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大国的经济政策正从财政刺激转向财政紧缩之际，本月的两场G20会议再次聚焦了世人目光，这个占据了世界85%以上经济总量的20国集团，越发自信地彰显出自己在全球经济领域当仁不让的领导地位。

　　相形之下，被称着“富国俱乐部”的G8集团权势急剧衰退，无论其所擅长的经济事务，还是被关注的安全和社会发展问题，八国集团都表现得力不从心。

　　全球权力格局正面临广泛而深刻的重大变化。尽管华盛顿龙头地位难以动摇，但以美国为主导、于二战后构建的全球经济政治体系已面临愈来愈大的改革压力。以金融体制改革为先声，建立更具包容、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以符合变化中的全球新格局逐渐成为共识。

　　华盛顿权势的衰落表面上看和上世纪60年代末有些相似，两者都同样被外部战争和内部的金融危机拖累。不过细究下去，其实有天壤之别，本次华盛顿的危机更大，因为它所面对的不再是西方世界诸如西欧及走西式道路的日本构成的内部挑战，而是来自非西方世界的挑战。

　　在所有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的角色尤为突出。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规模最大、经济增速最快，挑战现有体系的能力也最强。另一方面，中国越来越成为风向标，成为衰落中的西方世界和崛起中的非西方世界的连接点。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尽可能满足中国来安抚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权利要求，但同时更希望在承认中国大国地位的同时，促使北京向符合其利益的方向转变，不试图去挑战现有秩序，而是成为体系内“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反过来，新兴经济体则希望北京成为其利益代言人，成为他们变革要求的强有力推动者。

　　由于双方都对中国寄予厚望，使得北京获取了许多关键权利。不过，在外界的一片追捧声中，北京对自己可能发挥的新角色却显得犹豫不决，说得更准确点，是有些不太情愿。一直以来，北京安心于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专注于内部经济建设。对于外部权争，中国甚少介入，即使介入，也是尽量放低身段、柔和处理。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更为严峻、更为急迫的挑战来自内部的虚弱与贫困，来自艰巨的国家现代化任务。中国上世纪80年代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外部和缓措施，都是着眼于内部改革这个首要目标的。

　　实际上，不仅中国政府，中国的民众对参与外部事务的兴趣也不大。很多中国人都对北京的外部投入感到迷惑不解，认为政府应该把宝贵的资源应用于国内，解决急遽扩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这些长期淤积的社会公平问题。此外，还有一种主流的声音认为，并非中国不愿意发挥大国责任，而是根本就没有实力发挥，北京要谨防跌入西方所精心设计的“温柔陷阱”中。

　　这样，在外部要求与中国实际发挥的角色之间，势必存在巨大的落差。很难想象，中国会循着其他国家所预设的道路将自己拖到舞台中央。当前北京可能更愿意发挥有限的地区性角色，即谋求推动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带动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活跃的经济外交。只要目前的外部环境继续有利于这种经济战略，或者国内市场能够提供强劲支撑，中国就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外交策略。

　　当然，在全球化格局下，一国的角色并非自身所能完全主导。当北京决定继续奉行开放政策，将中国一步步更深地融入国际体系时，就会发现越来越难以严格区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在责任与意愿之间，北京需要清醒认识，力图取得一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