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税收体系复杂，税收环境混乱，既推高了税收成本，又阻碍了公民的纳税热情。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复杂的东西，效率往往越是低下。化繁为简是中国税收改革的一个方向

　　作为普通纳税人，你需要交多少种税？缴纳税额是多少？中国共有多少种税种？国税和地税各自的征收范围是什么？征不征税，征什么税，怎么征……谁说了算？

　　我想，倘若没点儿专业知识，一般人铁定回答不了上述问题。就是所谓的业内人士，也不容易说明白。

　　中国的税收体系复杂，税收环境混乱，既推高了税收成本，又阻碍了公民的纳税热情。经验告诉我们，越是复杂的东西，效率往往越是低下。因此，化繁为简是中国税收改革的一个方向。

税种繁多 重复征税

　　中国现行的税制共由多少种税组成？

　　记者原本以为这是一个挺简单的问题，但采访发现实则不然。记者收获的答案可谓五花八门。一般的人基本答不上来，只笼统感觉很多，说有几十种。就是专家，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有说23种的，有说27种的，有说47种的，还有说60多种的。还有人下意识地将名目繁多的各类费也计算在内，得出的答案更加天文。这也理所当然，毕竟在中国，纳税人也有“纳费”的义务。尽管大家给出的答案不一，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多。

　　到底有多多？记者开始求助于税务部门的官方网站。记者先查阅了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网站，说中国的税收制度共设有25种税；随后，查阅了更加权威的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相关表述为，“目前，中国共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印花税、契税、烟叶税、关税、船舶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20个税种。”两者略有出入，主要是前者将遗产税、证券交易税等尚未开征的几个税种也算在内了。

　　20多种税，绝不是一个小数目。据记者了解，中国香港地区，本土税种不足十种，主要包括：利得税、物业税、薪俸税、厘印税、增股税、印花税、遗产税，对于五种特殊产品还涉及进口关税（烟、酒、化妆品、汽车、燃油）。

　　“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么多种税？我听说美国正在研究缩减税种，目标是都囊括到一种税里面。”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永生表示，税种越多，纳税人的纳税成本越高。他曾看到过一个数据，说：香港每个企业平均每年在纳税上所花的时间大约是80个小时（以8小时为一个工作日，约10个工作日），而在内地需要花872个小时（接近100个工作日）。前者差不多只占后者的1/10。

　　“税制这么复杂，将影响企业创业的积极性，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业热情。节省下的时间干什么不好？”钟永生为企业在缴税上消磨如此多的时间感到惋惜，认为不值。

　　税种繁多导致严重后果，就是重复征税。中国对生产、流通、交易、保有等多个环节征税，纳税人备感税负压力沉重。

国税VS地税

　　国税、地税两套机构分设，是中国征税系统的一大特点。中国从1994年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

　　实际上，分税制在一定程度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结果，是平衡两者财权与事权的一种手段。“（采用分税制前）中央和地方之间，财权和事权不相对等，地方承担的事情多，而支配的财力少，中央支配的财力多，但办的事特别少。分税制有利于事权和财权的合理分配，在当时的背景下应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不断的持续发展，在当时起了很好作用的东西现在可能就成了制约社会经济的一个因素。”钟永生表示。

　　谁都希望多拿钱，少做事。政府把内部摆不平的事拿出来，摊到了纳税人的头上。

　　国税和地税分设两套机构，虽暂时解决了中央和地方的内部矛盾，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导致征税成本和纳税成本“两高”，还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据钟永生说，中国征税成本超过10%，也就是说纳税人每纳1元钱的税，其中就有1毛钱被税务机关花掉。而美国的征税成本在1%以下。

　　“企业要向两个机关去申报，有些报表是共同性的，像资产负债表等，报表都要多打一份，每年要多砍伐多少树？再说，如果只需要去一个机关，少跑一点，北京市的交通还能更畅通一点，也有助于环保。所以，现行的征税系统与当下所倡导的低碳经济可谓格格不入。”钟永生说。

