演的事件有两种主要研究路径。一种将每一次诱发局势升级的事件作为单一事件来分析，着重分析每一次事件发生的背景，局势升级的背后机理，以及可能的解决路径。第二种将这些反复上演的紧张局势看作更为宏大的系统因素（比如多极化，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的结构性冲突以及战略竞争）所导致的。两种路径虽然都对理解该议题有重要帮助，但它们都未反复上演的紧张局势对之后的争端处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怎样的机制产生影响作出详尽的解释。

作者因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归纳了反复上演的紧张局势对之后争端的演变可能发挥的三种重要影响：首先，反复上演的紧张局势会导致争端当事方在未来局势再度升级时倾向于将对方行动视为挑衅和怀有敌意。这是因为当事方在未来进行决策时倾向于依赖过去的思维模式来判断对方行动，而且不愉快的过往会导致负面情绪与特定行动相挂钩，当特定行动再次出现时，随之而生的负面情绪也会被激起；其次，反复上演的紧张局势会导致争端当事方的立场趋于僵化，诉诸强硬立场和武力的倾向得到加强。 这是因为上次局势升级时的因强硬而获利的一方在下次局势升级时倾向于重复其政策，相应受损方则倾向强化其立场以不再次落于下风。并且，当一方认为自己已处于利益受损区间时更敢于采取风险性的强硬行动。同时，上次升级时的受损方会产生被羞辱感和强烈的复仇心理，更刺激其铤而走险；最后，反复上演的紧张局势会对争端各国国内公众态度产生间接影响，促使各国倾向强硬政策。这是因为紧张局势往往导致争端各国国内民众对对方产生负面情绪，因而倾向于支持采取强硬立场的领导人，从而限制了温和领导人的政策空间。

作者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反复上演的紧张局势正是为最后冲突总爆发奠定了基础，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上述三种影响方式。继而，作者以2006年后中日间反复升温的领土争端，以及中国和菲律宾在近年来围绕南海反复发生激烈争执这两者为案例进一步分析了反复上演的紧张局势对争端处理的负面影响。作者提出这些案例都证明两国就悬而未决的争端反复发生的紧张局势是极为危险的，为冲突爆发买下了祸根。

 

Trading with the Enemy? The Futility of US Commercial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the Chinese Challenge

金东郑（Dong Jung Kim）

《太平洋评论》（The Pacific Review），第30卷第3期，2017年3月 |  随着中国对美国主导建立的原有国际秩序的挑战，美国开始在有意识地建立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本文试图回答“美国是否准备号对中国采取商业反制措施来配合军事反制措施”。作者认为，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商业反制措施的必要条件并没有满足。美国可能对因此遭受重大的损失，而相反，作者很难断定这样的措施会对中国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作者回顾了经济相互倚赖的相关文献，指出只有目标国家更加倚赖本国的经济时对其采取的限制措施才会更加有效。在判断条件时需要看两个因素：须分析本国的经济限制措施在削减对手的经济能力上确实有效；须了解限制双边贸易对本国可能带来的影响。此外，还应注意贸易对两国总体经济表现的影响。

接着，作者根据上述思路对中美两国进行了具体分析。就中国而言：第一、在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方面，中国在高端科技产品、工业商品、原材料和农产品与工业和家用燃料方面都可以找到美国之外的替代合作伙伴；第二、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方面，因为中国的出口收入多是从他国对中国的零件、原材料和技术的购买获得，即使美国对中国采取限制，中国也没有太大损失；此外，中国在出口国方面也有欧盟和其他国家作为替代选项；最后、中国的最终消费品或工业品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如在第三国建立离岸工厂等进入到美国。

相比之下，美国在工业效率、竞争力和与他国的摩擦方面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而易见。首先，美国制造业、零售和批发业大量使用中国劳动力，而中国的劳动力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并拥有四大比较优势：进入中国市场的优势；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抵消了中国工资的增长；中国大量、灵活的劳动力可以应对变化的全球市场；中国可靠和灵活的供应链。因此，失去中国市场将会对美国公司的竞争力带来巨大影响。此外，美国可能失去中国这一市场，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很难快速被其他国家消化。这也会加剧美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紧密贸易联系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作者认为，在此情况下，最好是创造有利的内外经济条件，并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对中国违反国际知识产权和货币政策等做出声明和谴责，这样才能够满足需要的条件来对中国进行经济上的反制措施。否则，美国不成熟的制裁决定将只会对其自身带来更大的伤害。

