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年轻的数学家许晨阳打算回到中国。他给几位朋友发了一封简短的告知邮件。朋友们很惊讶。他是一颗数学新星，从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过博士后，与合作者解决了代数几何领域一些著名猜想，多所美国大学向他发出了教职邀请。

数学家是一个对环境敏感的群体。数学的上一个天堂是高斯、黎曼、希尔伯特的德国哥廷根学派，但法西斯的执政给了它致命一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本落后的美国接收了众多数学大师，成为世界数学中心。2012年，31岁的许晨阳成为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第一位副教授。这是他的母校北京大学一个新设的机构。

随后的5年，许保持了旺盛的创造力，成长为代数几何领域的领军青年数学家。他获得了2016年度国际理论物理中心拉马努金奖；他已受邀在4年一度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报告；他和一位意大利籍数学家被评为2017/2018年“庞加莱讲席”入选者。庞加莱讲席累计入选的8人中，7人在北美，只有许来自中国。

如今，许正成为全球顶尖大学关注的“猎物”。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请他回去做终身教授，另一些外国大学也表达了意向。这在整个中国大陆学术界，都是罕有的案例。“如果没有这个数学中心，我也许不会回来这么快。”许晨阳认为，北大与美国顶级名校的运行相比存在差距，但数学中心的“小环境”比较理想。

“不干扰”

2005年起在北大筹建数学中心的田刚称，他能够创造的小环境是——“不干扰”。田刚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并奠定了显赫声名的学者之一，获得过几何最高奖维布伦奖，在国际数学家大会做过一小时报告，担任世界级数学大奖阿贝尔奖评委，先后执教于纽约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

在另起炉灶设立数学中心之前，北大已有历史悠久的数学学院，全院教师有100多人。数学学院前任院长、如今的数学中心副主任张继平说，数学中心“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数学发展的规律和国际惯例来做的”。许晨阳在回国的次年破格升任教授。只要他愿意，他本可在其他中国大学直接担任教授，略过晋升阶段，但他说：“我更适应新体制。”田刚从一开始就决定实行他在美国经历过的终身教职评定体系，这也是北大近年开始实行的人才引进办法：让年轻人从临时性的助理教授做起，合同期6年。6年内有且只有一次终身教职评定机会，不通过者只能离开。

▎田刚 

第二位获得终身教职的是刘若川副教授。他是许晨阳的同窗，与许一样只用了3年就从北大提前本科毕业，跟随田刚读硕士，随后赴美留学，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在评估他的申请时，评审委员会要看他的简历、论文，还要看至少10封推荐信，写推荐信的必须是著名数学家。北大向14位数学家发了信，邀请他们对刘若川的研究工作作出评价。据田刚回忆，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都回了信，且都对刘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大家都觉得他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刘若川承认自己起初没把终身制的压力“太当回事”，后来感到了压力。他感慨，这里真的是完全执行国际标准。

2014年，北大宣布终身教职制度改革。对于既有师资，北大设有3年过渡时间。过渡期内，“老体制”下的教师可以保留职称原地不动，也可以按照新的规则申请晋升。2017年是过渡期的最后一年。

32岁的数学学院副教授郭帅准备申请新体制的终身教职。以前，校方询问国际评审的是“这个人怎么样”，现在则问“这个人能不能在贵校做教授”。“问法不同，人家说法不一样。”郭帅认为，这是一个趋势，北大定位为世界一流，教师的标准自然会相应提高。他也相信会存在阻力——“老体制”下的一些教师，可能无法像往常那样按部就班获得晋升。

但北大的做法在他看来较为人性化：即使申请不成功，也不会失去教职。北大试图用这种温和的方式实现师资的更替，等到新制度下的师资占了主流，就完成了“过渡”。数学中心并不存在过渡问题，自2011年首次招聘，它就完全是“新”的。田刚形容，它类似于北大的一个“特区”，一些新的尝试根本上还是要对原有体制产生促进作用。

