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消费的最大群体，他们生活水平对社会是否稳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所以，人们经常会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到底怎样的人算中产？

　　世界银行采用广义的“中产阶级”分类法，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日收入超过2美元的人即中产阶级。根据此分类法，目前全世界70亿人口中，已有超过40亿的人达到该中产阶级水准。他们中的大多数能买得起一部手机，但是尚未企及能负担私车的水平。显然，此常用分类法所定的界线太低。

　　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狭义的划分标准为，收入接近或超过发达国家中等收入者的人，其收入大约为人均年收入31000美元。该收入水平是购买一辆私车所需收入的7倍。世界上仅有约12%的人生活在人均收入超过上述分界线的国家，其中极少有发展中国家。

　　这个标准换算成人民币大约年收入20万元，显然，这个标准不会被很多人认同，觉得太低。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相关的讨论中，中产的标准被定得很高，要么年收入几百万元，要么北上广深有两套房，还不能有贷款。但是，从全国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86元。这样的人均收入，真的能支撑起中产阶级以数百万，甚至千万的划分标准吗？中国的中产标准真的那么高吗？

　　高标准似乎得到了数据的支持。清华大学教授李强采用“社会经济职业地位指数”，即收入、工作、声望甚至权力，综合对各阶层进行了一个划分，结论是：中国的上层人口比例为5.62%，中产阶层为19.12%，下层为75.25%。在这差不多20%的中产阶层中，有73%的人处于和下层接近的过渡、边缘状态。换句话说，有超过七成的中产阶级，随时面临着滑落到下层的危险。

　　这个结论，某种意义上看，当然没错。中国的阶层划分，由于权利的长期扭曲，涉及到方方面面，北京一个年薪50万元的白领，收入当然算高的，从个人收入排序的话，能占到全国的前百分之一、二，但是由于没有北京户口，他属于以教育控人的对象，孩子有可能不能在北京上学。要么当留守儿童，要么去一个很差的学校。这个时候，他就和已在京打工的农民工没有太大区别。

　　既然是中产，当然应该是一种体面的生活，如果说中产为了上重点学校而奔波是一种甜蜜的负担的话，为了子女接受基本教育而焦虑、奔走显然不是一种体面的生活。所以，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前20%的人群属于中产的结论也是成立的。因为除了收入，中国人还需要很多东西，比如社会地位、户籍等等，才能保持一个相对体面。

　　但是，无论如何，这在语义上是矛盾的。所谓中产，有一个中字，不管是从收入数量的中位数或者平均数，还是权利的多寡，中，就是指的中间。但是，上面这个研究结论推出的却是：20%的人属于中间状态，或者，更精确的说，中国人前20%的属于中间状态。显然，语义上的矛盾非常明显。

　　在2014年的减税大战中，美国民主党人认为年收入20万美金以下的为中产，共和党人则认为低于131450美元的才为中产。也有将25万以下划分为中产阶级（其中15万以上为上层中产），25万以上为富人（约占人口的5%），40万以上为超级富人的（占人口的1%）。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美国的中层阶级占到一半或者65%。但即便美国最高标准，25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也才170万的样子，离不少中国人眼中的中产还差得远。如果把美国较低的标准拿到中国来，还不到100万，这就意味着，在美国的中产，拿到中国来，似乎才刚刚及格，立即变为下层了。显然这是荒谬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

　　首先，这也源于人们对现实的焦虑感。中产阶级，本是一个数量概念，即一国中占比例最大的中间层，但在一般人的眼中，未必和数值概念相关，而是意味着一种体面生活。这40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资产增值的速度也非常快，阶层变迁也非常大，人人都担心自己掉队。那么，维持一个体面生活，不至于焦虑，就不能仅仅处于人群的中间，而要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也就是说，要处于整个人群的前列。

　　何谓前列，没有具体标准，超过平均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标准，但是，在贫富分化严重的中国，超过平均，在资产上却是一个很高的数字。2014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在数据发布之初，中国城市户口家庭平均资产247万元引起社会质疑，而家庭资产40.5万元的中位数却没有得到重视。主持调查报告的西南财大教授甘犁表示，中位数反映的是普通老百姓的资产状况。只有14.3%的家庭资产超过了247万的均值。
可见，要达到平均值，必须在人群的前14.3%，那么，自然而然，人们眼中的中产标准也高了。

　　其次，这源于系统性的抽样偏差。所谓系统性偏差，是指由于违反了抽样调查的随机原则而导致的代表性误差。作为一个大众话题，大多数人谈到中产标准的时候，都不会用搞学术的那一套方法，查数据、做分析、抛出偏差，而只是从自己的观察与感受中得到结论。这就极大的可能出现系统性偏差。

　　什么样的人会讨论中产？流水线上的打工妹不会，整日工作在田里的老农也不会，会讨论中产的，只有中产本身，甚至是中产的那些有文化、会社会观察、参与公共讨论的人。这部分中产，一定程度上，在中产中都属于条件较好的。那么，从这群人的社会关系来看，观察到的，就是与自己差不多的人群。他们的朋友圈中，不会有餐馆的服务员，流水线上的打工仔，种地的农民，那么他的观察抽样，就已经出现了系统性的抽样误差。

　　而且，基于社交媒体的不可避免的特性，观察到的往往是幸福、炫富。朋友圈中，人们会发在国外的海滩上度假，但绝对不会发旅游的费用是分期的；会炫耀一个名牌的包包，但却会不会发这个包包用掉了自己一个月的工资；会发自己宽敞的房子，但不会发按揭都在靠父母支持。这个时候，系统性的偏差就进一步加大了，变为了社交关系与社交媒体展示的两种偏差。

　　如果说抽样偏差形成了偏见，那么反过来说，偏见本身是带有阶层性的。偏见本身就是一种自己所在阶层的标志。简单的说，一个人歧视农民，那么，他多半有城市户口；如果高喊“你穷你有理？”那么肯定不是一个穷人。

　　所以，哪怕一个人的判断、结论是错的，存在系统性偏差，但也反映了这个人的社交圈子。一个人即使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也会下意识的通过选择一个更高的立场、视角偏见来向周围的人显示自己的社会阶层。如果一个人的判断是，中产的标准是北京两套房，年收入200万，那么，就在暗示他自己的财产状况，退一步，即便他没有那么多财产，那么多收入，他的见识如此，他的偏见如此，多多少少也表明他也身处这个圈子。而另一个人，他认为中产只需年收入10万，这很可能表明他的收入如此，他的朋友圈中的大多数人也是如此。

　　当人们谈到中产这个话题的时候，未必意识到自己给出的标准，受到这么多因素的影响，但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于是，在大家的讨论中，中产的标准就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