 

Xi’s Foreign-Policy Turn and Asian Perceptions of a Rising China

朱云汉（Yun-han Chu）， 张佑宗（Yu-tzung Chang）

《全球亚洲》（Global Asia），第12卷第1期，2017年春  |  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两个经济体。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在各方面都带来威胁，而作为回应，美国也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提出了“亚洲再平衡”的策略。双方在东亚就经济、政治和军事等“硬实力”展开竞争。但是近年来，秀“软实力”也成了中国外交的重要部分。

本文首先指出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在国际和区域的政策改变。总的来说，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更加雄心勃勃。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拥有了更多的政策手段和经济筹码。这使得中国持续成为世界增长的引擎。此外，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中国梦”的宣扬为例，中国在表达自己的诉求，传播自己的愿景和政策目标上也更加积极。中国还主导了多项倡议，如“一带一路”和相关的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纳入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建立亚投行等等。这些都彰显了中国更大的经济参与和重写全球化规则的雄心。

接着本文根据最新两轮的“东亚晴雨计”调查就亚洲人民对中国崛起的看法进行了分析。调查发现，在“谁是亚洲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的问题上，与中国毗邻或文化接近的国家中半数认为中国最有影响力；尽管多数东南亚国家仍认为美国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但是在这些国家认可中国影响力的比例在不断上升。这体现出中国的崛起对邻近国家或文化相近国家的影响更加明显。 在“东南亚国家是否欢迎中美两国对本国或对本地区的影响力”的问题上，总的来说，亚洲民众欢迎美国对该地区或本国的影响，但是对于中国的看法则呈现出两极分化。地缘较远的国家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而较近的国家则原因更为复杂也更容易受到安全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在对“中美在该地区的战略竞争”问题上，多数国家对中美在该地区的战略竞争抱以积极的态度，认为两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不互斥。

最后，文章就政策影响提出相关看法。作者认为大多数东亚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夹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主要是中美双方影响力的益处和代价可以兼容，同时不能相互取代。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上台后对穆斯林群体的不友好政策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形象，同时特朗普选择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退出也让其盟友倍感失望，所以作者预测如果特朗普政府未来将在亚太地区加大对中国的遏制，美国可能不会从其盟友方面得到太多支持。

 

Implications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What China Can Learn from South Korea

金京洙（Kyungsoo Kim）

《全球亚洲》（Global Asia）， 第12卷第1期， 2017年春 |  本文通过总结韩国在货币国际化中的得失和教训，为中国更好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出建议，同时作者结合特朗普执政期间可能采取的财政金融政策，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发展前景做出预判。

作者认为资本账户可兑换是货币国际化的先决条件，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国家是否经历了收支危机，因为这会导致决策者对货币国际化丧失信心，从而放弃推动货币国际化。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韩国开始完全开放资本项目可兑换，国内金融体系完全融入国际资本市场，整个国家的资金流波动性大幅上升。在这一过程中，外汇储备是避免相关风险最重要的方式。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韩国金融市场遭受巨大打击，大量资本外流，为应对危机，韩国不得不兜售大量外汇储备，最终造成整个金融市场大幅受挫。这是因为韩元还未完全国际化，如果国际化程度能进一步提升，货币自由兑换就可以抵消资本外流带来的危机。

中国也有可能遭受资产负债危机，所以需要充分考虑到杠杆交易机构的收支风险。此外，尽管收支平衡的艰巨性可能会使决策者感到沮丧，但是中国政府应当对人民币保持信心，这是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在驱动力。未来，中国应当继续坚持金融体制改革，同时保持金融体制的稳定。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退出，使得中国主导建立的不包括美国在内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成为亚洲地区最重要的经济贸易合作协定。同时特朗普所秉持的“美国第一”原则也为中国带来极佳的时机，促进中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帮助人民币在欧亚大陆上向外拓展。中国应当在未来与世界的经贸合作中抓住机遇，大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