前提是，“特区”首先要取得成功。

到目前为止，数学中心的发展超出了田刚的预期。他很早就意识到人是最重要的，但是能不能招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最初他虽有信心但并不能完全确定。许晨阳被国际顶尖大学看中，部分增强了他的信心。现在他认为，这里有的教职申请人，不输于其他一些顶尖学校的申请人。一些人的推荐信里直接说，被推荐者“肯定”可以在美国前10名大学拿到教职。田刚相信这缘于中心自身的努力，更得益于大的形势：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人才吸引计划。

许晨阳考虑回国时，吸引海外人才的“千人计划”推出了面向年轻人的“青年千人计划”。他是首批入选者。北大理工科年轻师资中，拥有“青年千人计划”等4种卓越青年学者头衔——被称为“四青”——的比例约占百分之十几，数学中心的这个比例接近百分之百。

大多数高校里，“四青”直接被聘为教授，但在这里，他们必须从助理教授或副教授做起，面对终身教职评定的压力。这造成了一些潜在申请人的流失，有时，一位申请人获得了北大数学中心的教职后，被别的机构以更高的职位、更高的薪酬挖走；但在愿意接受挑战的那些人中，它的受欢迎程度反而加强了。

从薪酬来看，田刚承认“还是弱于国外”，但至少已与国外很多大学是“可比较的”。入选“青年千人计划”，还可从国家申请到100万元至200万元的研究经费。许晨阳说，这样的资助，国外可能只有那些“有名的地方”才会提供。田刚将经费大都花在博士后和教师身上，因为“钱花在人身上最值”。但他始终认为“钱不是最大的问题”，“关键还是找到好的人。”

当世界疯狂时，一个数学家可以在数学中发现一种无与伦比的镇定剂

许晨阳在北大安定下来之后，给朋友刘毅打电话，详细介绍了北大的数学中心。刘正在寻找终身教职，进入了美国两所名校的面试。他的上一个雇主是加州理工学院。作为主任，田刚并不直接负责招聘。“那样会累死，而且容易近亲繁殖。”田说，数学中心这几年真正把人吸引过来，靠的是已有的教师。“这些年轻人接触的也是年轻人，他们对年轻人中优秀的人才更敏感。”数学中心副主任、招聘小组组长刘小博说。

这是数学中心令许晨阳满意的地方——大的决策是所有教师参与的，拥有“教授治中心”的氛围。在刘毅看来，北大的劣势在于，由于地理位置，与国外同行接触的机会相对缺乏，特别是与他待过的加州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相比。在那里，从讨论班和学术报告中能接触到“特别新鲜的数学”。“你能够以多大的频率暴露于数学新知识的面前，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刘毅说。许晨阳记得，他在普林斯顿时，有些教授教的就是正在研究的问题。他的博士导师、著名的代数几何学家雅诺什·考勒开过一门新课，一边讲课一边尝试解决这个领域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一周，课程取消了，因为教授在过去几周都没做出新的结果。

▎许晨阳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尽量通过举办密集的国际学术活动来弥补这个短板。但包括田刚在内的许多教授认为，改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一下子改变是不现实的。”田刚说，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都存在这样的劣势——国外同行要经过长途飞行抵达。很多年前，同行们只是来中国看看，现在情形有所变化了。刘若川认为，“美国那边集中的人比较多，这是它最大的优势。但是现在有网络了，物理上的距离不代表实际的距离，在中国，你的联系还是可以很多，距离没那么大了。”

最终，刘毅选了北大。他的推荐信很强，一位著名数学家在信里说，刘胜过了在这个年纪时的自己。刘毅并不认为他回国就是“毅然决然放弃了什么”。北大吸引他的因素很多，包括在本土工作的亲近感。制度也是一个方面，“一种和国际接轨的制度，心情上我觉得比较容易接受。”回国后，刘毅也入选了“青年千人计划”，但说不清是哪一年，也记不住奖金额度。

▎刘毅 

北大给了他一个冠名的“金光副教授”职位，由一笔校友捐资的数学基金提供额外资助。但他记不清这个职位带来的年薪是多少。被问及时，他仰起头想了一会儿，最后略带歉意地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你到中心主页上找得到。”