　　此外，税务机关每年都要对企业进行年检，有的税务干部还要亲自到企业去调查，两套税务机关，年检内容可能大同小异。这样，既增加了税务部门的管理成本，也增加了企业接待应付的成本。

　　“如果把征税、纳税这两块成本节省下来，每年很可能会给中央财政再增加1万亿的财政收入。”钟永生说。

　　钟永生认为国税和地税应该统一。“有一套税务机构足以。纳税人只要把钱交给国家就可以了。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怎么分，这是我们公务员该办的事。我们有这么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完全有能力把它分配好，而不必要劳烦纳税人。”

一个大胆的设想：取消税务部门

　　钟永生表示：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对税率、征管方式以及税收体系进行综合调整。

　　有鉴于现行征税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钟永生提出了一个颇为激进的想法，“税务机关不要，国税和地税这两套机构都免了，由民间机构辅导企业交税”。

　　他的具体设想是：企业依法纳税，直接把税款打入财政部的公开统一账户，财政部可配一个税务司，地方财政局设一个税务科，协助管理登记等具体事务。

　　如果纳税人对征税流程不熟悉，可以找社会上的中介机构，就像现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专业而高效。

　　企业是否偷税漏税由审计部门去审计，比税务部门更专业。如果查出问题，由法院去处理；有涉嫌违法犯罪的，由法院和公安机关协同处理。

　　信息化时代，网络具有强大的功能。至于税收分配等问题，可借助相关软件。

　　这样，可大大降低政府征税、企业纳税的成本，减轻纳税人负担。如果征税成本从现有的10%降为2%，将剩下8%的空间留给纳税人，税负将得到明显减轻。

　　此外，还能解放人才。现有国税、地税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社会精英，把他们放在税务部门，是一种才华浪费。如果把他们从这里解放出来，让他们去从事其他的事业，对经济社会的价值会更高。

　　钟老师的想法听起来有些大胆，但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相信到那一天，就算没有国税局，也没有地税局，我们的税收秩序会依然井然有序；也许只有等待那一天的到来，我们的税收秩序才会井然有序。

收税交税 操作空间广阔

　　郭伟曾经在国家税务部门工作过十多年，现在自己开了一家税务工作室。税务工作室，记者还是第一次听说。

　　郭伟对自己的定位是：幕后的税务师爷，台前的税务代言人。其工作室的具体职能如下：协助个人对纳税策略进行管理。运用有效的方法，降低个人（公司）的税务风险，同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合理避税，将个人（公司）的整体税负降至最低。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帮助企业应对税务危机。说白了，就是帮企业出谋划策，与国家税务部门斗智斗勇，在关键时刻，寻找税务工作人员的“一、二、三、四、五”，使企业以牺牲最小的代价，渡过最大的难关。“就像一个人，犯了大罪，我的责任就是通过努力，尽量把‘死刑’扭转为‘死缓’。”郭伟形象地描述道。

　　他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他亲历的案例。当地税务部门找到了一家企业，要对企业缴税状况进行严查。一般来讲，有关部门既然找到企业，是已经掌握了一些把柄的。企业自己也明白有问题，找到了郭伟。郭伟仔细研究了相关文件后，以前辈的身份给当地税务局的一位科长写了封信，从文件的出台背景到变迁过程，再到对方工作程序存在的诸多问题，逐一阐述，全面、系统而专业。科长一看，有些傻了，“开始对自己做的事情不自信了，然后就按照我的导向思考并处理问题。结果，把一个完全不该征的税征了，该征的却放了水，一计算，企业需缴纳的数额由3000万元变成了200万元。合适，就给了。”

　　神圣税务的征缴过程，竟然存在如此大的操作空间，足见征税系统的混乱，也足见我们税务工作人员的专业修养与工作能力。

　　“我希望改革越慢越好，体制越乱越好，那样，我的机会就越多，市场空间就越大。” 郭伟开玩笑地说。不知有关部门听了这话，该作何想？