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在华外企对中国市场环境恶化的抱怨不断，而这种状况近日达到一个高潮：通用电气CEO伊梅尔特罕见地表示，外资企业在华开展业务越来越难了。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梅尔特在罗马向意大利顶尖高管们表示：“我真的担心中国。”他指中国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日益浓厚。“我不确定最终他们是否想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赢，或者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取得成功。”

　　尽管后来GE发表声明，指《金融时报》的有关报道断章取义，但外企的抱怨并非空穴来风。在此之前，中国欧盟商会、美国商会等外国商业组织都纷纷对中国政府的保护主义提出了公开批评。

　　与谷歌不同，通用一直是在华外企的“模范生”，多年来一直带头宣扬中国市场的潜力，伊梅尔特去年末还表示：“我认为没有比通用电气更看好中国的企业了。”这家全球最大的电器制造商在中国大举投资，雇佣了约1.3万名员工，并且是北京奥运会的主要赞助商之一、上海世博会美国展馆的最大赞助商之一。它的担忧，无疑值得关注。

　　如何看待外企的这种担忧？在我们看来，与其将此归结到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的模糊态度、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不如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在经历了进入中国市场之初的超国民待遇之后，外企可能正在“享受”到他们所呼吁的“国民待遇”——与中国个体户、私营企业一样，外企在华遇到了垄断的铁板。

　　垄断导致中国市场的主体日渐单一，这才是抱怨背后真正让人担心的问题。从个体户的消失，到2009年争议极大的“国进民退”浪潮，如今蔓延到了外企，中国市场上似乎只有垄断国企才能保持骄人业绩。尽管外资的问题在中国往往被与民族情感、保护民族产业联系起来，但如果这真的形成趋势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一个健康活跃的经济体，必然有多元的竞争主体共存。以美国为例，不仅有占据全球500强半壁江山的巨头，也有数量巨大的中小企业，它们约占全美企业总数的99.7%，占所有企业收入的40%，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前总统里根曾把小企业比喻为美国经济制度的心脏与灵魂。

　　而在中国，与大型国企逐渐在全球企业界崭露头角同时出现的是，1999年中国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6年变成了2505.7万户，锐减了650多万户。

　　十年之后，这个现象复制到了民营企业上。2009年共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的经济刺激资金的大部分流入地方政府和国企。除了央企巨无霸，各级政府本身近年越来越成为一个当代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最大投资主体。按照《中国改革》杂志2010年1、2期合刊发表的文章中的数字，到2009年6月，中国各级政府共建立了8221个政府融资平台，占用贷款余额5.56万亿元。仅在2009年一年，这些政府融资平台所占贷款就占全部贷款总额的50%以上。

　　“现在是打着提高集中度、维护经济安全的名义，排斥民间资本。”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保育钧担忧，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将尸横遍野。

　　外企在资金技术上不存在中国中小企业的困境，但他们的问题是：为何吉利（Geely）能够收购沃尔沃（Volvo），而外国汽车制造商仍然必须要组建合资企业，才能在中国生产汽车？为何在快速扩张的高速铁路和发电设备采购中，中国本地企业一直是大赢家？用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的话来说，他们感到在“一种无法预测的商业环境里里苦苦挣扎”。

　　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通过放生个体和民营企业，减少国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激发了巨大的经济活力。而近年来的状况则相反，个体户干不下去了，每次经济的重大调整就有一批民营企业被逐出实体经济，如今外企也普遍感到茫然无措……中国的市场难道只能有地方政府和大型国企能玩下去吗？这对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整个社会资源的分配会产生什么影响，谁能预测？谁能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