另一件事发生在刘毅身上时，没人觉得奇怪。北京大学在校园西北方向四五公里外的肖家河地区兴建了一批教师住宅，房价低于市场售价。刘毅没有申请。北京的高房价现在是困扰很多人的问题，这是包括北大在内的雇主在招聘中的一个劣势。许晨阳说，北京是个生活压力比较大的城市，而做数学要心境平和。

离北大不远的五道口地区，人烟稠密，企业云集，房价高企，在年轻人中有个外号叫“宇宙中心”。但刘毅放弃了福利购房资格。在租房和购房之间权衡后，他觉得后者会有经济压力。此外，他也害怕麻烦，“不愿意去办贷款”。在田刚印象里，刘毅从没就待遇问题跟他提过要求，假如当初把他的薪酬压低一些，他似乎也能接受。

与刘毅年龄相仿的郭帅申购了住房。他理解刘毅。“刘毅更纯粹一些，什么都不在乎，专心搞科研。”郭帅说，有人对数学的纯粹，导致对其他事情也会纯粹一些。“做数学的人可能偏理想主义一些，不是不通世故，而是为了自己的追求，可能会放弃一些东西。”

1940年，英国数学家哈代指出，数学家在所有人里应该是最容易“出世”的。他在《一个数学家的辩白》中说：“当世界疯狂时，一个数学家可以在数学中发现一种无与伦比的镇定剂。”

刘毅今年34岁，独自租住在北大提供的公寓里，拥有大学生般的年轻外貌。除了学术活动，他不怎么外出。他有一些打发闲暇的兴趣，比如在网上下围棋，以及读一些“闲书”，“闲书”指的是非数学书。他表示自己喜欢“在外面逛”，他进一步解释，“外面”指的是北大图书馆等校园其他地方。回国两个月后，“突然”有一天，刘毅想出了一个三维流形的拓扑问题，结果发表在数学界公认的四份顶级期刊之一、德国的《数学发明》上。他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豁然开朗了。这是一个数学家灵感降临的时刻。众多数学大师曾像艺术家一样，描述过灵感的极端重要性。“数学王子”高斯说，数学中的一些美丽定理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们极易从事实中归纳出来，但证明却隐藏得极深。“数学是科学之王。”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整天就是想问题，好像武侠小说里的闭关状态，尽量避免做一些杂事，投入一些。有人做完一个问题，中间有一个空隙，相当于练完一层功，还没有开始下一层，可以休息休息。”郭帅形容。“我刚好处于练功状态。”他在受访时说。

为一个人，“求是奖”修改了章程

另一位没有申请肖家河住宅的是关启安教授，他与刘毅同龄，已在最重要的数学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此前他是数学中心表现最突出的博士后，用他的博士后导师刘小博的话来说，他“爆发”了。

关是“老体制”下北大数学学院晋升的最后3位教授之一，从最低职称的讲师到教授只用了3年。关解释，他宁可租在学校的房子里，不想离开校园。“我这人很懒”，他皱着眉头说。

张继平评价说，关启安是一个“比较透明的人”。他一心向学问，对其他东西不是太在意，相对比较潇洒。有些人会为了争取一点身外之物去费力气，他这种人不会。关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对他，不仅北大破了格，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也破过例。

求是基金会的“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与美国的斯隆研究奖类似，为具有潜力的科学家提供支持，是一项竞争激烈的荣誉，奖金是15万美元。2015年，北大推荐关启安填过申请材料。一个月后，基金会回复说，评奖章程要求申请人具有海外经历，建议北大另荐他人。关启安本就不喜填各种表格。他表示自己不是很在意，“人家有硬性要求，没什么可说的”。

关启安被拒绝后，田刚给所有评委写了一封信，建议评选以学术为唯一标准，支持最好的人做出最好的工作。田也是“求是奖”委员会成员。他记得，关启安落选那年，委员会最后一次会上，主席施一公教授首先提议改变规则，取消关于海外经历的要求。大家很快达成共识。下一年，关启安又接到了填表通知。他感到莫名其妙。那些让他头疼的表格最终给了他惊喜：他成为这项奖励2013年恢复以来，第一位完全由本土培养的获奖人。“求是奖”实事求是地为他修改了章程。

 关启安

对于田刚所追求的“不干扰”，关启安用带有沈阳味儿的普通话和幽默感说，一个数学研究机构，你要是能说出它好在哪里是比较困难的，无非就好在“你在这儿待着想干点啥就干点啥，没人打扰”。很多事情，“我不需要离开我的办公室，都办了”，他觉得很“舒服”。

数学中心精挑细选了每一位行政人员，有的本身就有博士学位。他们的职责之一是不让数学家们“分心”。一些行政助理对北大周边的租房市场尤为了解——他们协助许多新到的学者租过房子。文再文副教授举例说，假如他要筹办一个学术会议，中心会为他分配一位行政助理，负责从发通知、做网页到安排食宿的一切事务。他要做的只是确定邀请人名单以及会期。他认为，国内很多地方硬件上优于这里，但它们难有这样的软件。“我认为这个中心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很好的。”助理教授冯仁杰认为，他在这里得到的支持，比在美国所能得到的要好。

这里没有大楼

仅从硬件来看，数学中心也已是一个“特区”了。北大给了它寸土寸金的校园里的黄金位置，建了世上唯一一个位于四合院里的数学研究机构。四合院共有7个，最高建筑是二层的学术报告厅。这个地方没有大楼。

在清代，此地是公主和王子们出没的皇家园林。一部分后来成了群居大杂院。兴建数学中心时，数学家参与了设计。田刚从一开始就希望建筑是中国式的，并要尽量维持原貌。一些院子是找到原图纸后按样重建的。40多株古树全部留在原地。如今，在游人络绎不绝的未名湖北岸，那草木葱茏、曲径通幽的庭院深处，使人意想不到是数学的领地。

数学家们还留出了一个喝咖啡的地方。每天下午3点是下午茶时间。没有人记得它是如何开始的，起初是一周两三次，后来成了每日惯例。师生们凑钱购买咖啡和茶点，资历越高出资越多。不过这里没有人声鼎沸的时刻。连下午茶时间，墙外都听不到什么声音。

最大一座四合院的后门两侧，挂着一幅数学家写的对联：“天道几何，万品流形先自守；变分无限，孤心测度有同伦。”

它用独特工整的汉语和数学名词，概括了数学“科学之王”的地位，也概括了门后终日思索的这群数学人：“客观存在中最为基本的规律到底有多少？万物演化都已先行遵循；变易分化是如此无穷无垠，苦心孤诣地推演预测，总有志趣相通的知音。”

胸怀梦想，砥砺前行

从小时候对数学的兴趣萌芽，到北大数学科学学院的系统培养，再到海外求学经历的不断探索，一路走来，给予刘老师影响和帮助的人非常多。“学生时代，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许晨阳。虽然不住在同一个寝室，但是我们上课、吃饭、自习都在一起。我们常常私下探讨问题，在讨论、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不同的的思维方式，学会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这对我影响很大。”在言谈话语间，我们感受到了刘老师对这位年少时好友的欣赏与钦佩。许晨阳现如今也同样在北大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任职，年纪轻轻就被评为教授，在学术、科研方面有着非凡的成就。想到这，我们不禁感叹，从求学时互相切磋、惺惺相惜的好友，到如今工作中意气相投的事业搭档，这样的经历是多少人可遇而不可求的。鲍溶说过“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庄子亦说“同类相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或许正是这种朋友间的交流和陪伴，才让彼此更加执着于对学术道路的坚守。

在刘若川老师学生生涯中另外一个无法替代的人是他在麻省理工的导师Kedlaya。也正是在Kedlaya的帮助下，刘老师才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p进制霍奇理论，这也是他一直坚持探索的研究课题。“每个人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我自己本身对算术几何和代数数论方面感兴趣，而刚好Kedlaya的研究方向让我很有认同感，这也是我接触p进制霍奇理论的开始。”

时至今日，刘若川老师已经开始教育自己的学生，他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做学问、搞科研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情，能从事这项工作我很开心。但是能够把我学到的知识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去发现和感受数学之美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